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24日 星期三

經濟/從葉倫演說破解升息密碼

.聯合報社論..從兆豐案看台灣的不守法文化
.聯合報黑白集.柯文哲的特效藥
.經濟日報社論.從葉倫演說破解升息密碼








經濟/從葉倫演說破解升息密碼


2016-08-24 03:56 經濟日報 經濟日報社論

美國聯準會(Fed)主席葉倫。 圖/經濟日報提供



美國聯準會(Fed)9月底召開會議時是否會二度提高利率?由於決策官員對外的發言依然分歧,觀察家都聚焦於Fed主席葉倫本周在「傑克遜洞」年會上的演說,試圖破解其中隱藏的升息密碼。葉倫的演說絕不會是放言高論,必然、且必須有基本面的支持,因此無論事前預測葉倫演說的方向,或事後研判政策走向,都須做多方面的觀察。
首先當然要看美國經濟基本面。「升息派(鷹派)」多強調短期指標,包括目前失業率僅為4.9%,接近充分就業;個人消費支出核心平減指數(通膨率)年增1.55%,距離2%目標也不遠;7月工資年增2.6%,第2季個人消費支出年增4.2%,顯示民眾收入增加,且更願意血拼、上餐廳及買車。因此「鷹派」認為現在升息已經嫌晚。
「審慎派(鴿派)」則強調長期的潛在產出成長率。企業的廠房、設備及智慧財產投資已連續第3季下降,而投資不振將使就業減少及消費轉弱;更嚴重的是勞動生產力(平均每名勞工每小時產值)成長率迅速下降,第2季生產力出現連續第三季下降,是1979年來首見,且過去十年來生產力僅平均年增1.25%,只有之前50多年的一半。勞動生產力不振,企業當然不願加薪,而勞動市場吃緊只會促使企業關廠、外移或自動化,對長期就業、工資及經濟成長將造成重大傷害,並侵蝕生活水準。
Fed前主席柏南克最近發表傾向「鴿派」的文章,指出Fed已下修長期經濟成長率預估,自然失業率及中性利率,其中任何一項因素都可能使Fed下修未來幾年的升息軌跡;不僅最終目標下修,且升息的急迫性也減緩。
另一項影響Fed是否升息的的重要因素,就是國際經濟與金融情勢,而最關鍵的指標就是美元匯率強弱。美元強勢會造成國內、外金融市場動盪,股市、債市及商品價格下挫,並影響美國企業的出口與獲利,因此本身就對經濟及金融情勢具有緊縮作用,也使通膨目標更難達成。加上其他國家仍持續放鬆信用,造成各國間貨幣政策「背離」,也使美元匯率對美國升息特別敏感。換言之,美元匯率與美國利率形成反向的組合關係,美元強勢時不宜升息,弱勢時較有升息的空間。目前美元處於相對低點,今年來美元對主要貨幣已貶值逾4%,算是相對有利的升息時機。
Fed還須考慮市場預期因素。如果市場並未意識到即將升息,Fed通常不願讓市場「驚嚇」,以免重演2013年時的「退場風暴」。目前利率期貨市場顯示9月升息的機率不到20%,許多人根本不相信Fed敢在11月總統大選即將來臨之前就升,何況通膨尚未達標;不過市場預期12月升息的機率已回升到50%左右。
既然市場尚未對升息做好準備,於是「鷹派」官員最近紛紛放話,包括副主席費雪,紐約區聯準銀行總裁杜雷等重量級人物,表示就業成長強勁,通膨目標即將達成,暗示升息的時機愈來愈近。「鷹派」急於升息的原因,並非當真為防止經濟過熱及抑制通膨,而是為了一旦景氣轉弱,Fed能有較大的寬鬆空間。
綜觀當前情勢,就業、通膨及美元匯率等各項短期因素,都讓葉倫在本周發表演說時,更有條件暗示短期內可能升息;而且9月初公布的8月就業報告如果持續穩健,市場對升息的預期也會升高,並預先做出反應。當然Fed也可能再玩去年年會時的老把戲,先由一些官員大搞9月升息的假動作,卻等到12月才玩真的。
但如果葉倫在演說時完全沒有做出將扣扳機的姿態,問題反而嚴重,因為這表示Fed對美國長期經濟基本面的憂慮,已使短期的樂觀展望退居次要。
Fed 9月升息與否,葉倫怎麼說,市場如何解讀,牽動全球金融市場的敏感神經,大家屏息以待。

