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20日 星期日

經濟/迅速有效推展物聯網建設

.聯合報社論..政府容積獎勵不應胡亂揮霍
.聯合報黑白集.陸甘建交 打誰的臉
.經濟日報社論.迅速有效推展物聯網建設




經濟/迅速有效推展物聯網建設


2016-03-20 03:18 經濟日報 經濟日報社論

總統當選人蔡英文日前參訪物聯網產業,與會的台灣物聯網志工團提出17項建議,呼籲新政府完善物聯網資通訊環境、建構物聯網應用的基礎建設、建設智慧城市。在行動建言中,志工團建議修正建築法規,訂定智能與綠能建築標準;修正工廠管理法,強化廢水及廢氣排放監控系統;身分證、駕照、健保卡及自然人憑證四卡合一,同時建立相關資料在同一政府雲內,並逐步整合金融消費相關卡。
此外,志工團也呼籲政府提供誘因,吸引國際大廠與國內廠商合作,組成國際聯盟;中央補助主要示範城市,開放實驗場域;扶植智慧服務產業,應用軟體人才培育計畫,大幅開放大學資訊軟體相關科系名額,並引進國際人才;鼓勵國際廠商在台設立物聯網相關研發中心,培育國內人才;使用及購買智慧服務的產業,應給予投資抵減。
基本上,由於物聯網能夠發揮的效益已逐漸顯現,因此成為各國政府在社會建設與產業政策方面聚焦的重點。志工團的建議,主要希望透過智慧城市的建設來進一步促進產業的發展,因而建議政府應該先完善台灣資訊及網路通訊的基礎建設,透過實驗場域的試驗實證,來淬煉創新的生活應用,進而有機會向國外推展相關的整合應用,而人才當然是關鍵。
這樣的想法,事實上與現行的政策方向相去不遠,只是物聯網的進展變化迅速,非常需要政府的資源投入、執行方法及法規鬆綁上有更大幅度的作為,才能趕上市場的脈動,跟上世界的腳步。
以歐盟在物聯網上的相關計畫來說,其投入約1.4億歐元在各式的研發計畫。舉例而言,在智慧生活方面,由於高齡社會逼近,其以使用者需求為導向,利用物聯網技術服務整合平台,期望透過先進家庭物聯網技術、開放服務平台與使用者友善的管理科技,打造高齡者智慧居家環境;在智慧農業與食品安全領域,透過物聯網監測動植物產品,如耕作物、畜產品與蔬果等產品的整體價值鏈,並建構智慧務農系統,協助農民提升決策品質;在自動駕駛車輛方面,發展完全自動駕駛,核心技術涵蓋即時多元服務管理平台,包含先進感測器、零組件與排氣洩壓閥、先進導航、智慧駕駛系統等。
而為了加速上述計畫的進展,並做好各項基礎建設,在執行策略方面,歐盟採取PPP模式(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以公私合作夥伴模式,希望能帶動民間積極投資新產品與新服務;歐盟也與歐洲以外的國家或區域組織合作進行研究,例如與中國大陸合作發展物聯網標準及進行大規模測試,與日本進行相關物聯網的整合測試、雲端運算與大數據技術之解決方案研發與標準化。
在場域實證上,歐盟的市場需求導向也值得我國參考。針對各種場域應用的實證要求必須有二種非資通訊技術領域相關身分者參與,如社會學、心理學、老人學等,同時進行社會、倫理與生態層面之分析,希望能夠加速物聯網服務在推出時就能獲得廣泛的接受。
從歐盟以及其他先進國家推動物聯網建設的經驗都可以發現,在金融海嘯後,各國為因應新的全球市場需求結構轉變,紛紛推出新一輪產業的創新政策。
而其中皆強調透過產官學研多方合作(PPP)作為創新主軸,希望建構一套有效的創新生態運作系統;國際合作更是物聯網推展重要的一環,除研發外,參與相關標準建立及提升影響力,也是各國致力的焦點;而在進行相關應用系統開發時,更是以使用者需求為核心出發,希望能發展出真正能為消費者接受的物聯網應用。這些都是未來新政府開展物聯網建設時值得考量的方向。

