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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延廷／美2026年版《國防戰略》玄機

2026-02-06 00:00 　聯合報／ 張延廷（空軍前中將副司令、國立清華大學教授）

四日川習通話，據大陸官媒報導，習近平表示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中最重要的問題，美方務必慎重處理對台軍售問題；白宮官員則表示美國對台政策未變，AIT 前主席卜睿哲也回覆台媒，這次通話可能是為川普四月訪中的規畫定調。

川普並未公布此次通話涉及台灣的具體內容，但外界已紛紛猜測未來川普訪中，台灣將被置於何處。回顧日前美國五角大廈公布的民國一一五年（二○二六年）版《國防戰略》（NDS）報告，字面陳述明顯將重點置於美國本土和西半球，全文未提「台灣」，對中國大陸的用語也有所緩和。其實，美國早已將「台灣地位」與「台海周邊」的戰略層次劃出區隔，一旦「台海有事」，不排除美國仍會軍事介入，只是方式和技術將使兩岸都難以捉摸。

《國防戰略》每四年發布一次，並與《國家安全戰略》（NSS）高度掛鉤。今年 NDS 由國防部長赫格塞斯主導，充分反映川普風格，旨在將國防體系轉變為更具效率、專注於實際利益，而非維持全球安全秩序「理想化」的機構。

首先，美國國防政策產生明顯轉向，核心主軸為「美國優先」，其戰略的關鍵要點可分析成：戰略優先順序、重大變革調整、執行單位機制等層級。至於今年 NDS 列出四大優先任務，最高順位為「保衛美國本土」，其次才為「威懾中國」。至於對中共「反反介入」的戰區聯動性質的實力，隨印太美軍各部「彈性戰術部署」的人員裝備逐漸成形和到位，也就不在話下。

再者，讓東北亞地區感受最深者，莫過於要求盟友承擔更多區域防禦投資，亦即「增加盟友負擔轉嫁」，北約應主導對俄羅斯的防禦，但在西太平洋就得由美國主導實質的抗衡中共力量，另為預防日韓等盟國武器在國際市場上與美國軍備形成扞格，也藉機強調「強化國防工業基礎」，企圖透過改革海外軍售等採購體系，整合盟國的既有能量，提升美國本土軍備生產能力。

在「重大變革調整」則強調西半球安全，即「門羅主義的川普推論」，強調恢復美國在西半球的軍事主導地位。對中共則不再將其明確標註為「戰略競爭者」，而是冀望透過「強化溝通」（去衝突化）與「實力威懾」雙管齊下，尋求「體面的和平」，將「鬥而不破」以書面化責成戰略單位執行能力。其次，俄羅斯雖然仍被美國視為「持續性威脅」，但新版文件認為其對美國本土的直接威脅尚屬「可控」，主張將歐洲防務交還給北約盟友。

這份《國防戰略》大幅重申了川普2.0的政策立場，「美國優先」以及以美國人具體利益考量的「孤立主義」，強調美國國土和西半球的安全才是五角大廈的首要關注事項，並稱過去長期忽視了美國利益，指出未來將向美國盟友提供「更為有限的」支援。川普政府的國防戰略與冷戰後歷屆美國政府存在根本不同，摒棄理想主義，擁抱務實的現實主義。美國將對潛在威脅採取一種更聚焦、也更具有戰略性的應對方式，不希望把美國的利益與世界其他地方的利益混為一談。

對於中美戰略博弈過招的諸多伎倆，我方一面要嚴陣以待，另一面也要讓大國明白中華民國的存在，才是對中國大陸最深沉的影響，建立兩岸「一中各表」共識，才能確保台灣未來的和平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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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益仁／台灣生醫產業 不要以管窺天

2026-02-06 00:03 　聯合報／ 蘇益仁（南台科技大學講座教授、國家衛生研究院名譽研究員）

今年初，國科會主委吳誠文於全國大專院校校長會議中指出，大學教授不應只著重於論文發表與升等，更應強調研究的實際應用價值，引發台大校長陳文章及學界的廣泛討論。在 AI 全球競爭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創新研發與經濟發展成為各國關注的熱門議題。與科技產業的領先全球不同，台灣生醫產業發展仍問題重重。

民國一一四年（二○二五年），美國近一半的生物製藥授權交易來自中國。在今年初的摩根大通醫療健康大會上，多筆來自中國的新藥授權交易再次成為焦點。顯示中國生技產業的崛起，並非僅仰賴低成本優勢，而是源於制度性的改變。自民國一○四年（二○一五年）起的藥政改革，主要透過審查流程優化與試驗執行效率提升，使新藥在符合倫理與安全規範的前提下，接軌全球規範，得以更快從臨床前研究銜接至首次人體試驗。

回到台灣，近期圍繞學術評鑑與論文價值的討論，其實反映的是不同角色的合理焦慮。從國家科研治理的角度，關心的是公共投資能否有效轉化為產業競爭力；從研究型大學的立場，則必須守住學術自由與基礎研究的空間。問題不在於誰錯了，而在於台灣長期讓同一套評估制度，同時承擔過多、甚至彼此衝突的期待。

以生醫領域為例，研究本就存在多條不同路徑。基礎生物探索以論文為主要產出；轉譯研究重視專利布局、概念驗證與資料品質；臨床與產品導向則涉及試驗設計、法規進程與商業化能力。然而在台灣，這三條路往往被要求以同一把「論文尺」來衡量。結果是最容易被犧牲的，正是最有可能形成實際應用的轉譯研究。

這樣的制度錯置，不只影響研究人員的發展，也實際形塑了台灣新藥公司的研發策略，尤其證管會在新藥公司的上市櫃審查標準缺乏彈性。近年不少新創公司在早期即同時布局三至四條完全不同機制、不同適應症的研發管線，以配合證管會的標準，表面看似風險分散，實際上卻與國際大藥廠的多管線策略存在本質差異。

大型藥廠具備充足資金、成熟平台與多團隊並行能力，而多數台灣新創公司資源有限，卻在制度誘因下採取相似配置，結果往往導致每一條管線都不夠深入，過度追求快速上市櫃，反而可能犧牲長期研發深度與最終成功的機會。然而這種做法卻未必符合國際藥廠的商業判斷。對多數國際業務開發團隊而言，真正關心的並非管線數量，而是是否存在一個足以接手、持續推進的核心藥物。

台灣生醫產業真正需要的並不是少寫論文，而是建立一個能容許不同類型研究各自成功的創新制度。在全球生醫產業高度競爭與跨國協作已成常態的今日，若仍以單一指標評斷所有努力，不只會錯估他國的發展方向，也可能低估自身的潛力。生醫產業自最早期的基礎創新研究，到臨床前實驗與製劑優化，再到毒理安全試驗與人體臨床試驗申請，開發歷程漫長且高度專業。台灣在各階段資金接力、技術平台與法規支持上，這一系列的開發里程碑中至少有五個斷崖，如不能解決這些問題，要由學術研究到落實產業應用將遙遙無期。

以管窺天，看到的永遠只是局部。台灣若希望在生醫產業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或許該先放下過度簡化的對立，重新設計一個能讓多元路徑並存、各司其職的制度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