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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報社論／綠能目標又跳票，意外的是賴政府仍未覺悟

◆ 　聯合報黑白集／血滴子出動

◆ 　經濟日報社論／發展離岸金融 要把握契機

經濟日報社論／發展離岸金融 要把握契機

2026-02-12 01:38 　經濟日報／ 經濟日報社論

金管會。 聯合報系資料照

近年來，金管會積極推動「亞洲資產管理中心」政策，近期公布相關辦理成效，並提出「境外資產管理平台」構想，希望整合國際金融業務分行（OBU）、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OSU）及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OIU）的「3O」跨業協作機制。此政策不僅提升金融機構財富管理效能，更觸及高層次的金融發展策略：透過制度調整，協助金融業發展跨境資金吸納與交易的離岸金融（offshore finance），提升台灣在區域金融中心的地位。

歷史經驗顯示，離岸金融是全球金融體系演進產物。二戰後美元成為主要國際貨幣，而在政治陣營對立與各國維護貨幣主權背景下，跨境資本流動常受限制，促使美元在境外形成獨立交易市場。例如，倫敦藉由歐洲美元市場維持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新加坡與香港透過發展離岸金融，成功吸引跨境資金與專業人才聚集。可見，許多後天形成的國際金融中心，往往與離岸金融的發展密不可分。

離岸金融的成長並非因規避監理，而是承擔與在岸金融不同的風險特性。在岸金融以人民權益與金融穩定為重，監理重點在於資本適足、投資人保護及系統性風險控管；離岸金融則服務跨境交易與專業投資人，強調效率、彈性及風險自負。隨著國際監理標準演進，離岸金融不再是監理真空，而是在防制洗錢、打擊資恐及資本隔離等原則下，採取與在岸不同的監理邏輯。

台灣自民國七十三年（1984年）設立 OBU 以來，具備一定的離岸金融基礎，近年更導入 OSU 與 OIU，顯示政府與金融業對此並不陌生。然而，離岸金融在台灣仍非主流業務。金管會統計，民國一一四年（2025年）3O 業務的稅前盈餘僅占金融三業整體盈餘一成，且其中近九成獲利來自 OBU，證券與保險的離岸業務規模仍不明顯。顯然，台灣在離岸金融領域仍有相當大的發展空間。

推動離岸金融發展，可藉由「亞洲資產管理中心」政策作為支撐，增強市場信任與國際連結。離岸金融不僅強化高資產客戶的管理服務，更可擴展為企業跨境投資、資金調度與風險管理的平台。政府似可引導離岸業務從「以客戶為中心」逐漸轉向「以市場與產業需求為導向」，透過資產管理與離岸金融相互帶動，加速金融國際化步伐。

台灣可採取功能明確且具產業特色的離岸金融發展策略，有效結合科技業、全球供應鏈以及台商海外布局所衍生的跨境金融需求。企業在對外投資、併購或設廠過程中，往往涉及籌資、融資、外幣避險與商業保險等多元需求，這正是台灣提供「一站式」離岸金融服務契機，並藉此提升金融服務的附加價值。

以台美經貿談判，台灣被期待對美投資五千億美元為例。政府若能「借力使力」，引導金融業承接企業對外投資的跨境金融需求，並透過離岸金融平台提供完整服務，將可使台灣金融體系成為企業全球布局的支撐，創造金融與產業雙贏局面。

離岸金融若能與「亞洲資產管理中心」配套發展，將可強化台灣金融國際化的韌性。政府推動國內資本市場發展（如「亞洲創新籌資平台」），可同時促進在岸與離岸市場的協同發展。台灣若能開發以外幣計價的股票、債券及衍生性金融商品，將增加「亞洲資產管理中心」的投資選項，提升資產配置彈性。

離岸金融市場主要是外幣交易，不直接衝擊新台幣匯率與貨幣政策操作空間，反而擴大金融業的國際業務規模。在風險可控與制度有效隔離前提下，發展離岸金融並非增加不穩定因素，而是將原本發生在境外的金融活動，合理納入監理框架之中。

