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家之眼】成立「發票給獎基金」 拿回你我的小確幸（十四）
◆ 【專家之眼】行政院不副署 是制衡還是卡關？
【專家之眼】成立「發票給獎基金」 拿回你我的小確幸
2026-02-09 06:31 聯合報／ 陳國樑／政大財政系教授暨系主任
建議成立「統一發票給獎作業基金」，以各期營業稅收實徵淨額總數之百分之三，直接提撥為基金收入，專責辦理統一發票給獎作業。記者許正宏／攝影
你我一張張的統一發票，雖然承載著國家法律賦予的中獎希望，卻始終未能掙脫行政裁量的桎梏；在法律規範與行政操作的拉扯之間，這項屬於國人的小確幸，總被為德不卒的缺憾所籠罩。
溯其過往，統一發票獎金的歷史多舛，屢屢被推離法律所設定的正軌：先有獎金預算長年「短編」的積習，復有未領獎結餘款項遭解繳國庫、形同被「揩油」的惡例。
直至去年年初，立法院於預算審查中通案刪減各部會委辦費，才驚然揭露出另一項被忽視的真相－發票獎金，竟也長年遭到一併「誤刪」。在財政部長期堅持「不認為統一發票獎金屬法律義務支出」的錯誤見解下，這筆依法應受保障的經費也慘遭魚池之殃；你我的中獎權益，竟年復一年，淪為監督機關行政不彰、削減預算時的連帶祭品。
去年五月，立法院三讀通過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修正，進一步以法律明文，確立統一發票給獎獎金屬於法律義務支出的法定地位。這項修法，固然矯正了財政部一直以來的錯誤見解，卻並不意味著國人的合法權益已全然高枕無憂。
法律明定，統一發票給獎獎金及相關作業經費，應由「全年營業稅收入總額」提撥百分之三支應。此一設計，意在使獎金規模隨實際稅收連動，確保中獎機會對應國人實際負擔的稅負。
然而，在預算必須提前一年編列的行政作業現實下，財政部長期以營業稅收「預算數」之百分之三，取代法律所要求的「實徵數」之百分之三。這看似便宜行事的技術處理，實則已然偏離法律原意，將本應隨實際稅收調整的發票獎金，直接釘死在事前估計的數字中。
問題正是在於，每當營業稅收出現超徵、年度「實徵數」高於原編「預算數」時，超徵稅收將全數大剌剌被收進國庫，而依法必須提撥的百分之三獎金的部分，便在行政慣例的掩護下，一併被財政部「沒收」。
根據估算，僅就民國一一○年至一一三年的四年間，因營業稅超徵而未依法律意旨提撥、最終未轉化為獎項的金額，即高達八十六點五二億元。
公允而論，並無證據顯示財政部存有刻意短發獎金、或侵害民眾權益的主觀意念；然而，在法治國原則下，行政作業即便出於便利或沿襲慣例，也不得背離法律明文所設定的義務，任由「預算數」繼續架空「實徵數」。若要徹底根除統一發票獎金長年存在的「短編」、「揩油」、「誤刪」與實質「沒收」等積弊，僅靠行政自律或預算制度進行技術性修補，終究無法對症下藥。
釜底抽薪之道，在於另立制度軌道。筆者建議成立「統一發票給獎作業基金」，以各期營業稅收實徵淨額總數之百分之三，直接提撥為基金收入，專責辦理統一發票給獎作業。
透過基金運作，讓獎金直接掛鉤營業稅實徵數，除可避免人為「短編」外，亦能解決超徵獎金遭行政「沒收」的悖理現象。唯有落實專款專用，將未領獎款項悉數留存基金，滾動用於後期加開獎項，纔能確保不再被國庫「揩油」。最重要的是，讓發票獎金跳脫行政機關預算科目的藩籬，則可確切防堵官僚的武斷或認知落差所造成的再度「誤刪」，不再讓國人的小確幸蒙塵。
【專家之眼】行政院不副署 是制衡還是卡關？
2026-02-09 06:00 聯合報／ 陳清雲／立法院法制局前局長