聯合/陸甘建交 打誰的臉


2016-03-20 03:18 聯合報 聯合報黑白集

大陸與甘比亞建交,是打臉馬政府,還是對未來的蔡政府施壓? 記者鄭超文、林澔一/攝影

大陸與甘比亞建交。民進黨立委羅致政說,這是北京打臉馬政府,不至於是對未來的蔡政府施壓。
羅致政的解讀不論正誤,大概這都是最後一次了。萬一在蔡政府就任後再發生類似事件,他就不可能再這麼說。
羅致政說,蔡政府上台後,無論攻守都要努力,守的部分是穩定邦交國及現有大國與我國的關係,攻的方面則是應積極參加TPP或其他國際新興組織。可見,羅致政也不無警覺。
「這是打臉馬政府」,一聽就知是阿Q語言;好像這樣就不是打臉蔡政府,也不是打臉台灣。至於蔡政府上任,「無論攻守都會努力」,這也是民進黨的膝蓋論述。問題是:會不會有攻不下、守不住的可能?
羅致政為什麼會解讀為「打臉馬政府」?他又何以將今後「維持邦交國」及「加入國際組織」兩句空言視為理所當然?這樣的認知與心態,其實讓人不寒而慄。
民進黨應警覺,如果出現「骨牌現象」,那就不只是逐漸失去邦交國而已,而勢將影響到台灣的國際參與之全局,進而阻障台灣的經貿布局,再牽動內部的政治與社會鬥爭。這才是必須警惕的一路衝擊內外政經情勢的「骨牌效應」。屆時,馬政府已經卸任,羅致政該說打誰的臉?
尤其,每次發生此類事件,如果北京都要把「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宣示一次,兩岸關係豈堪設想?


聯合/政府容積獎勵不應胡亂揮霍


2016-03-20 03:18 聯合報 聯合報社論

台南震災復建受到國人關切,進而衍生土壤液化、老屋健檢、耐震補強、防災都更等話題。民眾防災意識覺醒是正向發展,但地方與中央政府競相祭出高容積率獎勵誘因來獎勵民間都更,似已超乎常情。其後遺症,除將撐爆都市胃納,危及都市常態運作,甚至可能影響公共安全。
觀察最近中央與地方政府的作法,除對老屋健檢採取補助,更採取「初評政府付錢,複評高額補助」的方式獎勵,甚至祭出容積獎勵鼓勵民眾辦理老屋拆除重建及都更。高房價和容積獎勵通常帶來重利,自有助於化解都更阻力;但容積獎勵、容積移轉只是政策工具,不能當成官員賺取政績的工具。對於遇到瓶頸、安全急迫、或具公益性質的都市更新案,適度給予容積獎勵促成老舊或安全堪虞的建築更新,確具有正面意義;但在建商鑽容積獎勵巧門下,常態應蓋五樓的建築竟可高築至廿樓,顯示容積獎勵手段已經失控。
從政府主導都市優質成長的角度,適度施以誘導應無可厚非。早期政府常採的作法是市地重畫,政府自重畫取得抵費地變賣籌錢;近期則偏趨採取容積獎勵,以分得的增額容積換錢。正因為容積獎勵在高地價、高房價地區的功效威猛,也讓握有核發容積獎勵大權的官員樂此不疲,愈玩愈大。
抵費地的土地手段是有形的,還容易規範;但容積率只是個數字,很容易淪於政府作莊的「買空賣空」。過度膨脹的容積獎勵,勢必造成都市的超負荷,缺乏配套的人口增加很容易導致居住品質低劣,更嚴重的是都市機能失調,無法如常運作。
容積獎勵措施原具有「公益性」。都市成長過程,愈來愈需要「公共性」元素的參與,公共空間的供給若跟不上需求,勢必影響都市機能的正常發揮;因而設計出諸如捷運站體與周邊共構的聯合開發、大樓平面層供公眾使用的開放空間、或增加公共停車位以解決都市停車位不足等規畫。這些鼓勵性的容積獎勵,皆有其公益本質。
目前的情勢發展,卻有失控之虞。台南震災引發的土壤液化恐慌,追根究柢,來自資訊不透明,以及民眾對液化土壤的不瞭解。而政府長期忽視資訊透明的重要,未適時給予民眾正確的土壤液化知識,也是主因之一。土壤液化引發的這波恐慌,若能提升為民眾對地質及建築安全的理解動力,未始不是好事。
問題在,政府的誘導缺乏知識面的基礎,反而一味迎合民眾情緒。液化區房舍的補強、重建,不但給予造價五成的補助,全然不顧與被迫出資的納稅義務人的權利義務關係,甚至還要給都更戶「耐震容積獎勵」五至十個百分點。若以為高房價地段憑空冒出的耐震容積獎勵會喚起建商良心,並因此強化建築物耐震規格,這恐怕只是奢想。
所謂「耐震容積獎勵」,其實是多此一舉,甚至是浪費,且可能預埋災害因子。在正常情況下,能讓建商加強建物耐震的最大誘因,就是要有利可圖。給建商「耐震容積獎勵」,在房價高貴的台北,若建商增加的耐震投資遠低於銷售成本,建商當然樂意。
問題是,所謂耐震獎勵到底有沒有必要?台灣建物安全水平一直奉日本為圭臬,「小震沒事、中震可修、大震不倒」,民眾購屋置產的原則,是以合理價位買到有一定防災能力的屋舍,不會斥鉅資去買「碉堡」;建物耐震、抗震、防震的投資,都有其經濟性考量,不會毫無限制地投入。事實是,日本除了「指定防災建物」有較高的防震規格,民宅沒要把自家也修成碉堡等級。「耐震容積獎勵」恐怕有些異想天開。
台南震災若震醒民眾對自家安全的警覺,這是好事;但是,政府如果本末倒置短線操作,將種下顧此失彼的隱憂。