政府推動「亞洲資產管理中心」政策，為台灣發展離岸金融提供重要契機。除了財富管理國際化增強國際金融連結，建議政府進一步善用台灣在產業結構、企業海外布局與金融穩定的優勢，推動更具規模與功能性的離岸金融發展。如此不僅提升整體金融競爭力，更能奠定台灣在亞太金融體系的關鍵地位。

聯合報黑白集／血滴子出動

2026-02-12 00:06 　聯合報／ 聯合報黑白集

立委高金素梅涉詐領助理費遭搜索約談，北檢複訊時高金因身體不適，緊急送台大就醫。記者曾原信／攝影

檢調兵分卅路搜索無黨籍立委高金素梅，動作之大，擺明要一舉毀掉她名節。奇怪的是，此案由調查局「國安站」發動，但檢方宣布的三案包括詐領助理費、違反醫療器材管理法及詐領某協會補助款，均看不出與「國家安全」有何關聯，顯得牽強。

高金素梅擔任山地原住民立委廿四年，一向形象良好，問政鏗鏘到位，從未傳出關說濫權情事。若她涉詐助理費，為何檢方這麼多年不辦，卻等到選舉年才大動干戈，令人不解。更可疑的是，由「國安站」發動偵辦，顯然是要隨手扣她紅帽。

觀察檢方所說的三案，唯一可能涉及「國安」疑慮的，應是所謂「違反醫療器材管理法」一事。原因在，二○二二年新冠疫情盛行期間，高金素梅曾對外募集七萬支快篩試劑，交由相關原民議員協助發放。專案小組懷疑，這些快篩試劑是從中國大陸化整為零進口，可能有中資介入。

回想疫情期間政府因應的兵荒馬亂，假快篩及假進口商充斥，民進黨何曾顧及基層民眾的防疫破漏？高金素梅募集快篩照顧族人，是在填補政府的防疫空窗；誰料時過四年，竟被當成賣國罪犯論處。賴政府的執法心態，如何服人？

檢調以國安之名偵辦高金，用心險惡，更充滿政治算計。若連她都難逃司法怪手之害，也難怪，在野立委都驚呼：「血滴子來了！」

聯合報社論／綠能目標又跳票，意外的是賴政府仍未覺悟

2026-02-12 00:10 　聯合報／ 聯合報社論

綠能發電占比二成目標，今年底仍無法達成。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蔡政府十年前誇下民國一一四年（二○二五年）「綠能發電占比二成」的海口，但四年前即預知跳票，將達標期程改為民國一一五年（二○二六年）底。但經濟部近日承認，今年底仍無法達成目標，這次甚至連新時程都不敢提。這場跨越兩任總統、執政十載的能源大夢，在現實的引力下，終究重摔在地。綠能跳票其實在意料之中，令人意外的是，執政者面對滿目瘡痍的能源布局仍毫無悔意，還在為錯誤政策尋找蒼白的藉口。

蔡英文民國一○五年（二○一六年）甫就任總統，便提出「非核家園」大計。在政治意識形態指導下，硬訂出「五三二」的發電配比：燃氣五成、燃煤三成、綠能兩成，核能歸零。這項包裝成「進步、環保」的宏圖，卻忽略台灣海島國家獨立電網的脆弱性，再生能源雖符合減碳潮流，但其不穩定性，先天決定了它扛不起全國五分之一供電的重任。民進黨無視能源轉型的物理限制，一路強行關閉核電廠，以為不成熟的綠電足以補位；結果證明這不是轉型，而是豪賭，賭上了台灣經濟的競爭力與民生安定。

前經濟部長王美花時代，即預見民國一一四年（二○二五年）達標無望，在民國一一一年（二○二二年）將達標日延至民國一一五年（二○二六年）十月，繼任的郭智輝又延到十一月。但截至去年底，台灣綠電占比僅十三％，距離廿％的目標仍遙不可及；現任經濟部長龔明鑫，只能再度宣告跳票。幾任經濟部長做不到的事，卻把失敗的責任推給環評或法規，顯示決策者無能解決問題卻一再尋找藉口，想用無止盡的延期掩蓋決策的草率。

