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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達琪／分類的魔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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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達琪／分類的魔術

2025-12-25 00:00　 聯合報／ 廖達琪（中山大學政治所榮譽教授）

近期內政部對大陸事務，積極在台灣內作「短臂管轄」，意圖不難理解，欲將大陸歸為外國，甚且是敵國。禁「小紅書」是一例，要陸配依國籍法、比照外國人拿出放棄國籍證明才能參政，是另一例。

但因過去均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處理陸配參政權利等問題，並沒有相關要求，所以陸配也拿不出；陸委會則含蓄表示兩岸法律關係複雜，雖然為國安考量，並不反對修法從嚴規範陸配參政，卻未指明修哪一法。國民黨卻跟著起鬨要修國籍法，有識者感嘆國民黨真搞不清狀況，只有將陸配視為外國人才需要修國籍法！陸配或大陸人士究竟是哪國人？不是外國就是「國內」嗎？這就牽涉兩岸是什麼關係了，是國內還是國際呢？

猶記，前總統蔡英文初任陸委會主委時接受立院質詢，有委員問兩岸是國內還是國際關係？蔡答：兩岸關係。委員生氣再問，答案還是一樣：兩岸關係。當時輿論頗稱讚，因兩岸本就非能二分的「第三類關係」，有其法理基礎，有其承受國共內戰未結清爭議的糾纏，更有其歷史演遞下複雜的分合。

這第三類獨立於國內、國際關係外的兩岸關係，事實上於九十年代初期即成就了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訂定及修改，也依此設立了獨立於外交及內政部的陸委會。蔡主委於公元二千年提出時，可說是將事實現象明確化，卻因打破慣性的二分法思考，讓質詢她的立委氣急敗壞。她自己則似頗能拿捏兩岸非國內亦非國際關係的分寸。

分類其實是學問之母，改變分類會帶來不同視野、思維，甚至行動方針；有些像魔術，變幻出新的觀察視角，帶給我們不同的思考框架。雖然有效的分類需要知識的內涵、見識的擴充及透視事物本質的能力，但飽經世故的政治人物或舞文弄墨的文史哲人，很能濃縮其閱歷，提出讓人耳目一新、發人深省的新分類。

比如鄧小平的名言：不管黑貓白貓，會抓老鼠的就是好貓！字面上對貓從簡單的顏色分類，進入功能的區分，進而打破市場經濟與計畫經濟在意識形態名目上的僵化對立，凸顯實務面的功能考量，不僅傳頌一時更影響深遠。再如詩人臧克家為魯迅逝世寫詩，演繹流傳成俗諺上對人的新分類－「活的死人」及「死的活人」，把以純粹生理狀態分類的活人與死人，切入到哲學層次的生命意義來區分。

在社會科學領域中，筆者認為影響最重大的分類，應是馬克思提出的社會階級概念；他以經濟生產關係來劃分，擁有生產資料（工具），如土地、原料、資本者為支配階級；未擁有生產資料而得付出勞力來賺取生活費的，就是被支配階級。馬克思認為擁有生產資料的支配階級，永遠意圖剝削被支配階級，被剝削者意圖反抗而形成階級鬥爭，是推動歷史演化的動力；且這種經濟上的階級關係直接影響政治制度設計，並穿透文化精神層次。因此在他眼中，當代的民主代議制度，表面上是民選，實際上卻透出背後資本家的操弄。

馬克思的階級分類確實驚世駭俗，即便飽受批評挑戰，還是在廿世紀初葉掀起連串共產革命的滔天巨浪，雖然上世紀中葉以後，共產主義陣營逐漸敗下陣來，但馬克思的階級分類魔力還在，持續影響學術的探索方向、社會改革的訴求內涵，並激發政治制度的修調辯難。

