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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達琪／兩岸和平 能否用民主搭建

2026-03-05 00:00 　聯合報／ 廖達琪（作者為中山大學政治所榮譽教授）

二月初國民黨智庫與大陸國台辦海研中心在北京舉行「兩岸交流合作前瞻論壇」，開啟了中斷近十年的國共交流機制，似也為緊繃且冰封的兩岸關係添點和緩春意；雖說此次迴避高敏感度政治性議題，且也獲得對方釋放一點具體紅利，但是否就能藉此建構出國人普遍期待的兩岸和平？

首先，我們得問我們要什麼樣的和平？因和平本身也可分層次：低階的如沒有戰爭狀態，滑動性高；中階的或以有相互接受的互動框架來維持穩定；高階的可能如民主和平論，強調信念體制近似的國家應不會打仗，和平長存。

實務上，高階的目前似正受挑戰。美國總統川普不分敵友，全球追討關稅，及對盟國軍費平攤要求，似已將民主盟邦的和平降至中階！所以高階的信念性民主和平，可能熬不住經濟壓力，而我們跟對岸要建構和平，不能也不必達到這種境界。至於低階的無戰爭狀態和平，兩岸目前就是，但滑動性高，中共不停環台軍演，更增添兩岸有事的疑慮；所以，我們應追求的是中階有互動框架，較穩定的和平。但兩岸有這樣雙方可接受的框架嗎？

答案是沒有。國民黨用「九二共識反對台獨」做通關密語，但民進黨不接受，民眾黨也曖昧；而中共雖接受九二共識，但強烈擠壓國民黨「一中各表」的空間，更強調「兩岸一家親」、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等，彰顯民族主義掛帥的框架。這樣即便在民生經濟鋪了底，但難以往上發展。

可能為雙方接受的框架是什麼？個人以為可以「各表」的「民主」帶入討論協商。之所以用「各表」，因為民主有多種類型，我們所習慣的主要被歸類為自由民主，重視程序，如常規選舉、言論自由保障等等。還有一類稱「實質民主」，較重視結果，尤其在財富分配上，雖然程序也有，但不以直接民選為唯一準繩。但目前在被分類為自由民主的國家中，幾乎全以程序民主為圭臬，並依此區分出威權、極權等政體類型；中國大陸自屬威權。不過以共產黨建置的思想依據－馬克思主義而言，對西方的自由民主體制有顛覆性的批評，認為選舉背後都是資本家操縱，民選只是表象；所以共產黨代表無產階級，以所謂民主集中，由菁英集權推動革命，或可說他們可能較偏向實質民主，重視民生分配，卻不顧程序正義。

如果民主可作為討論起點，兩岸是否本著求同存異、互相尊重的基本精神，以雙方各自認知的民主理念及實踐的民主方式，來構思雙方或可接受的和平框架？比如雙方年度性透過各自的民主機制，測量各自人民的統一意願？只要有一方未達到其法規所設定的通過門檻，就擱置此議題。

以上只是非常初步的建議，可能引起各方譁然及撻伐，或也被認為是異想天開！筆者深知和平建構涉及多維力道；與中國大陸不對稱的國力是現實，習近平或借川普施壓台灣也得提防。但我們有晶片，美國還不會放手，何況還要不斷賣武器給我們；且美中對峙不戰的局面，可能會持續頗長；大陸內部問題亦須盤整；台灣有時間及空間，構思國防軍事硬實力以外，維持兩岸和平的策略。

因此，筆者拋出思考，台灣跨黨派最大共識、大家習以為常的民主體制及生活方式，可否不張揚、表現有素養的成為我們與對岸所言的民主對接對話，以開啟穩定和平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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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國樑／不怕東風喚不回 復徵證所稅

2026-03-05 00:00 　聯合報／ 陳國樑（作者為政大財政學系教授暨主任、財稅研究中心主任）

民國一一五年（二○二六年）金馬奔騰，台灣資本市場迎來史詩級的多頭浪潮。受惠於全球 AI 產業的井噴需求與資金狂潮，台股加權指數勢如破竹，二月即強勢站上三萬五千點關卡，更創下單月飆漲逾三千點、單日成交破兆的歷史天量。

在這波榮景之中，台積電自是焦點。憑藉先進製程供不應求、資本支出大幅上修的基本面優勢，股價節節攀升；二月下旬突破兩千元，盤中更觸及民國一一四年（二○二五元）頂峰。回溯十個月前川普關稅風波低點布局的投資人，如今每張股票帳面獲利至少百萬元起算，賺得「盆滿缽滿」。

然而，當市場歡騰之際，一項現行制度的扭曲卻值得冷靜地檢視—這些來自上市櫃股票市場、證券買賣產生的龐大資本利得，一塊錢都沒有納入綜合所得稅課徵範圍。

放眼各國，資本利得屬於所得一環，或單獨課徵，或併入所得課稅；唯獨台灣，個人買賣上市櫃股票產生的資本利得，長期享有免納綜合所得稅優惠。在積非成是之下，這項所得課稅基本原則的「例外」，逐漸成為台灣稅制的「規範」；復徵證券交易所得稅，竟然成為公共政策討論的「禁地」。究其根本，台灣證券交易所得免稅特權的生成並非偶然，而是政治、制度與預期心理等因素交織的結果。

一、政治考量凌駕租稅公平。正如曾有財政部長尷尬地表示過「證所稅已是政治問題」；在台灣，每逢選戰煙硝升起，無論是為了討好千萬股民的選票，抑或想藉由股市榮景粉飾治國政績，朝野總會展現出高度的「默契」－對於資本利得課稅多採「審慎」乃至迴避態度。於是，稅制的公平就在精算選票的天平上居於劣勢，成為政治祭壇上的犧牲品。

二、利益團體介入與其政策影響力。資本市場盤根錯節的利益結構讓改革寸步難行，任何復徵證所稅的嘗試，必然招致金融財團與股市大戶的傾力反撲。這些既得利益者深諳遊說之道，不僅能主導輿論風向，更慣於在市場波動時趁虛而入，拿大盤指數要脅，「情緒勒索」公共討論。

三、交易稅與所得稅概念的混淆。為了讓免稅特權「理直氣壯」，既得利益者也長期洗腦社會稱「現行千分之三的證券交易稅（證交稅）已包含證券交易所得稅（證所稅）」，這完全是法理上的指鹿為馬－證交稅是「交易稅」，有買賣就得繳；證所稅是「所得稅」，有賺錢才要繳，兩者本質天差地遠。況且，千分之三的證交稅率，早於證所稅復徵前即行之有年，硬是掛勾先前證所稅復徵再停徵，實乃是自欺欺人。

四、錯把「免稅」當經濟萬靈丹。台灣執政者長期陷入一種迷思，誤以為「股市好、經濟就好」，而維持股市上揚的不二法門就是護盤與租稅減免。這種將免稅視為萬應靈藥的錯誤思維，使決策者投鼠忌器，深怕一談稅改就會導致資金外逃、股市崩盤，進而放棄推動稅制正常化。過往證所稅復徵的失敗經驗提醒我們，制度設計須審慎，失敗的改革卻不應成為永遠不改革的藉口。

當勞動所得逐筆扣繳、營利所得依法申報，個人買賣上市櫃股票的資本利得，卻長期享有免稅的特權，這是租稅正義的恥辱；具備基本一致性與公平性的稅法，是社會契約得以穩固的底線。使證券交易所得回歸課稅正軌，並非站在道德高地、挑弄社會情緒對立或激化貧富差距的矛盾，而是制度理性回歸的必然，現在正是展開這場理性改革討論的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