當綠能無法達標、核能又被迫退場，缺口由誰填補？答案是「火力全開」！近年台灣民眾被迫「用肺發電」，燃煤的高排碳與空汙，成為中南部民眾揮之不去的噩夢。在民怨高漲下，政府轉而押寶天然氣，並藉此向美國增購天然氣，順勢討好美國。但能源問題並未因此解套，除天然氣接收站因破壞環境遭到抗爭，天然氣全數仰賴進口，也讓台灣落入遭到能源封鎖的險境。我國天然氣安全儲量僅十天上下，一旦台海遭遇封鎖或其他運輸變故，能源命脈不到兩週即斷絕。政府把能源命脈押給海上運輸鏈，等於將國安防線交給天意與敵手，完全是短視近利的做法。

隨著能源配比日漸失衡，民眾看到的不是能源政策的調整，而是「綠電新貴」的崛起。在政府大手筆補貼與躉購制度下，綠能產業成了政商利益集團的發財捷徑。從光電板破壞山林、風場選址爭議，到與地方權力的糾葛，綠能這塊「政治正確」的招牌背後，隱藏著各種見不得光的尋租便道與利益輸送空間。全民承擔高電價與斷電風險，那些藉著政策紅利致富的新貴，成了這場能源荒謬劇唯一受惠者。

更糟的是，AI 時代來臨，數據中心已成「吃電怪獸」，政府政策還在推拖拉。一座大型 AI 資料中心的耗電量，相當於數十萬戶家庭，需要廿四小時的高穩定供電。輝達、超微等科技巨頭頻頻關切的電力問題，正是台灣能源政策的軟肋：產業需要的是低碳且穩定的基載電力，而非隨天氣起伏變化的間歇性能源。若不及時導正，能源缺口將成為科技產業發展的斷崖，讓台灣錯失下一個世代的競爭力。

綠能再度跳票，掀開了國王的新衣，暴露台灣能源韌性的脆弱。政府近期釋出「重啟核三」的風向，但核三重啟最快也是民國一一七 年（二○二八年），其間不足的電力，誰變得出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大勝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日本的柏崎刈羽核電廠六號機組重啟，這才是務實。賴政府看到了嗎？

【專家之眼】從「舊仇」與世紀血案談蔣萬安現象（廿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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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之眼】從「舊仇」與世紀血案談蔣萬安現象

2026-02-12 06:23 　聯合報／ 楊穎超／銘傳大學副教授

電影「世紀血案」取材自至今仍未偵破的林宅血案，爭議持續延燒，文化部長李遠近日受訪回應。（中央社）

多元性是物種競爭的關鍵優勢，但另一面是容忍異己。號稱多元的台灣社會，利益固然如此，可是經過那麼多年的民主實驗，價值、觀點是否多元？甚至有否營造容許多元討論空間？最近兩件關於台灣史的「爭議」，一是某網紅提出所謂「蔣萬安現象」，稱年輕一輩對國民黨「舊仇不再」，以及電影「世紀血案」引發的相關評論，剛好戳破當代台灣看似多元，其實一元的虛假性。

把「爭議」括號起來，是因為兩事發展至今，都隱含不討論事實之意。既然不討論事實，僅餘的枝微末節，就沒有足稱重要的爭議了。第一件是網紅解釋今年底的台北市長選舉，民進黨目前無人能戰蔣萬安現象，認為年輕一輩對過去歷史的淡然，無論是沒有親身感受，或是有不同史觀看法，對於曾經威權統治的國民黨，沒有太多歷史印象，於是舊仇不再，蔣就是一位符合年輕口味的活力市長。

網紅觀點反映言論市場主流。附和者重複觀點就不講了，不同調者則大約主張要算舊仇，應先追究日本統治時期、祖輩的事不應牽連子孫、應該往前看，或者聯想即將到來的二二八，稱重提血債那麼多年，也該夠了云云。上述看似不同看法，前提之一是皆肯認「舊仇」普遍性的存在。然而，真的嗎？

