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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透視／產業政策：政府不是球員
2016-03-20 03:18 聯合報 薛琦／東吳世新大學講座教授
每隔一段時間，該以什麼政策推動產業發展，就會被提出來討論。這裡有三個故事，且做野人獻曝。
策略性產業
一九八○年，獎投條例實施廿年將修正，又當時的傳統出口產業也到一個高峰，因此對受獎勵產業是否該限縮，曾提出發展兩大、兩高、兩小六條件說的策略性產業。這六個條件，辭藻華麗，但經不起考驗。首先，二大指市場潛力與產業關聯效果大。要了解產業市場潛力，查貿易資料一目了然。政府如看得到，難道民間就看不到？在五○、六○年代，連鎖效果在經濟學上很紅但也有爭議。它是說在產業發展中，有些產業會用其他產業的產品當做原料、零件或半成品，像汽車業及最近被提到的航太業，如果這些產業先發展起來，就可帶動相關零組件業發展。紅色供應概念也源自於此。
再來就是像鋼鐵、石化，或今天的雙Ｄ產業，幾乎所有產業都會用到。如果先有這些基礎工業，當然有助下游產業發展。可是這些產業生產必須達到相當規模，而台灣市場開放程度高，國外還有反傾銷的壓力，這些產業發展不能只靠國內市場，政府也不能明目張膽提供補貼，只有靠自己的競爭力。何況即使有了競爭力，如果上下游產業不具比較優勢，也無從發展。
兩高指的是附加價值與技術層次高。產業的附加價值占產值的比率，跟它垂直或水平整合程度成正比，但恰巧又跟國內外產業市場的分工成反比。換言之，若大家都要整合，那就不要貿易了。其實，像蘋果公司這些企業創造的附加價值都不在製造端，那是不是就不要製造業了？至於技術層次的提升，多來自研發，如此何不直接獎勵研發，而不是產業。
最後兩個指標很容易理解。如果有風險小但報酬高的投資，那還要政府指導嗎？至於哪些是高汙染產業，是如何訂汙染標準及防治執行問題，不是產業本身問題。
一位值得敬佩的企業家
卅年前，經濟情況很不好，為求突破，在行政院下成立由產、官、學組成的經濟革新委員會，下設五組，產業組召集人是王永慶先生。記得第一次產業組的委員會議中，委員都是各業界龍頭，談的都是自家產業；主席感到以後開會都如此，那就請委員回去寫報告就好了，因此說：「我們以後的發言都不講自己產業與公司的事。」頓時鴉雀無聲，但也都敬表同意。這個原則一直遵守到開會最後一天。我看到一個了不起企業家的風範。
政府的角色
在五○到七○年代，政府採行強而有力的手段協助產業發展。當時國內市場是封閉的，供給不足，很像賽伊法則講的「供給創造它本身的需求」。誰能獲得資源，大概都有利可圖。但經濟發展最缺的是企業家，政府當時所作所為到現在還繼續發光發熱的，就是培養了無數企業家。有次學生問，如果產業發展需要政府，那麼政府的角色是什麼？
突然想起，出現在ＮＢＡ球場上有球員、教練及裁判。全場飛奔，最賣力，決定最後勝負的是球員，調兵遣將的是教練，但賽程中權力最大的是裁判，只要哨聲響起，大家都要聽他的。裁判球技肯定不佳，卻熟悉球賽規則；他的工作是，對誰贏球不能有定見，讓球員守規則，且盡情發揮，讓觀眾看得過癮。
球員（隊）是廠商，觀眾是消費者，那麼你覺得政府像誰？
怪馬？ 怪蔡？ 斷交誰之過？別再踢皮球
2016-03-20 03:18 聯合報 石之瑜／台大政治系教授（台北市）
北京接受甘比亞為邦交國以來，各界更矚目五二○就職演說的內容，會如何回應兩岸關係，認為演說將決定未來八年是否會天搖地動。
這樣的等待與觀察角度，對於蔡總統而言，製造了壓力，就好像責任就在她一個人的身上。試想，若馬總統任內拒絕在一個中國問題上讓步，並斷交了好幾國，大家一旦熟悉斷交場景，今天北京又如何對蔡總統施壓？
甚至，搶走甘比亞以後，台灣人反而還更加同仇敵愾，這不就是當年邱義仁輔佐陳總統執行烽火外交的硬頸精神體現？想到這裡，民進黨人豈有不氣的道理？蔡總統豈能不感到不平？
不只是外交上的斷交，如果馬總統在任內沒有開啟三通，不任意接受北京對台的片面讓利，寧可損失邦交國也要不斷進取，台灣就不至於陷在兩岸關係中如此深邃，雖然日子可能苦一點，但是卻免除了因過度依賴帶來的心理負擔。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道理，就在於過程中的付出及犧牲，可累積自尊，進而超越世俗眼光中的小利小害。
近來，民進黨立委蘇震清的質詢，透露重要的玄機。他指馬政府對於北京與甘比亞建交感到憤怒的深層原因，是因為依賴北京的善意在辦外交。
果其然，夏立言主委答詢時竟特別提到，對方明明口頭講過好幾次，說不跟甘比亞建交的，結果食言。這不恰恰顯示，馬政府淪落到只能在北京的一舉一動中渴求關愛的眼神？
如果斷交是因為外交部沾沾自喜、好逸惡勞於外交休兵，五二○之後的斷交就不是蔡英文的責任，而是馬英九造成的後果。如果因為北京的緊縮造成台灣經濟的困境，正好說明馬政府的和解政策，是遭到溫水煮青蛙，才會讓台灣經濟不適應。
簡言之，馬總統若是繼承陳總統的兩岸政策，今天蔡總統就不需要面對這種積重難返的局面。
蘇震清的質詢已預設了五二○後的問責，選民必須耳聰目明，才可能對馬、蔡兩位總統的評比不失公平。追根究柢的關鍵在於，一方面是台灣的獨立與尊嚴，另一方面是生活機會的開展，何者為重？
就像蔡總統可以抱怨馬總統造成獨立與尊嚴的路障，馬總統也可以抱怨陳總統及李總統造成提升生活機會的路障。
選民自己不確定，就容易被來回動員，既要以台灣為主要身分範疇的尊嚴，又想獲取超越地域認同的多重身分與更多生活機會。
選民怪罪馬總統喪失尊嚴，馬總統大可認為是在和平發展中最能保有尊嚴；選民怪罪陳總統縮限機會，又得不到尊嚴，陳總統大可認為是不服輸才能過著有精神的生活。
沒有人願意自己負責，且都能找到別人當代罪羔羊，但也都會變成別人的代罪羔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