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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報社論／震鎖花蓮：解決花東交通困境別再拖了

◆ 　聯合報黑白集／Order與趕人

◆ 　經濟日報社論／促參模式興建社宅 創造雙贏

經濟日報社論／促參模式興建社宅 創造雙贏

2024-04-07 03:00 　經濟日報／ 經濟日報社論

配合社會住宅政策，國產署積極多元提供國有不動產供社宅興建及使用。 （聯合報系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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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財政委員會4月1日邀請各部會專題報告「如何積極推動金融業投注國內公共建設並達成社宅百萬戶政策目標」。財政部長莊翠雲於會議中表示，民間參與建設社會住宅，可以透過促參模式，以享租稅優惠。確實，運用促參機制投入社會住宅，是公民雙贏的最有效作法。

針對國家住都中心研議發行永續發展債券，以支應興建25萬戶社宅1兆元的資金需求，莊部長則回應會跟內政部、金管會討論。由住都中心發行永續發展債券，除違反現有規定外，也未必是更有效率的籌資方式。首先，住都中心為內政部下轄的行政單位，故不符合公開發行公司才能發行永續發展債券的現行規定。

其次，住都中心於民國一一一年（2022年）6月時，為達成直接興建6.9萬戶社宅的任務，已委由臺灣銀行邀請公股行庫參與4,119億元的聯貸案。由於社宅租金較市場行情至少低二成，故所獲租金收入難以支應貸款利息及本金，因而增加參與行庫的經營風險，以致排擠其再次融資興建社宅的資金。不過，參與聯貸案的行庫會因擔憂可能被倒帳的風險，而去監督社宅的興建及營運過程。相反地，若由住都中心發行永續發展債券，則其類似球員兼裁判，一旦債息及本金無法完全清償，則必然由全民埋單。

相較於發行債券方式，由民間透過促參條例參與社宅興建，是一個較為釜底抽薪的解決方法。目前社宅只要基地面積0.5公頃、總樓地板面積5,000平方公尺以上，就被視為重大公共建設，因而享有促參條例中包含五年免稅及投資抵減等優惠。不過，截至目前為止，社宅興建的促參案非常稀少，而其中不乏成功、失敗案例。

較受矚目的失敗案例是位在台中7期重劃區旁的「西屯區惠來厝段社會住宅BOT案」。該案的土地總市值超過50億元，且為全國第一個以BOT方式推動的社宅案。台中市政府提供投標該案廠商以三年興建300萬戶，而後續獲得50年營運的特許期，以及 25% 的附屬事業投資規模。然而，此案在民國一O五年（2016年）經數次招標後，皆以流標收場。

唯一成功案例，是由日勝生集團投資金額79.5億元，興建1,143戶的新北市青年住宅BOT案。此案於民國一二年（2013年）簽約，並於民國一O五年（2016年）興建完成，而目前由該集團負責租賃、管理及維護等事務。依合約規定，日勝生集團將全案 30% 的其他附屬事業，規劃為住宅與商業設施，並以使用權方式出售。而另外的 70% 則出租給20-40歲青年，其中 30% 以市價八成租金提供弱勢青年，而其餘則以市價出租。此案目前出租率達九成三，可謂成果斐然。

實際上在社宅興建完成後，日勝生集團是以市價64折承租給弱勢青年，並以市價八成承租給其餘青年。因此，新北市政府仍須補貼承租戶付出的實際租金與合約規定租金間的差額。

和政府直接興建的方式相比，透過促參條例的BOT方式興建社宅有如下優點：首先，BOT方式是以市場機制來監督社宅投資案的可行性，因此，民間公司有意願投標的案件，其完成社宅興建後，也較可能出現高出租率。

其次，雖然不管透過那種方式，政府每年仍須補貼承租戶付出的實際租金與市場租金間的差額，但透過 BOT 的興建方式，每一案例可為政府節省數十億元的成本。

新北市青年住宅的成功案例顯示，政府以 BOT 方式推行社宅興建，只要能縝密設計包含附屬事業規模的上限比例及其他相關規定，則有極高機率能吸引民間投資。而 BOT 方式除可為政府節省支出外，也可引入競爭機制，故優於住都中心透過發行永續發展債券的籌資方式。