名家縱論/陳冲:左派思想蔚然成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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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縱論/陳冲:左派思想蔚然成風?


2016-03-20 03:18 聯合報 陳冲

二○一四年底,應邀在經濟日報論壇專題演講,當時說影響未來五年的六大現象,包括新平庸經濟、新大和緩、新反中介、新社會主義、新科技以及新經貿體系的「六新」現象。事後想想,考慮欠周,因為半數生澀難解,實在不易取得共鳴。
然而敝帚難免自珍,對該等現象在後續經濟情勢的演變所浮現的影響,一直保持注意,除新平庸經濟/新大和緩,我在演講時即說明是併列但不會併存以外,其他各種現象均有顯著動能。新社會主義發展的快速,又遠遠超過預期。
當年演講時,我在投影片中用馬克思資本論原著封面,與法國皮凱提的廿一世紀資本論封面做相似度對照,用意是凸顯皮凱提的新書,無非是一百五十年前馬克思舊作的改頭換面,而近代其他各種以新面貌模繪馬克思經濟思想的,我都歸類為新社會主義。
二○一五年起,左派思想的新社會主義,在世界各地各領風騷。首先希臘債務危機衍生的一年兩次大選及一次公投,就是代表作。眾所皆知,希臘自金融海嘯的歐債危機中,一再接受歐盟等國展延及新貸的紓困,其中當然附有撙節的條件。一月,左派聯盟(Syriza)以反對撙節全民救世主之姿,大勝執政黨。挾民意自重的新政府,債多無懼,不斷向歐盟提反撙節新方案,荒腔走板終致六月底債務違約。其後左派聯盟以抵禦外侮的氛圍推動公投及選舉,雖暫緩債務危機,但根本問題未解,今年重演歹戲恐難避免。
在希臘三度以投票訴諸民意同時,英國也舉行國會大選,聲勢一路不振的保守黨選前一個月,卡麥隆首相竟拋出「工黨」式政見,喊出right to buy,也就是現有一百三十萬社會住宅家庭,將來可以七折價格購買現住處所,一般觀察家認為這一左派式宣言,對六月保守黨的勝利頗有扭轉力量。選後工黨改組,九月選出自認為馬克思信徒的Jeremy Corbyn為黨魁,柯賓是公認的馬克思理論追隨者,出任黨魁後公開演講主張People's QE(人民數量寬鬆),認為央行印鈔不應用於紓困財團,而應用於住宅、交通開支,倡議將鐵路、能源部門國有化,挹注國家福利支出。固然柯賓在選舉中勝出係受惠於年繳三英鎊取得投票權的非工黨黨員,但也證明排富反商擴大福利言論,在一般選民中獲強大的支持。
在英國大選前後,同屬歐盟的西班牙亦在布署年底大選,西班牙長期為兩黨競逐,但以極左立場起家的Podemos「我們能」黨,急速竄起,在大選中獲取廿.六%選票,致新內閣一再難產。黨魁Iglesias標榜反撙節、反剝削、反資本主義,吸收大量基層選票,展現左翼民粹的風采。
至於在二○一六年將舉行總統大選的美國,原本一直聲勢不墜的民主黨候選人希拉蕊,在初選中倍受異軍突起的桑德斯威脅。桑德斯自稱社會主義者,雖長期與民主黨合作,卻是國會中最資深的獨立人士,二○一五年宣布參加民主黨初選,當時即宣稱其「不相信美國民眾所捍衛的民主體制,是要創造億萬富翁們操控政治的局勢」,舉起劫富濟貧、打擊富人的大旗,在競選活動中接續喊出擴大社會福利、醫療單一給付、重懲華爾街、反對自貿協定等口號,雖然在財政專業上無法自圓其說,但普受歡迎,單是個人捐款就超過三百八十萬筆,目前出線機會可能不大,民眾情緒已被鼓動。
貧富不均及差距擴大現象,在世界各國普遍存在,民眾對資本主義不滿氣旋,是推升左翼社會主義的主因。皮凱提蒐集過去二世紀的數據,挾現代科技的運算能力,觀察近四十年的趨勢,指出主因在r>g,也就是資本利得大於經濟成長幅度,因而有課徵富人稅的結論。不過近年研究,尤其是二○一五年Arnott等三人的The Rich Get Poorer,顯示皮凱提的數據受一九八二—二○一四年間金融收益特別突出的影響,目前的r及未來的r會日漸下滑;研究也顯示過去四十年社會流動明顯,近代的不均受世襲財富影響少、受薪酬結構多,所以公司治理更為重要。
面對日益高漲的左派思維,IMF總裁拉加德在二○一四年強調包容式資本主義,相對我覺得也應該主張包容式社會主義,這想法來自法國卅八歲經濟部長Macron的作風,這位社會黨內閣的異類,積極興利、支持工商、拒絕仇富,並反對「保守左派」,國內外聲望超過其他政治人物,畢竟主張分配不能扼殺財富的創造。
極右極左都是擴大族群或階級的敵視,無論右派或左派,還是向中靠攏為宜。
(作者為總統府資政、東吳大學法商講座教授)