最後，回歸開頭，兩岸究竟是什麼關係？就逕歸類為「兩岸關係」，或許像變魔術一樣，能開啟新的視野及局面。

◆ 　陳國樑／停砍年金止血，譴責分化與對立

陳國樑／停砍年金止血，譴責分化與對立

2025-12-25 00:00 　聯合報／ 陳國樑（政大財政系教授暨主任、政大財稅研究中心主任）

一○七年年改巨輪啟動，公教人員退休年金所得替代率，開始進入了十年的暗黑期；自原本最高七成五、最低四成五，將逐步勒緊調降至最高六成、最低三成。截至一一四年，替代率已降至最高六成六、最低三成六。這些數字的下滑，記錄的是國家機器對一生付出的公教人員應受信賴保護權益的戕害。

日前於在野主導下，立院三讀通過公教退撫雙法修正，為這場長期調降的磨難按下了停止鍵。新法除回溯自一一三年、停止所得替代率的繼續調降外，也確立了物價連動機制，明訂當消費者物價指數累計成長達百分之五時，給付應隨之調整；或應每屆四年檢討、適度修正，為公教退休生活建立一道對抗通膨的制度防線。

然而據悉卓揆將採「不覆議、不副署」的方式，阻斷該案公布生效。看來，繼財劃法的「不副署」及憲法法庭對於憲訴法的爭議判決後，憲政危機再度引爆。公教年金修法爭議，雖然形式上是另一場朝小野大下的政治博弈，實則深刻揭露出政府在財務永續與信賴保護間的自證矛盾；對於公教人員與勞工的差別治理，更使法治國家的一致性原則與公共誠信蕩然無存。

原本規畫的整體改革在公教先行後，財務更為危殆的勞保年金，七年來竟紋風不動。決策者對勞保年金的態度，已從「體制改革」轉向「預算撥補」，甚至宣稱「撥補就是改革」；撥補金額自一○九年的二百億元攀升至一一四年的一,三○○億元，累計挹注將突破五,一七○億元。

同受財務壓力，政府對公教年金強勢裁減，對勞工年金則溫情撥補；讓一生戮力從公者，在「薄此厚彼」的雙重標準下，感受到遭政府、同時也是「雇主」背棄的體制傷害。這不僅動搖了公務體系賴以維繫的信賴保護，更諷刺地宣告法律明文規定的「最後支付保證」，在身分與政治聲量面前不過是任憑裁量的具文。

在公共政策治理方面，我們看見政府在年金改革上的「兩張臉孔」；面對公教是冷峻切割的改革者，將「財務永續」標舉為不容質疑的圭臬；對待勞工則是懷柔守護的撥補者，將「保障優先」置於財務永續之上。這種明顯差異更反映在溝通策略上，對公教人員施以「破產倒數」的危機威嚇、促其服從；對勞工則釋放安撫，以預算撥補來消弭焦慮。

公共政策的推動，尤其忌諱因治理對象身分不同出現選擇性正義。制度之所以存在，正是為避免公共權力因社會地位、政治聲量或選票結構而有所偏斜。在年金制度上，政府理應回歸治理本質，維持原則的一致性；若「財務永續」是不可逾越的紅線，則這條線不應在面對公教時堅若磐石，對待勞工卻柔如絲絛。一致性，並非要求齊頭式平等，而是治理邏輯的貫徹始終；當邏輯出現斷裂，制度的公信力也隨之崩解。

令人憂心的是，當前輿論已墜入「贊成與反對」的二元對立陷阱；粗暴的標籤，在公教與非公教、退休與在職世代間刻意畫下鴻溝。這種將複雜政策化約為族群利害衝突的操弄，是藉由撕裂社會來掩蓋治理失道、是對公共信任的毀滅性傷害，應受最嚴厲的責難。

公教年改留下的社會創傷早已深植骨髓，即便停砍公教年金順利施行，也只是暫時止血。若欲重建國家誠信與職業尊嚴，停砍公教年金只是重新檢視體制、啟動制度修復工程的起始點，後續改革仍是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