對於兩蔣時代歷史陳述，其實有矛盾：一方面稱台人多數長期承受血海深仇與恐懼不安。例如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描述二二八事件時，主張「公開及祕密大屠殺被殺死的台灣人，僅台北一處即達萬人以上，當時，台北的人口只有卅餘萬，換句話說，卅人中就有一人，或六戶之內就有一人被殺害」，而「在民國四十二年（1953年）的台灣人口之中，被認為行蹤不明而從戶籍上被削除者達十餘萬人，無疑的，其中的絕對多數就是在二二八起義時被殺害的犧牲者」。

單一事件有如此普遍的殺戮，因此形成他人描述那時代：「戒嚴之下的台灣社會人人自危」、「民眾的日常生活都在這般天羅地網、滴水不漏的多重監視下，動輒得咎」、「恐怖的社會，人人都在戰慄下沉默」的普遍性恐怖說法。

然而，在另方面，兩蔣時期的執政黨，卻獲得民主選舉裡，匿名投票的多數長期穩定支持。民國卅五年（1946年），剛接收的政府就舉行台灣第一次各鄉鎮市民代表普選，約二百四十萬公民宣誓參與，可見中華民國體制自始就獲得台人支持。隨著各項選舉逐步推進，出來投票與投票支持國民黨候選人的比率，大約在七成上下浮動。即便二二八事件後的選舉，也是如此。

該如何解釋高比率被害的「舊仇」論述與支持執政黨投票同時存在現象？有人主張因為作票、賄選，或派系動員等，所以選舉不能反映台灣真實民意。然，沒有資料來源，主張者所本存疑，如此理解台灣政治，等於搖撼學界對兩蔣時期選舉研究的諸多成果，更嚴重的是，如果肯認「舊仇」存在，此種解釋也等於是在暗示不少台灣人民及後代，在經歷諸多親友被殺、被消失，甚至本人受盡政府恐怖欺凌，只因有人送錢或社交關係就投票支持有「仇」的候選人。這種暗示，聽起來是不是有點怪怪的？

第二件是由林宅血案改編電影「世紀血案」引發的評論。相信絕大多數人會同意，林案是慘絕人寰的悲劇，又與公共議題有關，此案沉寂已久，即便檢警仍在偵辦，還需有更多社會資源投入，以待早日破案。電影拍攝，目前看來有達矚目效果。然而，對此主要評論，卻是要問過、甚至取得受害者家屬的同意。

更有意思的是文化創作本就存有個人看法空間，文化部長對之前出現事實爭議的《聽海湧》只有肯定，此次卻表示，林案在台灣歷史上非常重要，是對台灣來講非常悲哀的悲劇，不能夠隨便詮釋。他認為該電影「再一次的踐踏台灣人、傷害台灣人，而且藐視我們的歷史，修改我們的歷史」。還提到從法律面來講，「世紀血案」並未取得受害者家屬的同意、演員也被欺騙，法律面上非常有問題；就動機來講，這組人過去拍過的電影「幻術」，抹黑了李登輝與歷史，「轉型正義在台灣為什麼不太動就是，我覺得我們一直被阻止瞭解真相」。

文化部長談歷史、法律、轉型正義，就是不提文化創作，甚至隱含林案已有真相，不需要修改的看法。這樣定調，還能容許異見討論嗎？如果要問過受害者家屬，那就僅有家屬接受的觀點才能發表了。我們都相信家屬想追求真相的心意，然而，還是可以引述之前備受推崇的許倬雲教授對相關事件看法。

他說：「林為什麼在牢裡不肯問？不肯查？到今天還是不肯查？當年林家案子發生時，沈君山跟我還有幾個朋友討論，間接對林義雄建議：我們可以幫你的忙，找台大的葉英堃教授，他是催眠專家，葉英堃和林憲都會催眠，請他們催眠那位活下來的小女孩，看看她印象中所見所聞是什麼。當時林在牢裡，方素敏去問他，結果他說不要。我們說葉和林都是很誠實的學者，不會有偏差的。林說『不要，我不要做』。林心裡一定知道什麼線索，不可能不知道，不然的話弒母殺女那麼深的仇恨，他吞得下去！」