聯合報黑白集／Order與趕人

2024-04-07 00:00 　聯合報／ 聯合報黑白集

國民黨立委擬提案，未來若有官員在立法院反質詢，可以把人趕出去。圖為過去蘇揆動輒在立法院反質詢，與立委「吵架」，引發戰火。 （聯合報資料照片 記者周志豪／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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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政府官員戰狼化，朝野在藐視國會議題上激烈交鋒，藍委打算提案修法禁止官員反質詢，並賦與主席請官員離場權力。官員在國會囂張，就是藐視國會，破壞憲政分權制衡原則，但如何規範卻成政治角力議題。

民代質詢官員，官員辯護政策，各本憲法職權問責與負責，並透過媒體傳播交由人民裁判，可謂當代民主運作重要原則。但議會也常淪為政治秀場或羅馬競技場。

更甚者，民進黨執政八年，官員傲慢、綠委護航，國會質詢已非「官不聊生」景況，反而是閣揆領頭當戰狼，欺凌在野立委。蘇貞昌動輒反嗆立委，陳建仁也從聖騎士變身聖戰士，不僅扭曲權力關係，也顛覆憲政原則。

根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官員答詢不得超出範圍，違者主席得予制止。但蘇貞昌反質詢，立法院前院長游錫堃反幫蘇講話，讓國會尊嚴唾面自乾；陳建仁屢插話搶話，則常有勞韓國瑜制止調解。現在藍委想仿效地方議會禁止反質詢及趕人權力，但事牽涉立法行政權力天平，仍須慎重。

英國國會從早年朝野動輒拔劍決鬥，發展到如今以「兩劍之距」分坐兩邊唇槍舌劍，靠的是議長一年至少上千次大喊「Order！（秩序）」，而非封口或趕人權力。雖然內閣制與總統制、半總統制有別，但韓國瑜應可找出兼顧權力平衡與制止官員狼嗥的國會規則。

聯合報社論／震鎖花蓮：解決花東交通困境別再拖了

2024-04-07 00:00 　聯合報／ 聯合報社論

花蓮大地震後，造成蘇花公路全線多處落石坍方阻斷，其中，受損嚴重的下清水橋經搶修後通車，不少排隊車輛沿著柔腸寸斷的蘇花公路通行，一旁邊坡堆滿大大小小的落石，隨著餘震不斷行車路況險象環生。記者許正宏／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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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遭強震重創，蘇花、中橫公路和北迴鐵路全部中斷，花蓮幾成「孤島」，只靠南迴鐵公路和空運維持交通往來。雖然北迴鐵路已搶通，公路完全修復卻遙遙無期。就在大震前不久，針對蘇花公路改善的「蘇花公路安全提升計畫」（蘇花安）才剛卡關；攸關花東運輸的「花東快速公路」（花東快）興建與否，則演變成藍綠口水戰。解決東部交通問題，雖已刻不容緩，卻仍看不到曙光。

花東地區屢因天災導致交通中斷，甚至釀成死傷事故。民國九十九年（二○一○年）十月，蘇花公路因颱風落石，一輛搭載陸客的遊覽車墜海，二十多人罹難。民國一一一年（二○二二年）九月池上－玉里強震，鐵公路受損，花東交通中斷，三個月後才全部修復；去年一月花蓮豪雨，又造成蘇花公路大清水隧道附近坍方，花蓮、宜蘭間交通中斷。蘇花改工程處今年就曾提出報告，指出民國一○七到一一一年（二○一八到二○二二年）短短五年間，蘇花公路因各種因素阻斷、封路達十七次，平均一年超過三次，可說慘不忍睹。

其實東部地區交通改善計畫不少，落實的卻寥寥可數。此次震災，陸上運輸中斷，交通部宣布啟動「藍色公路」，安排「台北快輪」投入疏運。然花蓮「藍色公路」倡議已久，準副總統的蕭美琴甚至早在民國一○一年（二○一二年）仍是立委時，就說要推動「花蓮藍色公路常態化」，何以十多年過去，關鍵時刻還需要「臨時調用」船隻，才能投入疏運？

答案是花蓮「藍色公路」雖曾開航，但在兩岸關係急凍和疫情衝擊，以及政府未能給予足夠支持下，客船先是於疫情期間宣布暫時停駛，疫後雖一度復駛，今年就傳出因不堪虧損而停航，船隻也賣給國外船東。蕭美琴的「藍色公路」，成了不折不扣的芭樂票。

改善東部交通，重中之重還是陸運，然各種方案卻是牛步進行。其中「蘇花改」在民進黨和環保團體杯葛下，直至馬政府時才動工興建，民國一○九年（二○二○年）方始通車。「蘇花改」無法克盡全功，銜接相關路段的「蘇花安」，蔡政府去年十月說今年二月可完成可行性評估最終報告，民國一一四年（二○二五年）動工、民國一二一年（二○三二年）通車。但選後卻換了嘴臉，今年二月環評初審未過，動工、完工期程勢將嚴重延宕。蘇花安卡關，注定至少未來八年東部的交通地獄仍將延續。