聯合/柯文哲的特效藥


2016-08-24 03:56 聯合報 聯合報黑白集

台北市長柯文哲(右二)出席雙城論壇開幕式,見證台北與上海簽署包括「馬拉松交流」、「台北電影節與上海國際電影節」、「台北市文山區與上海市松山區」等三項交流合作備忘錄。 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記者蘇健忠/攝影


連續兩年,台北上海雙城論壇能否召開都有懸念,皆因柯文哲的因應而能繼續舉行。他有何特效藥?
去年,他接受大陸媒體聯訪說:一個中國不是問題,但更重要的是它的內容是什麼?又說,在既有的政治基礎上,讓兩岸人民去追求更美好的未來。又說,兩岸一家親。
今年,他對台灣媒體說:我理解並尊重大陸對九二共識的堅持。又說,大陸十三億人口在經濟上算小康,以歷史眼光看,可稱盛世,應給予正面鼓勵。又說,統戰在台灣是被汙名化的名詞。
柯文哲的這些政治表白,應視為特效藥?聰明的回答?或老實的回答?
相對於柯文哲,蔡英文的回答,迄今仍被北京視為「未完成的答卷」。即使在民進黨內部,柯建銘提凍結台獨黨綱,童振源提中華民國決議文,許信良提新決議文取代舊決議文,郭正亮提維持現狀決議文;蔡英文對這些內部試題,也未提出聰明的回答或老實的回答,更別說有什麼特效藥。
柯文哲的政治表態並未獲得深綠獨派的贊同,台聯即稱他已成為「中國統戰的代言人」。柯P對此只是淡淡回了一句「這是意料中事」。此說應在表示:「自反而縮,雖少數人反對,吾往矣。」
柯文哲說:「五二○後兩岸來往幾乎凍結,總要有個解凍的地方。」這個口氣,簡直就是蔡英文說的「我們是來解決問題的」。現在,柯文哲解決了問題,蔡英文卻仍找不到特效藥。莫非裝睡的人真的喚不醒?

