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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齊元／國際新趨勢 台需戒慎恐懼

◆ 　闕志克／美最高院如何推翻川普關稅

黃齊元／國際新趨勢 台需戒慎恐懼

2026-02-24 00:00　 聯合報／ 黃齊元（作者為台灣併購與私募股權協會創會理事長）

美國最高法院判決川普對等關稅違憲，強調課稅權屬於國會。這對台灣最大啟示是，政府對外重大談判不應繞過國會；今天情況好比遭惡霸侵犯的弱者，卻還想要趕快補辦結婚手續以承認合法性，教人情何以堪？台灣沒有抓住重點，對川普而言關稅只是手段，他在乎的是五千億美元投資和台灣半導體供應鏈。

川普已經踢到鐵板，未來他若施壓台灣過重，將影響四月川習會。習近平日前告訴川普，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中最重要的問題，美方務必謹慎處理對台軍售。如果美國繼續施壓台灣通過國防預算，中美談判可能破局。隨著川普好牌用盡，他會盡一切手段來促成和習近平的中美世紀交易，台灣變成交易籌碼的可能性大增。

美媒報導若國防預算受阻，美國對台耐性會耗盡，在國會山莊蔓延開來，台灣將付出沉重代價。事實是，不管台灣買多少武器，美國也極不可能出兵保衛台灣，而台灣也很難打敗中共。烏克蘭是沉痛教訓，戰爭到最後還是淪為大國之間交易，所謂「威懾」只能欺騙自己。在這種情況下，台灣人民難道不應為和平努力，還要為戰爭付出龐大代價嗎？

台灣最強的武器不是槍砲，而是半導體，但「矽盾」正在快速崩解；美國當然知道，因此強逼台灣加速把產業鏈移往美國。台積電已在亞利桑那州增購土地，未來工廠數是現在一倍以上；不僅如此，台積電在日本也宣布將技術提高到三奈米。執政黨不斷升高台海危機，卻期待以「台灣之盾」來防衛台灣，並配合美國提高國防預算，可謂本末倒置。

展望新的一年，台灣可能會面臨幾個重要趨勢。第一是加速「兩個融合」，在經濟上和美國融合，在政治上和大陸融合。台灣目前正經歷半導體和 AI 產業大規模遷徙，生態系快速融入美國。但在另一方面，國共論壇後兩岸交流或會加速，由於台灣人民不希望戰爭，未來會更務實探討兩岸和平方案，雖然不一定走上統一。

第二是美中對台灣問題將達成新共識。習近平在未來三年一定會想解決台灣問題，而川普也會藉促進兩岸和平創造個人歷史定位，問題在於怎麼做？現在美國亞太戰略主要是國防部官員的想法，但過去一年在川普主導下已大幅修正，未來也會如此，由川普和習近平說了算。

第三是全世界將加速裂解與再融合。川普已徹底打碎美國與西方國家的關係，「西方民主同盟」不復存在。川普退出國際組織，同時欲成立以美國為首的新組織，西方中等國家正尋求聯盟以自保。美國短多長空，短期橫行霸道、長期走上孤立；反觀中國將有機會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的領導者，而全球國家也急欲修復和中國的關係。

第四是中日關係將更緊張，未來有爆發衝突可能。日本眾議院大選，高市早苗的自民黨獲得壓倒性勝利，未來有可能修憲，將自衛條款做改變以參與戰爭。曾說過「台灣有事、日本有事」的高市首相會將日本帶向何方，相信是大陸密切關注重點。台灣不要被美日聯盟沖昏了頭，未來中日危機有可能改變台海未來。

第五是 AI 爆發性發展對台灣亦喜亦憂。未來「實體 AI」當道，任何需要製造的商品都少不了中國和台灣，台灣絕對會因「非紅供應鏈」而受益。問題是台灣嚴重缺電，已面臨關鍵瓶頸，未來產業將加速外移，台灣勢必得面對現實，將不得不重啟核能。

◆ 　劉大年／中國大陸貿易順差的意涵

◆ 　周韻采／Seedance 2.0炸裂影視產業

劉大年／中國大陸貿易順差的意涵

2026-02-24 00:00 　聯合報／ 劉大年（作者為中經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近年來中國大陸貿易順差持續擴大，並在去年創下約一點二兆美元新高。表面似乎顯示出口競爭力依然強勁，但若進一步檢視其結構變化，可發現並非典型的成長型順差，而更接近在內外失衡背景下形成的「內需不足型順差」。

民國一一四年（二○二五年）中國大陸出口約成長百分之六，但進口成長則幾乎停滯，貿易順差因而被推升。內需疲弱是進口不振的主要原因，近年房地產長期低迷，地方政府財政壓力沉重，就業與所得不振，使得消費與民間投資動能不足，進口需求全面疲弱。即使出口僅呈現溫和成長，進口卻無法同步回升，貿易順差因而擴大，成為內需不足的反向指標。

出口端的結構變化，則進一步放大了此一失衡。近年中國大陸持續加碼製造業投資，產能擴張高度集中於電動車、太陽能、鋰電池、機械設備、電子產品等領域，但國內市場早已難吸收快速成長的供給，出口便成為消化過剩產能的主要管道，並呈現「以量換價」特徵，而使貿易順差持續擴大。

在此過程中，匯率政策亦扮演推升順差的重要角色。人民幣長期維持相對偏弱水準，有利出口競爭；同時，地方政府持續將資源挹注於外銷導向產業，使出口能力獲得制度性支撐。相對之下，進口則因內需疲弱而持續受抑，形成結構性落差。

中國大陸出口市場結構亦出現明顯轉變，在美國高關稅圍堵下，去年美國已不再是中國大陸最大出口市場，而由東協與歐盟取而代之。中國大陸對美出口比重已降至約百分之十四，而對東協與歐盟的比重則各約百分之十六，另外對其他新興市場順差亦持續擴大。此一趨勢顯示，中國大陸的順差壓力正向多個市場外溢，使更多國家承受大陸的價格競爭與產能衝擊。

另外，出口主體的變化，使中國大陸貿易順差的政治敏感度進一步升高。過去外商投資企業曾是中國大陸出口的主力，民國八十九年（二○○○年）代中期一度占出口比重逾五成，但近年已下降至約三成左右。當出口主力逐漸轉由本土企業承擔，以及當出口成長建立在政府補貼與產能擴張之上，而非由市場需求帶動時，其他國家更容易將其解讀為不公平競爭，進而對中國採取更嚴厲的反制措施。

儘管中國大陸近年推動整治惡性競爭、提升效率與附加價值的「反內捲」政策，並在今年啟動的「十五五規畫」中強調擴大內需與產業升級。但在人口結構老化、房市調整周期拉長，以及地方財政空間受限的情況下，短期內仍難以有效消化既有產能，以出口吸收過剩產能的模式恐難有根本轉變。這也解釋了，為何中國大陸長期為全球反傾銷與反補貼案件的最主要對象。未來在低價產品持續外溢的情況下，各國勢將以經濟安全、產業韌性等理由，進一步強化對中國大陸的貿易防衛措施，使貿易摩擦走向常態化。

中國大陸的高貿易順差已成為各國貿易反制的主要箭靶，從台灣角度觀察，相較於短期可能出現的轉單效應，台灣更應正視，在全球供應鏈中的角色正面臨結構性考驗。未來貿易衝突的核心，將不再僅限於價格競爭，而是供應鏈的可信度與安全性。唯有持續推動市場多元化、提升供應鏈透明度並強化附加價值，台灣才能在全球貿易保護主義升溫的環境中降低風險，並鞏固競爭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