至於國民黨提出的「花東快速公路建設特別條例草案」，民進黨官員與立委異口同聲指違法又違憲；交通部更表示，此計畫相關環評作業程序敏感複雜，容易造成與環保團體對立，且經費龐大，故「窒礙難行、無法推動」。「花東快」還沒影子，已遭政治口水淹沒。雖然此案尚須釐清「立法增加預算」、「地方建設以立法方式強迫中央埋單」等疑慮，但疫情期間民進黨立院黨團也曾臨時提案增加防疫預算，更曾提「花東地區發展條例」，編列五百億元發展基金，都與如今的指控一致，難道又是「綠能，你不能」？可見不是能不能，而是民進黨政府願不願意做罷了。

民進黨對花東交通的長期消極態度，不禁令人質疑，綠營是否因東部選票不多，而且是藍營票倉，所以選擇討好親綠環保團體，而不願「做球」給國民黨？甚至寧可把資源放在其他更有「選票價值」的地方，不願放在東部地區？

花蓮強震凸顯東部交通問題已到「不能不救」的地步，花東地區不能只被看作台灣的「後山」，花東民眾更不是次等公民。民進黨政府是否差別施政，是否把非綠執政縣市的人命和迫切需求當一回事，如何處理東部交通問題將是重要指標。

名家縱論／憲法的分寸＼星期透視／中美關係和緩下的兩岸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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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花蓮大震揭電力警訊 供電韌性 結合民間參與

◆ 　星期透視／中美關係和緩下的兩岸新局

◆ 　俄烏與以哈戰爭的荒謬

◆ 　要陸認同各表 先力行一中自表

◆ 　立院擴大職權 從最小限度做起

◆ 　名家縱論／憲法的分寸

◆ 　蔡英文總統論文讀後感（上）／我兩度赴倫敦政經學院借閱　2019-09-18 18:22

◆ 　蔡英文總統論文讀後感（中）／外殼燙金 內頁像傳真紙　2019-09-18 18:32

◆ 　蔡英文總統論文讀後感（下）／兩種編排有異 畢業35年收到　2019-09-18 18:32

名家縱論／憲法的分寸

2024-04-07 00:50 　聯合報／ 蘇永欽（作者為政治大學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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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波國會改革的討論，以及憲法法庭就死刑合憲性即將舉行言詞辯論，讓我們再次看到憲法對民主政治影響之大。先不必問個別議題的立場，無論如何這樣的討論都展現了認真對待憲法的態度。也正因如此，如何正確掌握憲法的分寸，爭其所當爭而守其所當守，就更為重要。

一般而言，凡限制人民基本權的立法，因憲法法庭已是最後一道防線，因此儘管要認真看待憲法說了什麼，人權和公益權衡的界線畫在哪裡，實在很難說清楚，大家也不會像對待法院審判那樣計較司法不得造法，只要大法官論述在整體憲法言說上可以彼此觀照而持續受到檢驗，即使有時出現像是隔空抓藥的論述也多被忍耐。

但政府體制規定若無關體制基本原則且無涉人民基本權，解釋上更要多尊重立法者因時適變的調整，大法官很少會在有解釋空間時去堅持特定解釋方向，實例可以信手拈來。因此在這類立法所生的憲法疑義，立法者在審議時給予關注固有必要，但若體制調整的實益遠大於這些僅只是解釋上可能的憲法觀點，一味趨避反而變成反改革的藉口，這樣的例子也不少。

以總統副總統選舉改採絕對多數制為例，仍堅持相對多數就好的意見已經很少，但仍有不少人認為憲法既未規定當選應達絕對多數，如果只修改法律就採絕對多數當然構成違憲，在我看就已陷入觀念混淆。參考上一個有關總統副總統選舉的第四六八號解釋，憲法隻字未提的連署規定還直接涉及人民參政權，大法官仍以制度所需全票認定合憲。能不能在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文字僅提「得票最多」一組當選，以及政黨間曾有是否為確保絕對多數而採兩輪投票的討論，就認為已「排除」立法上採兩輪投票，或甚至一輪多選項的改革空間，答案非常清楚。

