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黑白集．拋頭顱與貼貼紙
．經濟日報社論．中國將引領全球經濟改革新風潮？
．聯晚午後熱評．兩岸換俘的新境界
．聯合報社論．．小心台灣「印度化」的現象
．聯合報黑白集．要辯論 不要黑箱
．經濟日報社論．「入籃」是人民幣國際化的敲門磚
經濟／中國將引領全球經濟改革新風潮？
2015-12-02 01:40 經濟日報 經濟日報社論
備受矚目的大陸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於近期內召開，專家預期，供給側改革、房地產、金融風險、產能過剩、降企業成本等將是主要議題，並且，很可能下調明年經濟增長目標，及擴大赤字規模。
相關報導中，「供給側改革」作為一個新詞，相當引人關注。有人統計，從11月10日到18日，中央在短短九天內就四次提及「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說明「供給側改革」極可能成為中國執政當局在今後經濟改革中的主旋律，也勢將成為海內外熱議的新焦點。然而，什麼是「供給側改革」？
這就要從「後金融海嘯時代」的全球經濟困局談起了。2008年美國爆發金融危機；危機瞬即自震央向外擴散至全球，並且到目前為止，尚未擺脫。在長達七年之久的「後金融海嘯時代」中，從美國開始，日、歐繼之，先後啟動「量化寬鬆」（QE）政策，發達國家之外，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也紛紛採取宏觀調控政策，在貨幣政策上力求寬鬆，在財政政策上盡力擴張。七年下來，此一可以概括稱之為「QE或類QE」的巨大實驗，其成敗得失，是到了一個可以進行初步評估的時候了：
一、首先，最大的貢獻，應該是避免了一次類似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式的危機；二、一再QE所導致的長期低利率、零利率及負利率，並未如大家期待地刺激經濟活力，全球經濟反而似乎進入了一個所謂的「長期停滯期」，不僅如此，長期的低利率還導致了不良後果：流動性資金不流入實體經濟，而流往各類市場炒作，特別是房市；影響所及，又導致貧富差距惡化；前兩者加起來，使得有效需求萎縮，進一步拖慢經濟復甦的步伐。
三、在中國方面，除了前述效應之外，還出現產能普遍過剩，地方債台高築，以及大範圍的空屋或「鬼城」現象，所有這些又加劇了金融風險。
很明顯，「QE或類QE實驗」隨著時間愈久，產生的問題愈多，更關鍵的是，它基本上起不了讓經濟振衰起敝、恢復活力的作用，此之謂「困局」，所以，是到了該有所反思，該改弦易轍的時候了。
中國也許是最早有所反思、並進行轉變的國家。2013年，習李執政伊始，意識到形勢的複雜，一方面增長的勢頭開始減緩，另方面，擴張政策造成的後遺症也益發顯現，於是，已有所謂「克強經濟學」（不刺激及去槓桿）思路的萌芽，儘管如此，執政當局在宏觀策略上，如何在「穩增長」與「調結構」之間尋求平衡，看來仍顯得為難與吃力。2013年底的18屆三中全會終於又向前跨出了一大步，首次強調「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到決定性的作用」。這一步是相當關鍵的，因為在「摸石頭過河」摸了35年之後，這才真正認識到必須義無反顧地確定「市場」的決定性作用，換言之，政府與市場的角色是市場為主、政府為輔。
政府的職能是為「市場」能起到最佳作用提供最完善的配套。反映在政策操作上，宏觀調控政策並非「萬能藥」，只能謹慎地使用，國家經濟的長期增長，必須「培元固本」，從提高生產力，鼓勵創新及技術進步著手。
2015年18屆五中全會，通過「十三五規劃」，正式揭櫫五大發展理念:創新、協調、綠色、開放與共享。應該看到，中國正在對長期以來過於側重需求面，過於強調宏觀調控政策的所謂「需求側經濟學」（demand-side economics）進行根本性的調整；這也意謂著，「供給側」的概念已呼之欲出。