本文其實並未討論事實問題，而是在問，台灣社會能有個多元討論的空間嗎？學界與文化界平常看似眾聲喧嘩，但針對兩議題，不知有多少人曾經表達過跟當權者不同看法？仔細觀察，或許可以一葉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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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紫宸／「千金股」下被忽視的排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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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紫宸／「千金股」下被忽視的排他性

2026-02-12 00:00　 聯合報／ 杜紫宸（中華大學兼任講座教授）

台北股市在蛇年封關前寫下一項紀錄：股價跨過千元門檻的「千金股」突破卅三家。對部分投資人與輿論而言，這被視為台灣高科技與半導體產業競爭力的象徵，也被解讀為企業成功升級的成果；然而，回到資本市場的功能與制度設計檢視，此一現象是否真如外界想像般正面？

首先必須釐清，股價本身並非企業價值的直接指標；股價高低，只是市值與流通股數相除的結果，企業真正的實力體現在獲利能力、股東權益報酬率、競爭優勢與長期成長性。國際市場中不乏基本面穩健、股價長期上升的企業，在股價過高影響市場參與時，透過股票分割等方式調整結構，以維持交易的可近性與流動性；這並非削弱企業價值，而是讓市場機能正常運作。

以美股為例，蘋果、微軟、輝達等大型科技公司，皆曾在股價累積至一定高度後進行股票分割，使投資門檻回歸合理區間，確保市場參與廣度與交易活絡。這種將股價結構「工具化」而非「神聖化」的做法，體現了成熟市場的核心精神－股價結構應服務於市場深度，而非成為企業身分或地位的象徵。

相較之下，台股部分高價股長期維持極高交易門檻，使一般投資人難以參與。當一張股票動輒需要數百萬元資金，投資就不再只是風險承擔的選擇，而逐漸成為資金規模的篩選機制。即便近年推行的盤中零股交易提供了緩衝管道，但在撮合效率與價格連續性上，零股市場始終難與整股市場等量齊觀，反而形成「結構補丁化」的次級市場，未能從根本解決市場參與的斷層。

市場參與結構一旦過度集中，影響不僅在於公平性，更牽涉價格形成機制的健全程度。當交易主要由少數法人與大額資金主導，價格波動反映的不再是多數投資人對企業價值的集體判斷，而是特定資金配置的結果。長期而言，這類低流動性的高價結構，極易在市場遭遇震盪時放大系統性風險，削弱市場的抗壓韌性。

從另一角度看，也並非所有成功企業都必然選擇上市。國際知名企業如宜家家居、博世等，長期維持不上市狀態，仍能支撐全球化經營與技術累積；台灣亦有具規模與競爭力的公司如長春石化，選擇以自有資金與審慎治理，推動研發與產能布局。這些案例提醒，上市並非企業成功的必要條件，而是一項涉及治理成本與制度選擇的決策。

回到資本市場的原始功能，企業上市的目的，在於透過公開市場向非特定大眾募集資金，支持研發、擴產與長期發展。然而，部分高價股企業在上市後，從未透過公開市場籌資，卻長期享有上市帶來的流動性溢價與品牌效果，甚至刻意維持高門檻的交易結構。這種形式合規、實質偏離的現象，構成監理制度中一塊長期被忽視的灰色地帶。

因此，監理機關在看待「千金股家數創新高」時，不宜以數量成長做為政績或市場榮景的象徵，更應主動檢視高股價是否已實質排除多數投資人、市場流動性是否過度集中，以及制度設計是否仍符合普惠金融的初衷。資本市場不是用來製造身分象徵，而是用來配置資源、承載風險、支撐產業長期發展。當監理僅止於合規檢查，卻未回應高價股造成的結構性排他效果，繁榮恐難以成為治理成熟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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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瓊瑩／郭錫瑠們vs.八田與一