憲法解釋不能隨便，但它的方法論比較複雜也是事實。政府體制包括選制規畫必然有諸多考量，一般而言，憲法會保留相當大空間給立法者累積經驗不斷調整，憲法制修時考量過的制度設計必然很多，但寫了什麼沒寫什麼，不好逕自判斷已經對之後的立法者設了多少限制。此所以德國憲法在很多地方都有較高的規範密度，但影響最大的國會選舉方式一個字都沒提。不少採半總統制的國家把兩輪投票寫在憲法裡，也只能說的確排除了改採一輪投票的空間。但我國憲法只提票數最多者當選而沒有明確規定投票方式，恐怕不好說立法者連決定採一輪或兩輪投票方式的空間都沒有。

在憲法開放的空間審慎立法，才是對憲法最大的尊重，有關政府組織的立法尤其如此。再舉國民法官法為例，在沒有任何憲法明文開放的情形下，讓不具法律專業、未取得公務員資格的人民和職業法官一起獨立行使全部審判權，絕對不能排除什麼時候被誰聲請憲法法庭認定有無違憲，但法案還是在司法院反覆思考後提出，立法院也議決立法，即使將來在並任院長、副院長的大法官迴避下，不無可能被其他十三位大法官以多數做成違憲決定，從現代分權體制來看，也比輕易用憲法當免戰牌規避推動體制改革為當。

違憲與否從來不只是一加一等於二的事實問題，所以正確的態度，除了一貫守憲、不能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外，對於已被大法官作違憲認定者，在正式變更前，再不同意也只能遵守，這正是我不同意推動 NCC 改革者採明確抵觸第六一三號解釋方案的原因。除此以外，改革者就只要做到充分思考、無愧於心即可。　

星期透視／中美關係和緩下的兩岸新局

2024-04-07 00:55 　聯合報／ 周陽山（作者為政治學者，曾任立委、監委、國大代表）

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美國總統拜登2日通話後，北京沒有組織建制學者出來解讀通話意義和影響，但學者圈對中美關係仍有說法，圖為2022年11月拜習在G20上會面。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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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國一一二年（二○二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的舊金山峰會結束後，中美關係漸趨和緩，但爭議丶齟齬與衝突仍多。四月二日，習近平與拜登舉行了電話會，長約一○五分鐘。拜登強調美國對台灣的支持，但習指出，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第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對「台獨」勢力的分裂活動和外部縱容，中國不會聽之任之！他希望美方要把不支持「台獨」的積極表態，落實到具體的行動上。

至於拜登，雖然明言「不支持台獨」，但對於台灣的表態仍然延續過去一貫「保持現狀」的基調，強調必須維持台海的和平穩定，以及在南中國海維護法治和航行自由。這顯然是針對近期因「金門漁船翻覆事件」而造成的台海緊張關係，以及中菲之間的南海對峙。拜登希望藉中美高層對話以緩解潛在的東亞危機。這也充分說明，儘管美方仍堅持構築「小院高牆」以阻止中國的高速發展，並防杜中國快速成為新霸權。但現階段美國並不想與中國全面脫鉤，而且還要去風險，避免觸發台海危機與南海戰爭。這是危機管控的基本作為，與一些戰略分析人士預期的「中美大戰」，顯然不是同一回事。

既然戰爭不是美國當前的選項，民進黨政府在「中美共商決定兩岸關係」的大前提下，只能收拾起所謂「務實台獨」的作為與妄想，避免挑釁大陸的底線，激化台海敵對情勢，並且改弦更張，積極尋求直接對話，以改善兩岸緊張情勢。在此前提下，下列的選項必不可免。

其一，五二○就職聲明要充分反映美方「不支持台獨」的原則與立場，並積極尋求兩岸關係大和解。

其二，更換「金門漁船翻覆事件」決策官員，調整相關人事，回到九二共識，爭取兩岸對話新契機。

其三，避免再犯下任何意氣用事的決策錯誤，或故意製造爭端，更不要誤以為美方一定會「無條件支持」。質言之，美方設定的「一中政策」與「維持現狀」，決不可任由民進黨政府自行解釋。美國自身利益考量才是重中之重，這不是台獨勢力可自由運作或憑空想像的。

其四，要重新補上「中美外交史」的大課，充分理解美國一貫的對華政策與具體的外交作為，並且要避免誤判；更不可聽任美方戰爭掮客與極端政客的操弄，自取其辱！

其五，要重新認識中國大陸，體認中美大國關係基本格局。民進黨政府只有走出悲情的困結，打破「台獨」的幻想，充分理解中國大陸改革與發展的內在邏輯，以及面對「全球南方」的領導地位與啟航角色，才能在中美共商的前提下，建立起客觀、積極、務實的中國觀。

