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家之眼】從唸歌、吟詩解析王世堅的「沒出息」為何爆紅(廿四)
◆ 【專家之眼】從「寧靜車廂」爭議看台灣公共文化的成熟之路
◆ 【專家之眼】上海名人賽變成種子「焚」場(廿二)
◆ 【專家之眼】以哈停火後中東局勢的變與不變
【專家之眼】從唸歌、吟詩解析王世堅的「沒出息」為何爆紅
2025-10-15 15:32 聯合報/ 劉新圓/樂齡學習中心兼任講師
立委王世堅因神曲「沒出息」紅遍兩岸。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立委王世堅在議事堂慷慨激昂的質詢影片,最近被網友用樂器模仿,本來只是抖音的短片,卻吸引了越來越多音樂人參與,配上和聲,融入各式伴奏,更有人添上新詞,演變為完整的歌曲,連知名老歌星也來參一咖,而當初責罵柯文哲的「沒出息」三字,就這麼順理成章地成了歌名。
原本殺氣騰騰的嚴肅質詢,經過網路的音樂發酵,竟搖身一變為各式各樣的作品,有的抒情,有的滑稽搞笑,在華人圈發揮了無遠弗屆的奇妙療癒作用。哪怕部分政治人物憂心忡忡地呼籲應該禁止這種「洗腦」歌,也擋不住眾人無厘頭集體參與的歡樂潮流。
從某個角度來看,民代也是一種表演者。為了贏得選民支持,必須卯足全力打響知名度,質詢便是重要的表現機會。在各民代激烈的競爭當中,王世堅往往靠著咆哮式的怒罵,成功吸引媒體注意。雖然貌似情緒失控,實際上其發音的抑揚頓挫卻頗有章法。以快慢分明的節奏感和力度強弱的對比,突顯了講述的重點,猶如一段段聲情並茂的朗誦。
換句話說,王的口條極富音樂性,加上內容設計了如詩歌般的對稱性,像「從從容容、游刃有餘」和「匆匆忙忙,連滾帶爬」,實可視作四言詩,容易琅琅上口,簡直「說的比唱的還好聽」。或許因為他學過小提琴,受過基本音樂訓練,更懂得掌握韻律吧?一旦被同樣具有音樂感的人發現其中奧妙,便可加油添醋地從「說」跨入「唱」。
其實,「沒出息」並非首次以樂器模仿名人發言。幾年前,日本有位男性政治人物爆發醜聞,在記者會上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哭訴,就有人用鋼琴模仿得惟妙惟肖。不過,這段模仿並未發展成歌曲。與其說是因為當時社群網站還不夠發達,不如說是因為漢語的語音特質更容易入樂。
聲調在漢語具有辨義功能,如國語有四聲,閩南語有七聲,外國人聽我們說話,會覺得好像在唱歌。所以,只要把各聲調對應特定的音高,任何句子都可以變成歌,傳統戲曲唱腔就是用這個原理套唱的。譬如歌仔戲的七字調,旋律會隨著歌詞變動而不同,功力深厚的演員甚至能即席賦詩演唱。
有些國語流行歌曲也把旋律和歌詞聲調對應得十分密切,如羅大佑的《亞細亞的孤兒》,又譬如李宗盛《凡人歌》的「一刻不得閒」、「向誰去喊冤」,更像是介乎說與唱之間的「唸歌」。
據說,唐詩原本是用唱的。既然「詩歌」是一組詞,顯見詩必然有音樂性。古代詩人的「吟詩」,恐怕並不只是單純拖長音讀,更可能是接近唱的「唸歌」。台灣民間流傳的「江湖調」:「我來唸歌囉…」或可視作傳統吟詩的活化石。
有的學者認為,「唸歌」就是我們傳統的「饒舌歌」,它的原理並不稀奇,民間藝人經過長期練習,習慣字音與特定唱腔的對應模式,便可望即席賦詩演唱。現代教育把注意力集中在詩的內容,鮮少人注意到,詩本身的文字聲調就已經具備音樂性了。經過「沒出息」的爆紅,大家似乎在無意之間,又碰觸到了「唸歌」、「吟詩」的精髓。
【專家之眼】從「寧靜車廂」爭議看台灣公共文化的成熟之路
2025-10-15 15:22 聯合報/ 張瑞雄/台北商業大學前校長
高鐵「寧靜車廂」政策一出,輿論譁然,支持者認為這是文明乘車的重要一步,反對者則指其缺乏同理心。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高鐵「寧靜車廂」政策一出,社會輿論譁然。支持者認為這是文明乘車的重要一步,反對者則指其缺乏同理,讓家長與孩子成為被放大的「噪音來源」。這場爭論表面上是關於車廂管理,實則映照出台灣社會在公共空間裡對「秩序」與「包容」的文化拔河。
高鐵此舉原意在於提升乘車品質,讓民眾在長途旅程中享受片刻安寧。根據調查,近九成乘客支持這項措施,顯示多數人渴望「安靜的公共環境」。但政策落地後,卻被家長視為壓力來源。當母親被迫帶著哭鬧的孩子走出車廂、當自閉症孩童被舉牌警示、當「乖乖」餅乾成了安撫工具,許多人心中的問號變成了不安與委屈。政策設計者希望建立秩序,卻意外打開了社會對「公共空間誰能發聲」的辯論。
公共政策的最大挑戰不在於初衷,而在於細節。日本新幹線的「寧靜車廂」運作多年,並非以禁止為主,而是以「默契」為基礎。那是一種集體文化的內化,不需明文警示,也能自我約束。反觀台灣,高鐵以行政手段強化規範,卻未同步建立社會共識與包容文化,導致勸導制度變成壓力來源。正如古語所言「治大國若烹小鮮」,治理公共空間也需柔性技巧與人性體察。制度若失於僵硬,善意也會成為壓力。
面對批評,高鐵並非毫無作為,主動表示勸導對象僅限「講手機、看影片不戴耳機、大聲交談」三種狀況,並不包含嬰幼兒或失能旅客,且強調會持續精進親子友善措施。但問題在於社會情緒已被點燃,即使政策無錯,但執行現場的一張警示牌、一句過於直接的提醒,都可能讓家長感到被標籤化。政策與文化之間的落差,就在這一念之間。
此事凸顯出台灣公共空間治理的兩難,如何在尊重個體自由與維護集體秩序之間取得平衡。寧靜車廂爭議,反映出的是「公共禮儀」與「社會包容」兩種價值的對話。對多數乘客而言,安靜是一種權利;對家長而言,孩子的哭聲是一種自然。問題不在於誰對誰錯,而在於我們是否能彼此理解在有限空間中共同呼吸、共處,而非互相指責。
從長遠來看,這場爭論或許是台灣公共文化進化的契機。它讓我們重新思考,文明不僅只是靜默,還包括理解與同理。真正的「寧靜」,並非消除聲音,而是讓不同聲音能和平共存。當社會能在爭論中找到尊重的界線,才能邁向成熟的公共生活。
高鐵若要重新獲得民心,未來的方向不應只是宣導寧靜,而是設計更具彈性的「多元共乘文化」。例如可設立「親子區」或「安靜區」供旅客選擇,並強化員工訓練,讓執行規範的人懂得人情之理。教育部門與媒體也可同步推動「寶寶哭泣我OK」文化,讓社會在理解中學會包容。
當制度能兼顧秩序與人情,當社會能理解「安靜」與「溫度」並非對立,台灣的公共空間將不再是衝突的戰場,而是文明的象徵。文明不是沒有聲音,而是能聽懂別人聲音的世界。這或許正是高鐵「寧靜車廂」事件,留給我們最值得省思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