1980年代源自於美國雷根總統時代的「供給側經濟學」也是對之前搞了30多年「凱因斯需求側經濟學」的一種矯正，限縮政策對市場的過多干預，盡量讓市場發揮活力，結果帶來了從雷根到柯林頓時代長達20多年的繁榮。
當前的全球經濟顯然又到了一個必須大調整的關鍵時刻，中國是否準備引領風潮，且拭目以待。
聯合／法院不是祭壇，司法如何滿足公眾？
2015-12-02 01:40 聯合報 聯合報社論
「國人皆曰可殺」的魏應充等人竟遭判決無罪，掀起軒然大波。名嘴和政治人物除大聲咒罵司法，也嚴詞批評法學教育與法官養成，甚至肉搜主審法官的祖宗八代。一時之間，不只是魏應充，連本案法官與台灣司法界，幾乎都成「國人皆曰可殺」的對象了。
說來可悲，在威權時期，民主運動前輩們致力追求司法公正與審判獨立，要讓法院「免於政治干預」。然而，在高度民主化的今天，法院獨立的判決卻屢屢因不符所謂「社會期待」，引發反彈。媒體與網路充斥著要求政治人物「改革司法以符合民意」的聲音，而朝野總統候選人及政治人物也都大言不慚地痛罵司法。由此看來，司法審判還能有獨立空間嗎？或者，法官必須像候選人一樣時時關注民眾對特定事件的看法，以便念茲在茲地遵循服膺？
會發生這種問題，關鍵原因是多數民眾不把法院當成法院，而當成民意獻祭的神壇。群眾期待的是，在人們受到心靈創傷之後，有一個官方的「獻祭」儀式：把祭品送上神壇，當眾宰殺或焚燒，以取悅降禍的神祇，讓眾人安心。在傳統社會，刑罰往往擔任了這種集體心靈療癒的功能，藉由嚴懲罪犯，安撫眾人的憤怒及不安。這也是每每發生重大事件，政客與輿論就想要加重刑罰、期待司法重懲的原因。
然而，現代社會的司法──尤其是刑事司法，是極不適合擔任「祭壇」功能的。它要嚴守「罪刑法定主義」，所以，法律沒規定清楚的，就不能任意開罰。它講究嚴格的「證據法則」，而且楬櫫「無罪推定」，因此檢察官要負很大的舉證責任，單純屬於「社會觀感」的問題，不能作為判決有罪的依據。
由於刑事訴訟的程序繁瑣冗長，因而往往不能速審速決以安撫民眾的情緒。相較於其他政治或法律手段，刑罰其實是最難「滿足社會觀感」的一種制度；偏偏台灣社會卻不滿足於行政制裁與管制，不重視民事賠償，而不切實際地期待法官來擔任祭司的生殺工作。
更糟的是，面對這樣的期待落差，我們的公眾人物和媒體卻鮮少引導社會反思刑事司法的本質，反而不時加油添醋，用媚俗的政治語言來強化民眾的情緒和刻板印象。候選人們痛罵法官，卻提不出具體的處理手段；電視名嘴吶喊「司法改革」，儼然把所有法官都當成該改革的恐龍。
至於其他社會菁英，明明有能力細看判決書所附之判決理由再提出具體意見，但多數人卻捨此不為，而只會說一些討好世俗卻沒有意義的話語，這完全是媚俗社會的特徵。例如，柯文哲說這是「最大的催票行為」，呂秀蓮痛批這是「司法最大的恥辱」；甚至有熟稔司法程序的律師說出「大便精煉若能吃」的聳動語言，來博取掌聲。這根本不是為了解決問題，而只是另一種「輿論祭壇」：把法官當成祭品，用輿論的烈火來焚燒他們的聲譽，以取悅民眾；藉由踐踏法官，讓群情激憤的群眾有著自以為是神的感覺。
台灣民眾的「司法觀」始終無法現代化，還一直停留在前現代的「祭壇觀」，懶惰媚俗的社會菁英其實無可卸責。當年「江國慶案」發生時，民眾痛罵司法誤判；但有沒有人提醒民眾反思：當年是在怎樣的社會氣氛下，逼得法官速審速決草率判案的？菁英與群眾不分青紅皂白地罵，以為民意就是最神聖的鞭子嗎？
我們當然不認為法院判決不能批評，畢竟法官不是神，也不是祭司；司法權是國家公權力的一部分，要向全體國民負責，不能恣意妄為。但批評之道，應該先了解判決理由，才能從而分析究竟是法院採用了過於嚴苛的證據標準，檢察官的舉證是否不足，或者是法官對法律條文的解釋值得商榷。這樣的檢討，才有助於後來的上訴審，可以得到更嚴謹的結果。