其六，賴清德必須充分體會「四成選票的支持」意味「少數執政」，且必須「如履薄冰」。換言之，蔡英文時代的「五權盡攬」和「民選獨裁」已經一去不返。如果依然堅持執政的傲慢，一意孤行，其結果不但將面臨中共的武統威嚇，還可能面對美方的嚴峻制裁。果如是，那就真的是台灣人的悲哀了！

403花蓮大震揭電力警訊 供電韌性 結合民間參與

2024-04-07 00:58 　聯合報／ 盧展南／中山大學電機系教授（高雄市）

台灣面臨缺電危機，核電仍占有一定比重，由於核三廠（圖）2025年到運轉年限，總統參選人賴清德日前甚至說，相關單位規畫把已停機的核能機組，維持未來緊急使用。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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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當選人賴清德日前在竹科與半導體業界代表進行會談，與會代表提到，半導體業界已在討論，是不是乾脆半導體企業自己組團蓋核電廠，讓產業用電自給自足，不要跟民生用電有衝突。

政府再三保證未來不缺電，要產業界放心。曾有學者預估今年夜間備用容量率四點八％，備轉容量率負○點二％，民國一一六年（二○二七年）夜間備用容量率是○點三％，備轉容量率是負四點七％。為因應缺電風險，業者若要擁有專屬電源，或可參考過去科學園區民營電廠直供經驗。

九二一大地震的一片漆黑後，「位於竹科的新宇汽電共生公司曾讓高科技不斷電，保住科學園區廿幾家半導體業晶圓製造的生命線，也照亮台灣電力發展的新方向…」曾被認為民營電廠有顧客導向特質，可解決某生產特殊的電力運作需求。因此「蓋電廠發電賺大錢」曾被視為金雞母。但好景不常，在種種不利因素影響下關門停止運轉。

這次花蓮大地震造成中北部及東部多部發電機跳機，但核三廠並未跳機，地震發生後全台約有卅幾萬戶停電，未發生大規模停電，應給台電鼓勵。但以後是否能如此幸運？民眾對核安問題總是不放心，但對電源供應充足及降低發電汙染的期待是不變的。

的確，最近國外高耗電行業漸漸認識到「先進核能在能源轉型中的作用」，不僅有助於高耗電行業實現碳減排目標，還將支援新型清潔能源開發，滿足多樣化的能源轉型需求。一些小型模組化反應爐（SMR）廠商的商業模式，已從提供清潔、穩定的電網電力計畫，轉向為超大型資料中心、石化產業合作夥伴和新興的綠氫產業等「龐大的清潔能源消費者」提供服務，是目前 SMR 廠商研發及商業化的推動力。另有能源投資和生產公司擬提供標準電力設施，與 SMR 廠商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保證發電並負責處裡核廢料問題，這可能是不願擁有和運營自己 SMR 的最終用電大戶的一種選擇。

在台灣，業者自己組織團隊來蓋核能發電廠的可行性，則須觀察產業界的真正需求及影響力有多大。

許多先進國家包括日本，已有序完成電業自由化。在台灣電業改革上，原規畫第一階段先推動綠電自由化及電網公共化，接著推動能源轉型、逐步完成電業自由化，落實綠色產業發展。民國一○六年（二○一七年）通過《電業法》修法，要求台電須於六至九年內推動「電業自由化」，將台電分割為發電、輸配電、售電三項事業，開放市場競爭。現在政府說因新增民國一三九年（二○五○）淨零碳排任務，加上台電近年財務不佳，擬放棄電業法明定的「廠網分離（分工）」，台電無需分割，這是電業改革的停滯。

政府雖已建立台電的電力交易平台，但在電網運轉與電力市場監管機制還沒健全下，這樣永遠是球員兼裁判，業者是否能同意這種作法有待觀察。未來邁向淨零碳排的路上，國營電力公司需要結合更多樣的民間力量，維持供電韌性，甚至協助全黑啟動。建議電業法再次修訂時，應考慮建立具透明及公信力的電力交易市場及獨立電力調度中心，制度化電網運轉及電力市場監督機制。

