◆ 文化應跨越藩籬 勿淪政治犧牲品
◆ 知識分子最重要價值：保有獨立於權力之外的判斷 文化人別急於站隊高牆
◆ 讀家觀點／黃仁勳風波給國家的啟示
◆ 要陸客政治表態 不如做好入境審查
◆ 接近投票日 重大偵查行動應滿足有具體事證等五原則 選前查賄 應有制衡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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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1-13 00:01 聯合報 ／ 季青漫畫 季青漫畫
讀家觀點／黃仁勳風波給國家的啟示
2026-11-13 00:12 聯合報／ 王鳳生／高雄大學榮譽講座教授（高雄市）
近日輝達執行長黃仁勳引發的風波，受到各界高度關注。媒體追逐的或許是私人關係、情報疑雲，以及事件是否影響其在公司的領導地位。然而，若只把它看成一則企業醜聞，恐怕忽略了一個更值得公共政策思考的問題：當一家企業已成為國家科技競爭力的重要支柱，企業領導人的個人可信度與判斷，是否仍然只是個人的問題？
今天的輝達，已不是一家普通的科技公司。人工智慧的競爭，使高階晶片與運算能力成為國家戰略資源。黃仁勳也不再只是成功的企業家；他的個人形象、領導能力與商業判斷，已與輝達的市場信心，以及美國在人工智慧競爭中的戰略利益相互交織。正因如此，一個原本屬於個人或企業層次的事件，才可能迅速延伸到公司治理與國家利益的層次。孟晚舟事件則可視為這段轉變中的另一個重要歷史座標。
這讓人想起廿多年前的楊致遠與雅虎。當時，美國科技企業面對中國，最重要的問題仍是全球化與市場：如何進入這個龐大的市場，又如何面對不同政治制度下的企業責任。雅虎所經歷的爭議，也曾進入美國國會的視野。然而，那個時代的基本假設仍然是，中國首先是一個值得爭取的市場。
廿多年後，這個基本假設已根本改變。中國仍然是重要市場，同時也是美國科技與戰略的主要競爭者。從楊致遠的網路時代，到今天黃仁勳面對的人工智慧與半導體競爭，美國科技企業與中國關係，已從「如何在中國做生意」，轉變為「如何在商業利益與國家安全之間，畫定可信的界線」。
無論最後調查結果如何，我們都不應急於將它定性為間諜事件，更不必從私人風波推論個人的去留。真正值得提出的問題是：在高度戰略性的產業中，企業領導人的個人可信度，是否已成為一項具有公共性的戰略資產？
這並不是說企業家應放棄私人生活，或政府應以國家安全之名介入企業日常治理。問題在於，當一家企業的技術、供應鏈與領導人，都可能影響國家的戰略利益時，公司治理就不能只停留在股東與管理階層之間。董事會如何管理關鍵人物風險？企業如何建立足以防範利益衝突與安全漏洞的制度？這些都將成為人工智慧時代新的治理課題。
對身處全球AI 供應鏈關鍵位置的台灣而言，這場風波同樣值得思考。無論產業政策或城市發展，都不宜過度繫於單一企業，甚至單一企業家的個人聲譽與判斷。真正的科技韌性，仍須建立在完整產業環境與制度基礎上。
從雅虎到輝達引發的風波，改變的不只是科技與企業規模，更是企業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今天黃仁勳所面對的風波，只是這段漫長變化中的最新一幕。回首楊致遠時代以來的科技道路，或許可以借用蘇東坡「定風波」中的一句話：「回首向來蕭瑟處」。
回首，並不是為了感嘆風雨，而是為了看清來時的道路。從網路時代走到人工智慧時代，科技企業、企業家與國家利益之間的關係已經發生深刻改變。唯有回首，我們才能看清今天這場風波真正帶來的啟示，並思考在創新、公司治理與國家利益之間，如何走出一條更穩健的道路。