聯合/從兆豐案看台灣的不守法文化


2016-08-24 03:56 聯合報 聯合報社論

兆豐金旗下兆豐銀行紐約分行涉違反美國「反洗錢法」,遭美國紐約州金融服務署重罰1.8億美元(約新台幣57億元)。 記者林伯東/攝影


兆豐銀行遭美國紐約州政府重罰五十七億元,震驚金融圈。各方不解的是,一家規模龐大、信譽不差、且海外據點最多的公股銀行,怎麼會犯下如此離譜的大錯?目前檢調和金管會都要追查,有人指前董事長蔡友才隱匿弊端,也有人稱是內控失靈;無論如何,脫不了關係的,是台灣的「不守法文化」。
說銀行不守法,誰都不肯承認。台灣的不守法文化有一大特色:不是敲鑼打鼓擺明不守法,而是用「形式主義」技術性遮掩違規。二月間,美國紐約州金融服務署對兆豐的金檢報告即已出爐,董座蔡友才三月隨即閃辭,留下爛攤子。而多數兆豐董事直到上周五深夜的臨時董事會才被告知此事,短短十分鐘,即要董事們背書五十七億的罰款。僅從這個過程就可看出,大銀行的董事會還真的是「橡皮圖章」,設了獨立董事也沒用,還是不脫酬庸。試問,只有兆豐金控一家公司如此嗎?
台灣大企業從中鋼、華航到中華電信,號稱民營化,但不論怎麼政黨輪替,董事長一律照樣官派,可見背後另有「指揮系統」。而諸如台電、中油等國營事業,政府大剌剌指派親信人馬進駐,則更理所當然。酬庸文化當道,經營績效當然就要看政治顏色再論高下;正因為如此,兆豐案一爆發,馬上就有親綠人士扯上八年前已離職的周美青。政治掛帥,當然是「不守法文化」的助燃劑。就連一般民間上市公司,即使聘有專業經理人,也擺脫不了家族治理色彩;否則,最近沸拂揚揚的「中信辜家」經營權之爭從何而來?
如果上位者從董事會、總經理就是橡皮圖章,也難怪到了基層,銀行理專光憑一張嘴就能讓菜籃族買下連自己也不懂的衍生性金融商品;如此,一層一層不負責下去。可見,形式上所謂「分層負責」,實質上常常是敷衍了事,專業者未必依職權嚴格把關。愈是上層酬庸性高的企業,越可能在專業上表現鬆弛。
這次兆豐的問題,主要是紐約分行與巴拿馬分行有多筆可疑交易,將鉅款匯入已關閉的帳戶。根據美國的《反洗錢法》,這種情況可能涉及洗錢,銀行必須向主管機關申報異狀;然而,紐約分行卻未遵行,這顯示兆豐跟不上或無視當地的法令。更嚴重的是,在遭到調查後,兆豐銀行給美方的回復竟仍大剌剌地稱「毋須申報」,也因此,遭到紐約金服署的痛斥與重罰。
台灣企業因忽視國外法令而遭嚴懲的事例不少。例如,數年前美國對全球八大面板廠祭出《反托拉斯法》的大刀開鍘,台灣包括華映、奇美等大廠都中刀,除了遭到罰款,甚至有多名高階主管赴美坐牢,留下悲慘紀錄。當時,奇美前總經理何昭陽赴美坐牢前曾慨嘆,一輩子潛心技術和經營,心裡想的都是專利和智財權,誰知會栽在《反托拉斯法》?
然而,企業要進行跨國經營競爭,怎能推稱不知道法律紅線何在?癥結就在,台灣的政治文化一向以挑戰法制、超越法律為能事,行政上又因民粹當道而不時縱容人民在灰色地帶遊走,甚至鼓勵年輕人衝撞體制,然後在法律制度上鑿洞另開善門。在這種政治生態下,當然沒有辦法培養出守法、知法的公民,遑論與複雜嚴謹的國際法規接軌。僅以詐欺犯為例,台灣詐騙集團行遍天下,到處設置通訊機房犯案,以本國和他國善良公民為訛詐對象,已是惡名昭彰。然而,我們的立法和司法部門從不以此為恥,也無意重懲遏止,卻屢擒屢縱,甚至以此作為與對岸爭執生事的藉口。看到這種心態,人民怎麼會相信政府對法律是玩真的?
台灣民眾常指責司法不公,但社會從上到下並未建立鼓勵守法的習慣。蔡英文要推動司法改革,除了司法院長人事異動,如何革除「不守法文化」恐怕更是迫切,新政府尤其不可一再將踰法手段硬拗為改革。

去梯言/莫再「戰士貧,遊士富」了

.台灣「螞蟻雄兵」 如何下南洋
.誰讓台商變螞蟻?
.許厝遷校只治標 管源頭才有用
.百日僵局何時解
.13字的全民願望
.半年後拭目以待
.找人找錢 別讓長照變芭樂票
.你今天運動了嗎?
.奧運不是國民體育
.去梯言/莫再「戰士貧,遊士富」了








去梯言/莫再「戰士貧,遊士富」了


2016-08-24 04:46 聯合報 公孫策


奧運會結束,中華代表隊回國,卻傳出檢討「得金牌者發三千萬元獎金」的聲音。那是視體育為不急之務的思考,淺薄短視。
我們是個小國家,可是國民還蠻有自信的,總是將自己跟大國、先進國家相比,這份自信打哪來?
在我求學的階段,中華民國還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因此國民自許「泱泱大國」。可是那種自信其實缺乏實力支撐,直到我們退出聯合國。
然後就是一九七六年蒙特婁奧運,國際奧會決議,我們必須以「台灣」名義參賽—國旗、國歌都不變,這在今天已經求之而不可得,當年卻是奇恥大辱,因此我們退出了那次奧運。這才驚覺,國際間根本沒有人在意台灣退出奧運會!
所幸者,同時間我們的少棒、青少棒開始揚威國際,隨之青棒、成棒也成為國際勁旅。上世紀七○、八○年代,「台灣第一」的項目很多,台灣錢淹腳目,可是台灣人最自豪的不是有錢,而是棒球。
棒球成為國球,不是只有球迷支持就可以了。那個時候,每次少棒隊凱旋歸來,先進總統府接受表揚,然後遊街接受民眾給予英雄式的歡呼。那才是有運動天賦的小孩,立志「為國爭光」的最大動力,而棒球之所以成為國球,廣大球迷只是充分條件,大量的優秀運動員才是必要條件。
對照這一次青棒贏得暌違廿年的世界冠軍,他們的班機在夜間抵達,只有地方政府首長現身在機場!同時間比較大的體育新聞卻是:體育官僚對國手拍桌子,說「國家沒有養你嗎?」導致選手退出奧運代表隊。
簡單說,體育不是只有休閒娛樂功能,至少,運動競賽對建立國人自信心的功能非常顯著。那麼,代表國家出賽的運動員就是「戰士」。相對而言,那些平常坐冷氣間,出國比賽搭商務艙(如果不是頭等艙)的領導們,則是「遊士」。黃石公兵法(素書)說:「戰士貧,遊士富者,衰。」
體育界的領導們該學學古代名將:司馬穰苴「與士卒平分糧食」、吳起「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王翦「親與士卒同食」,他們打勝仗的秘訣,不是用兵如神,而是能做到全軍「一其心」。這裡鄭重建議:以後代表隊出國比賽,自領隊以次,隊職員搭機艙等,以及食宿條件,都應該跟運動員一樣。
至於拿金牌該發多少獎金才合理?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總得夠「重」,戰士才會夠「勇」。