俄烏與以哈戰爭的荒謬

2024-04-07 00:54　 聯合報／ 曾士宇／大學教師（新竹市）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2日簽署法案，將入伍年齡由27歲下修至25歲，有望在面臨志願役人數減少之際徵召更多後備兵力，目前並不清楚多少烏克蘭國內多少男性會受到影響。歐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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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日前簽署法令，將徵兵年齡從廿七歲降到廿五歲；由於烏克蘭約有一百萬名士兵的軍隊正在進行二戰以來歐洲最大規模的戰爭，傷亡率很高，且許多士兵已連續執行戰鬥任務兩年。大多數志願者已參軍，所以亟需另外補充兵源。

據烏克蘭政府民國一一一年（二○二二年）公布的人口估算，廿五歲和廿六歲的總人口約為四十七萬。但其中許多人已在軍隊服役，扣除居住在被占領地區或烏克蘭境外，或因工作或殘疾而無法徵兵者，能新徵兵源要少許多。

另一方面，從烏克蘭國民年齡結構來看，與大多數前蘇聯國家一樣，烏克蘭只有一小部分廿多歲的年輕人，因為在廿世紀九十年代經濟嚴重蕭條期間，出生率急劇下降。由於人口低谷，該國四十多歲的男性數量是廿多歲男性數量的三倍。考慮到可能的戰鬥傷亡，從廿五歲開始徵兵還有可能進一步減少烏克蘭這一小代人的數量以及未來潛在的出生率，導致該國在幾十年後的工作年齡和徵兵年齡的男子數量下降，將為未來帶來長期風險。

頗帶諷刺性的，美國共和黨資深參議員葛理漢上月訪問基輔時曾建議烏克蘭在戰爭中投入更年輕的男性人口。他說：「你們正處於一場生死攸關的戰鬥中，所以你應該從軍」、「我們需要更多人打仗」，而美國早就表明不會出兵參戰，是典型的「別人的年輕人死不完」的寫照。

在中東方面，以哈戰爭已進行半年，自以色列進軍加薩以來，先讓北加薩幾成廢墟，三萬名以上多為婦孺的巴勒斯坦民眾死亡，數以十萬計民眾流離失所，釀成嚴重的人道危機。三月初由於攻擊糧食援助站，造成逾百名領取食物的民眾死亡；四月一日更襲擊非政府組織世界中央廚房救援車隊，造成包含英美澳等國共七名員工喪生，該組織創辦人敘述：「人道車隊頂部有非常顯著的標誌」，並曾通知以軍「清楚說明我們是誰、目的是什麼」。拒絕以色列和美國推斷事件是無心之失的說法。

以色列所以在世人眾目睽睽下，肆無忌憚在加薩持續施行從各方面來看都構成的「種族滅絕」，是因為有美國強力撐腰。不僅在安理會連續否決對以色列的譴責以及要求立即停火，最近拜登總統雖在言詞上對以色列稍稍不假辭色，但據報導即將批准一百八十億美元軍售，同時美國每年對以國例行數十億美元的援助，允許以色列從美國購買尖端軍事裝備，因此絕對有能力讓以色列立即停火，「非不能也，是不為也」，其兩黨政客屈服於強大的「以色列遊說團」影響力，棄平日高唱的公理正義於不顧，令人憤慨。

俄烏戰爭的「始作俑者」，正是美國，在蘇聯瓦解後，違背承諾促使北約不斷東擴，兩次成功策動推翻烏國親俄的民選總統，又在俄烏戰爭前夕，拒絕對俄國做出不讓烏國加入北約的承諾。

戰爭初始，更指使烏克蘭退出和談，祭出各種制裁，一心想削弱俄國。但目前戰況顯然對烏克蘭不利，未來美國是否再上演與它在越南與阿富汗一樣「背信棄義，一走了之」的戲碼，尚待觀察。

從兩場戰事，都可看到美國已無法站上道德高點，扮演的反是「唯恐天下不亂」的角色，但都止於打「代理人戰爭」。在台海風雲日緊的當下，把台灣安全寄託於美國保護的政客們，應早日覺醒。

要陸認同各表 先力行一中自表

2024-04-07 00:52 　聯合報／ 桂宏誠／民主文教基金會董事長（新北市）

陸委會前副主委、海峽兩岸經貿文化交流協會會長高孔廉表示，馬在與習會面時，最重要是公開講出當年兩岸兩會在信函往返中對「一中各表」的定義，只有文字稿是有說服力的，「一定要公開講出這些」。記者謝守真／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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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總統馬英九率青年學生訪問大陸，媒體除仍關注他有無提到「中華民國」，更關注在北京若有「馬習二會」，會不會向習近平闡述「一中各表」？這樣的輿論風向可謂是民進黨吹出來的，但民進黨認同中華民國嗎？再說，「一中各表」是指中華民國在法理上是「世界上唯一的中國」，但民進黨已成功教育台灣民眾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台灣連一中都不「自表」，要求中共認同「各表」就顯得虛情假意。