選前查賄 應有制衡機制
2026-11-13 00:11 聯合報／ 劉邦繡／中信金融管理學院財經法律系教授、基隆市政府法制及勞動處長（竹北市）
選舉是民主政治核心，司法則是人民權利最後一道防線。國家有責任嚴查賄選，維護選舉公平，司法機關更應堅守政治中立，不能讓偵查權成為影響選情的工具。
尤其投票日前，檢警調若突然針對特定候選人、競選總部、幹部及支持者，發動大規模搜索、傳喚或拘提，即使具有法律依據，仍可能對選舉造成難以回復的影響。試想，候選人在投票前十天，競選總部突然遭搜索，數十名幹部及支持者同時遭傳喚、拘提，媒體大幅報導，選民可能因此形成候選人涉嫌賄選的印象，競選人員也可能心生恐懼，影響合法競選活動。即使最後查無犯罪事證，選舉早已結束，候選人如何挽回選情？
因此，選前查賄不能只問「有沒有法律依據」，更應追問：為何選在此時、為何如此大規模、有無侵害較小的方法？司法人員應保持高貴的靈魂，倘若司法受到政治指揮或利用，將是民主法治國家的重大災難。
司法必須真正中立，也要讓人民相信司法中立。無論國民黨、民進黨、其他政黨或無黨籍候選人，只要涉及具體賄選犯罪嫌疑，都應依法偵辦；但相同程度的犯罪嫌疑，也應受到相同標準的偵查，不能因政治立場不同而差別對待。當然，不同案件的證據及滅證風險可能不同，不能僅憑搜索、拘提人數，就認定司法不公，關鍵在於偵查機關能否提出客觀合理的理由。
依刑事訴訟法，偵查中搜索原則上須取得法院核發的搜索票，但法官審查個別搜索是否合法，不代表整體大規模偵查的時機、部署及選舉影響均已受到充分審查。尤其拘提直接限制人身自由，不能僅因懷疑當事人不願配合，就任意以拘提取代傳喚。現行檢察官依法具有一定的拘提權限，是否應強化法官事前審查及外部監督，值得檢討。法院更應發揮客觀中立的實質審查功能，不能流於形式。
選舉期間沒有司法真空，更不能因即將投票就放任賄選。如果有人正在買票、交付賄款或有立即滅證危險，檢警調當然應迅速偵辦；但若早已掌握事證，卻選在投票前夕發動大規模搜索、拘提，就應充分說明必要性與急迫性。
筆者建議，投票日前十四日內的重大偵查行動，建立五道制衡機制：第一，須有具體犯罪事證，不能僅憑傳聞發動強制處分；第二，嚴格審查搜索、拘提必要性及比例原則；第三，建立重大偵查行動書面督導制度，由檢察長或適當層級審查，但不得取代法官權限或容許政治介入；第四，落實偵查不公開，防止選擇性洩密造成未審先判；第五，建立選後獨立檢討機制，客觀檢驗偵查行動的合法性及中立性。當然，不能僅因最後不起訴或無罪，就認定先前偵查違法，仍應依當時證據判斷。
台灣民主政治發展至今，社會上不時出現「藍綠查賄標準不一」的質疑，無論是否屬實，都值得司法機關正視。司法中立不能只靠口號，而應透過一致的執法標準、嚴謹的司法審查及可受檢驗的程序，贏得人民信任。司法的威信，不在於搜索多少處所、拘提多少人，而在於每一次強制處分，都經得起法律與人民的檢驗。查賄不能有政治顏色，司法不能淪為選舉工具。
要陸客政治表態 不如做好入境審查
2026-11-13 00:12 聯合報／ 陳清雲／立法院法制局前局長（新北市）
一張訂房單上的「中國台灣」，竟讓一名申請來台觀光的大陸民眾被要求補件，還須親筆寫下「尊重台灣為主權獨立之國家，兩岸互不隸屬」。移民署表示將精進遣詞用語，避免不必要的誤會。這個承諾值得肯定，但更值得追問的是：旅客來台，究竟要證明自己遵守法律，還是先接受一場政治測驗？
兩岸治權各自運作、互不隸屬，是長期存在的客觀現實。要求旅客抄寫一句話，不會改變兩岸現狀，也不會增加台灣安全保障；它只有形式上的表態，沒有實質效果。若把這類文字當成入境審查的必要門檻，反而容易讓人覺得，台灣要以政治表態換取觀光許可，既無助於兩岸互信，也有損觀光待客之道。