此外，除了刑罰，同樣值得探討的是：有沒有其他更能夠維護公眾健康並制裁奸商的政策手段？近年風起雲湧的「公民運動」，在這類議題上能發揮多少力量？喜歡廉價方便又要美味飲食的台灣人，願意付出多少代價來維護食品安全？其實，有太多太多的議題，都遠比空泛咒罵「恐龍法官」更有意義。
請讓刑事司法擔任單純的司法功能，別再把法院當祭壇，更不要把法官與法院當祭品。要知道，當人們用民粹的烈火來焚燒司法時，燒掉的是多年來好不容易爭取的法治精神。
聯晚／兩岸換俘的新境界
2015-12-01 14:24 聯合晚報 午後熱評
兩岸換俘，讓雙方扣留的情報人員各自回到對方陣營，這不僅是人道考量，也是兩岸交涉的新境界，具有高度政治意涵；因為雙方都必須先放下顏面，承認這些人為其工作，失事被捕。
兩岸分裂66年來，大陸主動釋俘不少，但台灣從冷酷槍斃共諜吳石、朱楓，走到今天將共諜李志豪判無期徒刑，才能搭起換俘的間諜橋；台灣當局的政治眼光，終於跳脫冷戰時期的封閉與缺乏自信，才是勇敢面對兩岸關係發展的健康心態。
國共內戰期間，共軍經常把國軍俘虜釋回，無非對國府發動政治作戰攻勢，讓俘虜在風聲鶴唳的國府軍隊中，產生膽戰心驚的效果，瓦解抗敵意志。是故從1949年國府遷台以來，台灣對於雙方交換俘虜，從不積極；台灣方面甚至教育官兵被共軍俘虜是很羞恥的事情，要以死報國。但死生大事乃人性關鍵，政治宣傳從來無法麻痺神經，求生何錯之有。
八六海戰有幾十位被俘海軍官兵歷劫歸來，當時外界很少知道，儘管政府封鎖新聞，大陸公開國軍俘虜照片，全球皆知，反而讓人民懷疑政府。兩位U-2被俘飛行員，因為台灣政府拒絕他們回台，又從香港流浪到美國，多年後才能回台灣。結果葉常棣妻離子散，家庭破碎，政府毫無歉意；什麼樣的民主政府，可以這樣對待官兵，拆散家庭？
政府從教育軍人以死報國，到主動協助被俘人員返台，這是觀念的重大改變，顯示我們面對大陸更有自信，更能放開心胸。兩岸情報戰，不會因為換俘中止，情報戰是國家死生必要任務，但是戰爭最高的目標是追求勝利，不是百般尋死。
兩位歸來的軍情局上校非一般戰鬥兵科，不適宜公開表揚，但對於他們多年堅貞守節，還有過去幾十年來遭大陸逮捕的許多敵後人員，因為早年政治環境封閉，多是青年被捕，兩鬢斑白回台，政府都該有所表彰。
聯合／拋頭顱與貼貼紙
2015-12-02 01:40 聯合報 聯合報黑白集
兩岸換俘，兩名台灣情報員在被中共囚禁近十年後，終於返抵國門。此事的意涵，往高處可以縱論九二共識云云；但落實處仍是在最起碼的人道層次，令人欣慰卻也感傷。為國家而犧牲個人者，往往無名無姓，無人聞問。他們在私人生活中本也是家庭支柱，因公受難而完全沉默消失的歲月，無處討公道，能活著回來即是莫大幸運，寒天冰水只在個人心頭。
情報員回國的新聞，在選舉熱季中不起波瀾。比較喧鬧的反倒是護照上「台灣國」貼紙在國外被遣返出發地的案例。部分民眾藉此標榜個人政治主張，在國外被拒絕入境，回台後反而厲聲指責外交部，高亢批評政府無能。
以今日之言論自由，台獨主張見怪不怪，在國內可能連抱怨「被打壓」的理由都找不出來，只好作怪到海外。護照上貼張「台灣國」貼紙，何其便利；但以此宣揚獨立建國，何其廉價！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全世界的建國先烈都曾拋頭顱灑熱血，如今，台灣卻有人貼貼紙招搖海外，而以革命者自居。在國外被拒乃他國政府關防權限，自己作怪不成又藉機大聲鬧事，這是何種心態、何等人格？自豪於「台灣國」貼紙的人，如真有膽量探測各國政府對入境可疑證件的底線，何不在赴美、赴歐時在護照上貼上ＩＳＩＳ貼紙試試看？
國家處境艱難，中華民國擁有的正式邦交國寥寥可數，但持中華民國護照行走全球免簽證的國家已近一百五十國，國民出國旅遊、商務受惠無窮。陳水扁就職總統時由張惠妹領唱「三民主義……」，蔡英文受邀參加國慶典禮不能不向國旗國歌致意，而那些手持中華民國護照卻宣稱以「台灣國」為念的人，真以為憑一張貼紙就可自詡成就大業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