兩岸各自宣稱自己才是世上唯一的「中國」，且兩岸關係的法理現狀是「互不承認主權，互不否認治權」，故在「九二共識」係先擱置主權爭議的情形下，一中的「各表」是僅自己表，但不向對方表自己才是中國。因此，若期待習公開認同一中各表，這就算不上是各表，中共也會產生被導向兩個中國的疑慮。

目前的兩岸關係是「大陸地區」和「台灣地區」，不應存在賴清德所說「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同時，中共官民來台須由我方簽發一紙印有中華民國國旗的「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不少部長級官員仍來訪，表示他們對「一中各表」既都默認、更是實踐上的見證者。

相對大陸簽發給台灣民眾的「台胞證」，迄今全稱仍是「台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並未牴觸中華民國憲法宣示主權及於大陸地區規定。大陸官民面向台灣時都自稱「大陸」，這也是國民黨過去經由談判溝通才得來以「台灣」和「大陸」對等的地位。

無論馬去年參訪大陸時提到「中華民國」和「兩岸中國人」，或是今年繼續強調中國人的認同，以及提到隱喻中華民國存在的「當了八年總統」，其實都是打擦邊球的「一中各表」。然而，向大陸表的意義固然可讓大陸認為台灣並非盡是台獨，暫時為兩岸緊張情勢開創舒緩的條件，但現今兩岸走向兵凶戰危局面的問題根源，卻不在「各表」而是「一中」。

朝野目前皆避諱認同一中，故要求中共認同一中各表，只是閃避兩岸邁向統一的藉口；蔡英文曾稱年輕人已是「天然獨」，也說明去中政策和教育已見成效。因此，如果台灣真的那麼在乎中共接受一中各表，總該先力行「一中自表」。

民進黨政府不遵守憲法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把大陸地區稱為「中國」，連自表「中華民國才是中國」都不願意。年輕人受教科書影響，不僅幾乎不會用「中國大陸」這詞彙，社會大多也已將對岸慣稱為「中國」，甚至還忘了自己的國家是創建於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迄今的中華民國。

政大選研中心民調顯示，台灣民眾僅三成二認為自己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此結果當與「中國」已界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關。故而，台灣既已放棄「一中自表」，要求大陸接受「一中各表」又有何意義？

立院擴大職權 從最小限度做起

2024-04-07 00:51 　聯合報／ 葛傳宇／台灣藝術大學通識中心主任（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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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國會新氣象，朝野攻防的重點是該不該擴權？擴哪些權？

爭議的內容包括總統到立法院的國情報告是否一問一答？國會調查權如何法制化，是否應該把藐視國會罪與偽證罪入法？

從權力分立的憲政原則以及透明課責的法治國原則兩個視角來看，答案似乎是肯定的。畢竟立法委員只有一一三席，長期面對資訊不對稱以及資源不對稱等雙重不利條件下，卻要肩負監督全國五十七萬名文武公務員人員的重責大任。

制度上適當賦予立法委員更有力的職權，可望制衡獨大的行政權。但實務上，國會擴權，尤其是擴大調查權，可能發生濫權與舞弊。尤其立法院是委員會中心制，有爭議或有油水的案子，進入委員會之後，可能發生少數委員壟斷、關說、施壓。

民國一○九年（二○二○年）橫跨各黨派的六位立法委員集體收賄，涉及 SOGO 經營權，被媒體形容是「立法院史上最大貪汙案」。當時立法委員沒有調查權，都可以運用質詢和審查預算等手上的權力，濫行關說施壓。未來若賦予更大更多權力，誰來制衡立法權？

筆者曾經在美國白宮與國會山莊採訪五年，實際全程聆聽與報導多場聽證會。實務上，美國國會的調查權來自一七七六年美國建國以來行政權與立法權高度碰撞與妥協的結果。全盤照抄美國的制度，其實是空談與不負責任。

試想如果未來的政治生態行政權與立法權都由同一政黨掌握，則蔡英文總統任內長期出現的行政權怠惰傲慢與立法權屈從護航，極可能重現，甚至變本加厲，實在不是民主之福。

民國一一三年（二○二四年）總統選舉當選人的四成得票率以及立法院的朝小野大，具體反映了人民對於執政黨的高度不滿意。囿於現階段制憲不可能、修憲難度太高的現實環境，立法諸公只能穿著衣服改衣服，也就是「最小限度的強化」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例如明定高階文武官員的任命聽證會，新增當事人偽證罪（但不處罰保持沉默，這是憲法保障人民的言論自由），以及增訂禁止反質詢，授權主席驅逐該官員出場並移送監察院規定。如果最小限度的強化規定實施成效良好，日後民意自然會支持大幅度的改革。