林中斌/為何梵蒂岡北京商議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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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中斌/為何梵蒂岡北京商議建交?


2016-08-24 04:11 聯合報 林中斌(前華府喬治城大學外交學院講座教授,曾任國防部副部長


二○一三年五月,習近平在北京接見基里爾一世(Patriarch Kirill I)。
「無神論統治下的中共領袖接見俄羅斯東正教大牧首。史無前例。這是北京和天主教教宗對話的先兆嗎?」當時,梵蒂岡官方新聞信如此說,透露了它對中梵關係進展的期盼。
東正教與梵蒂岡皆為天主教,於公元一○五四年分家。對中共而言,兩者類似。習見一後,見二便可能。
三年過了。今年七月,路透社報導:北京與梵蒂岡四月已成立工作小組,商討移除中梵建教的兩項障礙。
一、主教任命。長年以來,梵蒂岡堅持中國境內主教必須由它任命,而北京堅持自己任命中國主教。據說目前雙方已達成協議:北京提出主教人選送交由梵蒂岡否決或同意,之後正式任命。這安排類似已實行的「越南模式」,但程序正好相反。越南主教人選由梵蒂岡提出,由越南否決或接受。雖然,越南與梵蒂岡迄今尚未建交。
二、赦免被逐者。中國有一百零九位主教。其中八位只得北京冊封,未得到梵蒂岡認可。他們形同被逐出教會。據說教宗方濟各已同意赦免。最方便的時間是在天主教五十年一度「大赦年」(Jubilee of Mercy)的今年十二月八日結束之前。
梵蒂岡是引動推翻前蘇聯和東歐共產政權的力量,中共對它極為忌憚,惟恐被天主教滲透推翻。何況,馬克斯說:「宗教是群眾的鴉片。」列寧更是無神論信徒。信奉馬列主義的中共為何謀求與天主教中心交往?
前任教宗本篤曾試圖接觸北京未果,並認為雙方對任命中國主教的立場是「無法和解」的矛盾。為何現任教宗方濟各對之前的立場妥協?
台灣對中梵建交如何因應?
●兩位非典型領袖同時就任。習近平於二○一三年三月就任國家主席,同月教宗方濟各就任。方濟各恭賀習,習回函感謝。不同於中共歷任領導,習近平接受宗教。他八二至八五年在河北正定縣歷練時開始讀佛經,夫人是藏傳佛教徒,母親信佛,父親善待班禪及達賴。
方濟各破除教廷千年來的繁文縟節,樸素謙卑大愛無疆。在他們領導下,以往不可能的變成可能了。
●習重視心靈的維穩功能。習近平知道,只靠法律和武力無法長期維持社會穩定。他一四年後,已三次公開推崇被毛澤東鬥倒的孔子。今年四月,他破天荒的召開十五年來第一次全國宗教會議,並肯定宗教「維持社會和諧」等的功能。而且,中國境內基督徒人口快速提升,每年成長十趴,已達七千萬,不可忽視。中梵建交有助於國家的穩定。
●習爭取國際影響的功能。中梵建交將提升中共大國形象,軟化西方對北京漠視人權的指責,沖淡文革留下的暴政野蠻印象。
●方濟各為了眾多信徒的心靈,跨越教廷傳統原則。自從一四年八月後,他已三次公開表達訪中的強烈意願。今年二月還盛讚中國文化。不顧別人批評他放棄教會立場,為了大陸百萬信徒,爭取保障,施予慰藉,他積極向前。
●一旦中梵建交,台灣應爭取AIT模式,若有兩岸互信和溝通管道,可能性更高。
(作者為前華府喬治城大學外交學院講座教授,曾任國防部副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