星期透視/產業政策:政府不是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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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透視/產業政策:政府不是球員


2016-03-20 03:18 聯合報 薛琦/東吳世新大學講座教授

每隔一段時間,該以什麼政策推動產業發展,就會被提出來討論。這裡有三個故事,且做野人獻曝。
策略性產業
一九八○年,獎投條例實施廿年將修正,又當時的傳統出口產業也到一個高峰,因此對受獎勵產業是否該限縮,曾提出發展兩大、兩高、兩小六條件說的策略性產業。這六個條件,辭藻華麗,但經不起考驗。首先,二大指市場潛力與產業關聯效果大。要了解產業市場潛力,查貿易資料一目了然。政府如看得到,難道民間就看不到?在五○、六○年代,連鎖效果在經濟學上很紅但也有爭議。它是說在產業發展中,有些產業會用其他產業的產品當做原料、零件或半成品,像汽車業及最近被提到的航太業,如果這些產業先發展起來,就可帶動相關零組件業發展。紅色供應概念也源自於此。
再來就是像鋼鐵、石化,或今天的雙D產業,幾乎所有產業都會用到。如果先有這些基礎工業,當然有助下游產業發展。可是這些產業生產必須達到相當規模,而台灣市場開放程度高,國外還有反傾銷的壓力,這些產業發展不能只靠國內市場,政府也不能明目張膽提供補貼,只有靠自己的競爭力。何況即使有了競爭力,如果上下游產業不具比較優勢,也無從發展。
兩高指的是附加價值與技術層次高。產業的附加價值占產值的比率,跟它垂直或水平整合程度成正比,但恰巧又跟國內外產業市場的分工成反比。換言之,若大家都要整合,那就不要貿易了。其實,像蘋果公司這些企業創造的附加價值都不在製造端,那是不是就不要製造業了?至於技術層次的提升,多來自研發,如此何不直接獎勵研發,而不是產業。
最後兩個指標很容易理解。如果有風險小但報酬高的投資,那還要政府指導嗎?至於哪些是高汙染產業,是如何訂汙染標準及防治執行問題,不是產業本身問題。
一位值得敬佩的企業家
卅年前,經濟情況很不好,為求突破,在行政院下成立由產、官、學組成的經濟革新委員會,下設五組,產業組召集人是王永慶先生。記得第一次產業組的委員會議中,委員都是各業界龍頭,談的都是自家產業;主席感到以後開會都如此,那就請委員回去寫報告就好了,因此說:「我們以後的發言都不講自己產業與公司的事。」頓時鴉雀無聲,但也都敬表同意。這個原則一直遵守到開會最後一天。我看到一個了不起企業家的風範。
政府的角色
在五○到七○年代,政府採行強而有力的手段協助產業發展。當時國內市場是封閉的,供給不足,很像賽伊法則講的「供給創造它本身的需求」。誰能獲得資源,大概都有利可圖。但經濟發展最缺的是企業家,政府當時所作所為到現在還繼續發光發熱的,就是培養了無數企業家。有次學生問,如果產業發展需要政府,那麼政府的角色是什麼?