行政院長卓榮泰日前表示，眷改條例的修正明顯違反平等原則，因此選擇不副署該修正案。記者許正宏／攝影
立法院三讀通過《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修正，行政院長卻宣布「不副署」，總統再函達五院院長。對一般民眾而言，畫面其實相當直白：國會好不容易表決通過法律，行政院長一句「我不簽」，法案就卡在那裡動不了。這看起來不像制衡，更像是有人按下暫停鍵，讓整個制度停擺。這究竟是憲政制衡，還是把程序當作工具，讓人民只能在旁邊看戲？
先把程序講清楚。若行政院認為法案有疑慮、窒礙難行，憲法早已提供明確且正規的處理管道，包括提出覆議；覆議未獲通過，仍可聲請憲法審查，必要時也可聲請暫時處分。換言之，行政院並非沒有制度工具，而是擁有一套「說得清、攤得開」的憲政路徑，讓爭議得以在制度內被公開討論與檢驗。偏偏這次並未循覆議等既有途徑處理，而是以「不副署」的方式，使法律停留在公布之前，讓政治爭議無法進入制度化的討論與檢驗。
關鍵在於，副署權的本質從來不是行政院長對國會的實質否決權。副署的制度意涵，是憲法所設計的「共同負責」機制：法律由總統公布，行政院長副署，象徵行政體系願意承擔執行與施政責任。它更像是一種共同簽名、共同負責，而非由行政部門單方面決定是否放行。若副署被轉化為常態性的擋案工具，未來任何不符行政院立場的法案，都可能因一句「不副署」而停留在公布之前，國會多數決的實質功能也將因此被削弱，這正是制度上值得警惕的風險。
行政院提出的理由，包括個案立法、平等原則與預算權疑慮。然而，平等原則並不意味一律齊頭式處理；在特定歷史脈絡下，立法者透過合理差別待遇追求實質平等，本就是憲法容許的立法手段。部分老舊眷村問題，源自早年政策處理失當所累積的歷史因素，造成資產長期閒置、維護成本持續支出。立法機關若認為有必要透過修法一次性處理這類歷史遺留問題，至少在公共政策上具有可討論、可辯護的空間；至於是否合憲，仍應回到憲法法庭，由司法機關加以審查，而非在行政程序中先行阻斷法律的公布。
更讓人不解的，其實是制度「標準」的一致性。民進黨過去推動爭議性極高、且曾被質疑具有針對性的《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當時社會亦不乏「是否屬於個案立法」的批評；然而，相關爭議仍是循既有憲政程序完成立法，並交由制度機制加以檢驗。如今，面對同樣存在爭議、旨在處理拖延十多年的眷村歷史問題之修法，卻因提出者不同，而高舉「個案立法禁止」作為阻擋理由，難免讓人質疑制度標準是否隨政治立場而移動。這並非否定任何過去的立法選擇，而是提醒：若同樣的爭議，因政治立場不同就適用截然不同的標準，人民看在眼裡，感受只會是政治立場對了就叫改革，立場不對就叫違憲。
眷改修法當然不是不能被質疑，也不必被神聖化。它可以被批評、被檢驗，甚至被聲請釋憲；但憲政秩序真正令人憂心的，從來不是存在爭議，而是不依照既有規則處理爭議。行政院若真認為修法違憲或傷及財政，理應循覆議與憲法審查等制度途徑，提出公開、可受檢驗的論證，而非以不副署的方式，使已完成表決的法律停留在公布之前，讓國會表決徒具形式，實質功能被削弱。
政府要求人民守法，更應以身作則守程序。讓法律先依憲法完成公布生效，再將憲法爭點交由憲法法庭審理，才是制度內的對抗、民主中的制衡。否則，一旦「不副署」成為慣例，今日是眷改修法，明日可能是其他法案，最終被侵蝕的，不是任何政黨的得失，而是社會對法治與憲政秩序的基本信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