這不表示入境審查可以鬆懈。國家安全必須擺在前面，申請資料是否真實、旅客是否符合規定、是否涉及危害安全或違法情事，都應依法查明。來台旅客的旅行或證明文件，如涉及統戰宣傳，主管機關當然應提高警覺，依具體內容與事證評估國安風險，依法採取必要措施。但也應區分訂房平台的地區標示、旅客本人的行為與刻意宣傳，不能一概而論。要求旅客表達特定政治立場，與查核身分、行程及安全風險，是兩回事。審查標準愈清楚，執行愈一致，才愈能守住安全，也避免行政措施被政治化。
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一條明定，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人民權利義務及其他事務的處理，得以法律為特別規定，「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正是依此建立兩岸往來的法律框架。既然已經有法律規範，行政機關就應在法定範圍內審查，明確告知補件理由與依據，不宜用一句帶有政治立場的聲明，取代具體的法律標準。
兩岸交流並非只有政治象徵，也關係民眾生活與產業生計。觀光客來台，能帶動旅宿、交通、餐飲與地方商圈；文化往來讓兩岸人民有機會從真實接觸中認識彼此；若制度安排得宜，經貿交流也能為台灣商品拓展市場。但交流必須建立在平等互惠、相互尊重之上，不能一方開門、另一方設障，更不應把觀光當成政治施壓的工具。雙方都尊重彼此的管理規範與生活方式，交流才能長久，人民才能得到實惠。安全把關與開放交流不必互相排斥，重點是把風險管好、把規則訂清楚。
政府施政的首要責任，是提升經濟、增加就業與收入，讓人民安居樂業。與其讓旅客在入境前先抄寫政治口號，不如把審查流程做得透明、有效率，讓旅客願意來、商家做得起生意，也讓台灣產品有機會走出去。人進來、貨出去，讓交流帶來實際收益，才是對台灣最有利的安排。守住安全，也要打開機會；政治表態不能代替治理，平等互惠、依法交流，才是務實之道。
文化人別急於站隊高牆
2026-11-13 00:00 聯合報／ 黃瑞彬／文字工作者（新北市）
羅大佑的名作「鹿港小鎮」迴盪近半世紀，歌詞中對社會變遷的反思，至今仍令人深思。這位向來以批判精神著稱的音樂人，近日接受廣播節目專訪點名文化部長李遠，並批評民進黨大幅降低台灣「文化人」的認定門檻，讓原本應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創作者，在政府資源與名器的聚攏之下，逐漸失去應有的自主性，甚至演變成「民族性的墮落」。
日本作家村上春樹曾於民國九十八年（二○○九年）領受耶路撒冷文學獎時，以「高牆與雞蛋」比喻個人與體制的對抗。他說：「在一扇高大、堅硬的牆和一塊撞向牆壁而碎裂的雞蛋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那邊。」即使高牆有其道理，雞蛋也可能犯錯，他仍選擇站在脆弱的一方。這段話之所以經典，正因為它點出了知識分子最重要的價值：不是為強者辯護，而是保有獨立於權力之外的判斷，替無法與高牆抗衡的人發聲。
羅大佑質疑，當今創作者寫一、兩本書，拍一、兩部紀錄片，創作不過三、五年，便可自稱文化人；甚至連拍攝紀錄片、製作音樂錄影帶都期待政府補助。最駭人聽聞的是大罷免期間那句「合法的飯你不要嗎」，扭曲了文化人在民眾心目當中的角色。當然，文化創作需要資源，政府扶植藝文產業也無可厚非，但真正值得深思的是，當創作者的生存與政府資源愈來愈密不可分，還能否保有批判政府的勇氣？文化人又該如何維持獨立？
歷史早已給過警惕。魯迅當年在新青年雜誌中宣傳民主與科學，更是對抗長期的封建思想牢籠，但當魯迅加入左翼作家聯盟後，卻逐漸感受到組織內部的紛爭與思想約束，連魯迅加入原本志同道合的文學組織後，都難以避免受到內部規範與立場牽制，更何況今日那些以集體名義發聲的文化人？