突然想起,出現在NBA球場上有球員、教練及裁判。全場飛奔,最賣力,決定最後勝負的是球員,調兵遣將的是教練,但賽程中權力最大的是裁判,只要哨聲響起,大家都要聽他的。裁判球技肯定不佳,卻熟悉球賽規則;他的工作是,對誰贏球不能有定見,讓球員守規則,且盡情發揮,讓觀眾看得過癮。
球員(隊)是廠商,觀眾是消費者,那麼你覺得政府像誰?


怪馬? 怪蔡? 斷交誰之過?別再踢皮球

2016-03-20 03:18 聯合報 石之瑜/台大政治系教授(台北市)
北京接受甘比亞為邦交國以來,各界更矚目五二○就職演說的內容,會如何回應兩岸關係,認為演說將決定未來八年是否會天搖地動。
這樣的等待與觀察角度,對於蔡總統而言,製造了壓力,就好像責任就在她一個人的身上。試想,若馬總統任內拒絕在一個中國問題上讓步,並斷交了好幾國,大家一旦熟悉斷交場景,今天北京又如何對蔡總統施壓?
甚至,搶走甘比亞以後,台灣人反而還更加同仇敵愾,這不就是當年邱義仁輔佐陳總統執行烽火外交的硬頸精神體現?想到這裡,民進黨人豈有不氣的道理?蔡總統豈能不感到不平?
不只是外交上的斷交,如果馬總統在任內沒有開啟三通,不任意接受北京對台的片面讓利,寧可損失邦交國也要不斷進取,台灣就不至於陷在兩岸關係中如此深邃,雖然日子可能苦一點,但是卻免除了因過度依賴帶來的心理負擔。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道理,就在於過程中的付出及犧牲,可累積自尊,進而超越世俗眼光中的小利小害。
近來,民進黨立委蘇震清的質詢,透露重要的玄機。他指馬政府對於北京與甘比亞建交感到憤怒的深層原因,是因為依賴北京的善意在辦外交。
果其然,夏立言主委答詢時竟特別提到,對方明明口頭講過好幾次,說不跟甘比亞建交的,結果食言。這不恰恰顯示,馬政府淪落到只能在北京的一舉一動中渴求關愛的眼神?
如果斷交是因為外交部沾沾自喜、好逸惡勞於外交休兵,五二○之後的斷交就不是蔡英文的責任,而是馬英九造成的後果。如果因為北京的緊縮造成台灣經濟的困境,正好說明馬政府的和解政策,是遭到溫水煮青蛙,才會讓台灣經濟不適應。
簡言之,馬總統若是繼承陳總統的兩岸政策,今天蔡總統就不需要面對這種積重難返的局面。
蘇震清的質詢已預設了五二○後的問責,選民必須耳聰目明,才可能對馬、蔡兩位總統的評比不失公平。追根究柢的關鍵在於,一方面是台灣的獨立與尊嚴,另一方面是生活機會的開展,何者為重?
就像蔡總統可以抱怨馬總統造成獨立與尊嚴的路障,馬總統也可以抱怨陳總統及李總統造成提升生活機會的路障。
選民自己不確定,就容易被來回動員,既要以台灣為主要身分範疇的尊嚴,又想獲取超越地域認同的多重身分與更多生活機會。
選民怪罪馬總統喪失尊嚴,馬總統大可認為是在和平發展中最能保有尊嚴;選民怪罪陳總統縮限機會,又得不到尊嚴,陳總統大可認為是不服輸才能過著有精神的生活。
沒有人願意自己負責,且都能找到別人當代罪羔羊,但也都會變成別人的代罪羔羊。