至於公民團體的外部監督，包括口袋國會以及公督盟，分別都有評鑑立法委員的機制，更應該鼓勵支持。

名人堂電子報：http://paper.udn.com/papers.php?pname=PID0030&page=1#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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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震生／盧安達悲劇卅年，誰是共謀？

2024-04-07 01:17　 聯合報／ 嚴震生（作者為政治大學國關中心兼任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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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七日是盧安達種族屠殺卅年的紀念日，儘管該國已逐漸走出悲劇陰影，但轉型正義仍待完成，屠殺的真相尚有需釐清的部分。無論如何，重要人權組織、國際新聞媒體、及盧安達政府在此時所發布的各項報告、報導、及紀念活動，都提醒世人莫忘這起事件，避免悲劇再度發生。

「人權觀察組織」在卅周年的前夕，將曾對整起事件做過最詳盡觀察與研究的佛吉絲（Allison Des Forges）前後一年半時間的報告再次刊出。佛吉絲不願真相被掩沒，因此寫下《盧安達的種族屠殺：未留一人述說事件經過》（The Rwanda Genocide：Leave No On to Tell the Story），詳述整起事件經過。相關專書還包括《走向盧安達種族滅絕》（A Path to Genocide in Rwanda）及《血腥季節：盧安達路程》（Season of Blood：A Rwandan Journey）等。另外在許多傷痕報導文學中，個人推薦《種族滅絕倖存者的真實告白》（Left to Tell）及《生命完全敞開》（Life Laid Bare）兩本看了令人落淚的回憶錄。

這些文字讓我們不忘這個悲劇。不過，如果加害者在進行屠殺後，卻未受到應有的懲處、為其罪行付出代價，則是非公義何在？二戰後的紐倫堡大審及東京大審分別針對納粹及日本軍閥罪行進行審理及定罪。九○年代中期，南斯拉夫內戰結束時，聯合國成立了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起訴戰爭罪犯；盧安達種族屠殺事件後，聯合國同樣也針對這些犯下種族滅絕者設置盧安達國際刑事法庭。不過，在此兩個臨時法庭設立之前，聯合國就已展開建立永久國際刑事法庭（ICC）的討論，盧安達的悲劇加速各國對 ICC 的支持，後者在民國八十八年（一九九九年）正式成立。

民國一一○年（二○二一年）盧安達政府公布一篇長達六百頁的報告，指出法國必須就該國的種族滅絕承擔重大責任，不僅因為當時的密特朗總統對胡圖族政府的種族屠殺行動早有情資掌握，然而這項預警資訊卻未停止巴黎對哈比雅利馬納（Juvenal Habyarimana）政府的支持（法國當時還協助武裝、訓練、保護該國政府，並擔任政府顧問），並在事件發生時反應遲鈍，未立即採取行動遏止。悲劇結束後，法國還企圖掩蓋自己的角色，甚至對加害者提供保護。馬克宏總統也坦承巴黎在整起事件中的疏忽，但否認法國是種族滅絕共謀。

特拉維夫在以哈衝突發生後，面臨許多違反戰爭罪及違反人類罪行的指控。美國在安理會不斷使用否決權，阻止聯合國要求以色列停火的決議，間接導致加薩地區近三萬三千人死亡，其中近七成為兒童與婦女。在這個類似種族滅絕的殺戮中，對以色列可以施加影響力的美國，是否也該被視為此悲劇的共謀呢？

雖然美國在譴責以色列的立場上顯得消極被動，歐洲國家的態度也大都曖昧，但第三世界的南非，卻沒有坐視一旁，反倒是帶著道德勇氣，採取具體行動。由於 ICC 乃是針對個人的戰爭罪犯，因此南非轉向以國家為對象的國際法庭提出訴訟。後者在今年二月的判決中，裁示以色列應要避免在加薩對巴勒斯坦人進行種族屠殺，同時要預防任何煽動此行為的言論，懲治散播相關言論者。以色列所犯下的罪行，已經為國際法庭認證，美國許多自由派人士也反對拜登總統的立場，後者若不改弦易轍，讓美國持續成為共謀，很可能輸掉今年的大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