歷史上的文人結社，究竟有多少人願意對統治者直言進諫，又有多少人最終淪為歌功頌德的附庸？值得反思。反觀今日，近一千三百名學界人士連署成立特定候選人的學界後援會，文化人支持特定政黨或候選人固然是自由，但更應思考，究竟是在以專業監督權力，還是替政治背書？近期作家廖玉蕙指稱台北市垃圾車廣播支持蔣萬安，經查證實為公費疫苗宣導；文化人未必需要做到「文死諫」的地步，但至少需要維持獨立思考。
文化人真正可貴之處，不在於獲得多少補助或能夠號召多少人連署，而在於不受名器收買、不因政治立場而放棄是非。前蘇聯作家索忍尼辛曾有一句廣為流傳的話：「在一個國家擁有一位偉大的作家，就等於擁有了第二個政府」。這個「第二個政府」的價值，並不在於與執政者唱反調，而在於它能夠提供另一種觀點，讓社會不至於只剩下一種聲音。
無論高牆是由哪個政黨築起，文化人都應該記得為何而發聲。從被忽視的弱勢者、遭受不公平對待的人民，到在公共論述中缺乏話語權的群體，都需要有人願意站出來。羅大佑一首「鹿港小鎮」唱出時代的失落，如今又以直言不諱的態度挑戰文化體制，這份不願隨波逐流的精神，恰是當代文化界所需。文化人應當站在雞蛋這一邊，而不是急於站隊於高牆；因為當所有人都選擇依附高牆，最後被遺忘的，將是文化原本應有的靈魂。
2026-11-13 00:00 聯合報 ／ 波波 波波漫畫
文化應跨越藩籬 勿淪政治犧牲品
2026-11-13 00:00 聯合報／ 黃子政／大學講師（高雄市）
羅大佑（圖）日前在節目上點名文化部長李遠，直言「我覺得你要晚節不保了耶」，李遠反擊稱自己的「節就是台灣」。聯合報系資料照
資深音樂人羅大佑近日公開批評文化部長李遠「晚節不保」，質疑當前台灣文化人的認定門檻降低，甚至有人創作幾年便自稱文化人，只為爭取政府補助。李遠則反擊自己的「節就是台灣」，認為文化工作者缺乏基本保障，政府補助是扶植創作的重要資源。雙方言辭交鋒引發文化圈廣泛議論。
客觀而言，羅大佑的批評並非全無值得思考之處。文化工作需要長期累積、專業淬鍊與社會責任，文化人的價值也不能單憑出版幾本書、拍攝幾部紀錄片或取得政府補助來認定。他所憂慮的其實是文化專業是否正在被稀釋，以及政府資源是否可能成為政治酬庸的工具。這些問題值得嚴肅檢視。
然而，文化也不是少數資深人士的專利。時代不斷改變，年輕世代透過影像、音樂、文學、漫畫及數位創作展現文化能量，未必需要等待二、三十年才能獲得社會肯定。文化人的價值應由作品品質、專業表現及社會貢獻來衡量，而不是以年資或世代畫分高下。
至於政府補助更應回歸制度討論。文化創作者確實普遍缺乏穩定收入，適度扶植有必要，但納稅人的錢非政府私房錢，補助制度須具備公開、公平、透明的審查機制，評選標準、資源分配及成果效益都應接受社會檢驗。既不能因為申請補助就汙名化創作者，也不能因為打著文化扶植的旗號，就免除政府的監督責任。
李遠身為文化部長有權為政策辯護，但也須接受不同意見檢驗；羅大佑身為具高度文化影響力的音樂人，也有權批判政府卻應提出具體事證，而非僅以「晚節不保」或「不要臉」等尖銳字眼將不同世代的創作者一概否定。
值得警惕的是每逢選舉，文化議題往往容易被政治立場綁架，甚至延伸為族群、省籍與統獨認同的攻防。文化原本應該是跨越族群、世代與政治藩籬的共同資產，如果連文化人都必須先表明政治立場才能取得尊重，這才是台灣文化最值得憂慮的危機。
文化可以有立場但不應有門派，政府可以有政策但不能有私心。成熟的文化高度在於能否容納異議、尊重專業，並讓下一個世代有機會創造自己的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