薛承泰/誰是健保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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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承泰/誰是健保頭家?


2016-03-20 03:19 聯合報 薛承泰

今年初健保費率從四.九一%調降為四.六九%,大概很少人知道。然而,黃安心肌梗塞回台就醫,「爽用健保」就有較多人注意,並引發健保繳費與給付公平性的討論!
全民健保國際讚譽,主要是因低保費享有相對較高的醫療服務與品質。因此,旅居海外不論是學生、經商或移民,誰願意放棄健保身分呢?於是只要擁有國籍,持續繳保費,或在適當時間內停保而復保,考量的無非是國外看病太貴或醫療水平不行!
為了看病專程回國,其實不多,畢竟機票並不便宜。健保署指出去年一年返國復保,又出國辦停保的人,所繳保費仍多過他們的健保支出,「A」健保現象似不存在。
由於保險本質是「社會互助」,一定有人「爽用健保」,有人則「沒用到健保」或「用得很少」。簡言之,誰都有可能生病,就讓沒生病的人來幫生病的人。三年前,老人占總人口十一%時,老人就用掉健保總支出的三分之一;老人由大家來照顧,而老人年輕時,也同樣照顧當時的老人,這就是「世代扶持」!
然而,不論社會互助或世代扶持,仍是理想,因為人口結構不可能維持穩定比例,而是趨向高齡化,於是繳費的人越來越少,需要被照顧的人越來越多,不僅退休年金保險如此,健保也躲不掉財務危機。健保近年來財務看來良好,那是補充保費「爽收」的!多年來,開源節流以及公平效率,始終是健保財務改革的關鍵。
「補充保費」是近年來的開源措施,三年來扣繳項目的正當性一直受質疑,長期而言並非良策。論其公平性,則遠不如就源扣繳原則,並將任何所得包括海外所得都應計入,並依所得高低扣繳健保費。所以黃安不是不能用健保,而是他所繳的健保費是否合理?
此外,對於被扶養人口的健保費,目前依被保險人所得來計算並負擔,也有公平性的爭議。典型例子:同樣是一對夫妻一個小孩,甲戶只有一人工作每月所得六萬,乙戶兩人工作所得分別為六萬與三萬,乙戶總所得較高但健保費少於甲戶,因乙戶的小孩會跟著低所得者以三萬元來投保,而甲戶無工作配偶與小孩卻都要以六萬元來投保。
這種家戶間的不公,更因為健保投保金額級距差異大,最高和最低額度會達到六倍以上,也會誘使家有高薪者,想辦法在家中多出一位未必就業的「低薪者」減少保費支出。
許多人都有投保汽機車強制險,或另買竊盜或碰撞的車險,前者所有人繳一樣的費用,理賠一視同仁;後者,隨著車價與車齡等條件來計算付費水準,理賠也如此。
退休保險所給付的年金,相當程度反映工作時的繳費水準。然對健保來說,使用健保機會和所得高低未必有關連,而繳費額度差異極大,這樣設計雖具「再分配」用意,卻可能帶來人頭現象,反而形成「逆分配」!
此外,健保濫用的情形也廣泛,舉凡逛醫院、藥品浮開濫用,不必要的檢查等,都相當驚人。何不思考「家戶結算制度」,也就是在每年五月申報綜合所得稅時,健保署算出前一年全戶的繳費額度(A)與健保支出額度(B),若A大於B可以退款(某一個比例),若A小於B則須繳交「真正的補充保費」。如此節流有望,我國的健保制度也可讓世人稱讚久一點!
(作者為台灣大學兒童與家庭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