2026-02-12 00:00 　聯合報／ 郭瓊瑩（中華民國景觀學會榮譽理事長）

郭錫瑠最早擬自青潭取水，後遭原住民阻擋，經多次挫折。今如何開蓋、還原昔日水網或復原綠化，是當代人的「水文化」責任。郭瓊瑩／攝影

台灣山多平原少，是個多雨卻又難蓄水的缺水島嶼。要讓荒蕪的旱地養活人民，並趨向安居富裕，「水」成為裕民富國之命脈。荷據時期以掠奪經濟為主，側重蔗糖生產，直到一六四四年才開始利用天然池沼築埤蓄水灌溉，有規模地引入漢人種稻農耕。水利建設帶動經濟發展，因應移民之增加，各地之地方人士紛紛集資投入興築水圳，更有系統地進行集約耕作。知名者如鳳山曹公圳、彰化八堡圳、台中葫蘆墩圳，以及台北盆地最重要的瑠公圳系統。

瑠公圳雖不是最早闢建的水圳系統，卻是影響台北盆地發展關鍵。一七四○年由郭錫瑠變賣家產、招募鄉親自行開鑿，過程篳路藍縷，取水口數度更迭；復因颱風圳路全毀，開墾權易主，歷經廿二年始通水完成。開墾過程中，郭錫瑠因工程險峻而散盡家財，並因遭風災致暗渠全毀、重創開圳成果，抑鬱而終。其子承繼父志重修水圳，圳頭上移至今碧潭旁。攤開台北盆地地圖，瑠公圳系統經過之處均為今日精華區，奠定了首都發展利基。

另一個促成嘉南平原成為台灣最重要米倉的設施，即是嘉南大圳與烏山頭水庫，比瑠公圳晚了一八二年，係日殖時期官方（公共埤圳組合）在有組織、技術、資金下，聘請日籍技師八田與一負責設計建造，自民國九十年（一九二○年）動工、耗時十年，烏山頭水庫成為當時亞洲最大、世界第三之水庫。而其引入之「濕式土壩法」及「三年輪作給水法」，使得土地利用獲合理公平分配，備受農民感激、尊稱為「嘉南大圳之父」。今在烏山頭水庫旁設有八田與一紀念園區，每年忌辰舉辦追思會，亦成為台日歷史連結的重要見證。

兩個水圳系統具有不同時代的農業、民生及文化意義，也可對照民間出資協作與官方推動水利建設的經營規模差異。瑠公圳是清代農業墾殖社會，由下而上對「水權」亟求之見證；而嘉南大圳係日殖時期由農業轉型工業化，由上而下、具官營體制和效能化的具體典範。

郭錫瑠不只代表個人，還代表著台灣早期移民生存、生產，由民間自主開發投資「公共建設」的熱忱與智慧。台灣這四百多年來，更有無數知名與不知名的「郭錫瑠們」投入水利公共建設。今日因都市化，許多早期開發之埤圳已加蓋消失，或隱沒於現代化的都市棋盤中。瑠公圳引水口幾經易址，今日碧潭引水口已喪失功能，徒留抽水舊址與斑駁的瑠公圳史蹟紀念碑，孤立於跨溪高速公路下，沿線破碎化、已汙染之舊渠道更顯蒼涼。

回到國土規畫、水與綠網路藍圖，依張文亮教授之研究，全台四百多年來開鑿之渠道，有近六○,五五三條、四一,三九七公里，得以積蓄一,二九億噸水量。攤開這可繞地球赤道一周的水圳網路圖，除了立碑紀念這台灣特有的水圳文化之外，未來在國土空間規畫中實應設法再現、或再串連水網。想像一下，台灣地圖上那些與城鄉共生的藍色微血管，有朝一日得以慢慢復現的模樣。紀念八田與一的精神與情操，亦可拓展為傳承郭錫瑠世代先民的治水精神與水圳文化。

自清代的民間埤圳到日殖時期的公有化，官方以控制水權的手段掌控了水資源分配權。而今水利會已回歸官方體制，政府更有責任恢復這綿密的水網，使之成為國土的復育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