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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之眼】從兩岸交流之利 談國民黨主席為何該訪陸
2026-04-05 06:11 聯合報／ 楊穎超／銘傳大學副教授
澎湖籍漁船大進滿8號傳出失聯，陸委會副主委2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已透過聯繫機制請陸方說明事件始末及查扣原因，但陸方無回應。（圖／中央社）
最近有關國民黨鄭主席訪陸討論，若非集中於紛亂世局中，對兩岸和平環境的渴望，就是抹紅該黨能獲得的政黨私利。然而，社會科學家對於「將來」興戰或謀統的討論有未逮之處，易陷各說各話處境。本文倒是想談談綠營主政十年，引發「現在」觸目所及的問題。限於篇幅與最近發生事件意旨，僅談兩岸日常交流與政治影響學術問題。
最近澎湖籍漁船「大進滿八號」失聯，疑因違反兩岸各自法律，把我方補貼漁業優惠用油，賣給大陸漁船遭對岸扣押。陸委會副主委2日表示，政府已透過司法互助協議之既有聯繫機制，請對方說明事件始末以及查扣人船原因，並希望對方根據共打協議的規定，向我方進行人身自由遭限制的通報。但陸方沒有回應。
如果相信政府，乍聞陸委會此說應會覺得奇怪。畢竟3月23日海基會董事長蘇嘉全到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備詢時，立委關切海基會有沒有與對岸海協會對話交流？蘇表示：海基會與海協會的交流一直都有，海基會一年服務案件近卅一萬件，沒有交流根本不可能，只是高層沒有對話，平常的交流仍在繼續。
根據該會捐助暨組織章程第三條：本會為達成前條所定之宗旨，辦理及接受政府委託辦理下列業務：…二、兩岸文書之查驗證、司法互助及共同打擊犯罪事宜。既然還有交流，陸委會作不到的事，委託海基會可以作到嗎？
熟悉兩岸事務的人，當然知道不可能。蘇在國會備詢台所言不實，或者說，他是在粉飾太平。根據民國一一四年（2025年）9月5日海基會「參與2025年第十二屆成都世界運動會工作報告」：陸方藉詞中斷兩會聯繫管道，致近年本會人員赴陸機會有限。此已是海基會最近期赴陸報告。而該次難得赴陸，雖當地台協事前已與我奧會建立聯繫機制，「惟為彰顯本會角色」，商請當地台協在「協助採購必要設備、另外為選手準備餐食、組織動員臺商及眷屬至現場加油等」之餘，「同步知會本會，強化本次本會人員參與之合理性與必要性」，沒有與海協會交流紀錄。
兩岸無論是官方或授權白手套，自蔡英文上台以來，不通久矣。也就是說，只要人民往來出事，甚至於軍事可能的擦槍走火，近十年多無正常管道可以溝通解決，只能仰賴中共決定。這種情況對於比較小又號稱以民為主的我方來說，雖然理應無法接受，卻也麻木這麼多年了。
日常交流如此，上層的政策研擬如何？綠營高層意識形態掛帥，但政府面對號稱多元，又曾是最瞭解大陸的台灣學界，有多少願意接納、或有願意多聽的胸襟？不能否認還是有許多學者孜孜矻矻的做好研究供政府參考，但略為瀏覽該會最近為中共出台「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舉行的座談會，有人提及中共制定該法，「反映出台灣在民主制度下，包容多元思想、文化及享有充分表意自由的可貴」，頗讓人好奇單在該座談會裡，出現多少除了宣傳對岸黑暗面以外的多元資訊？或許在摘錄的發言及討論重點看不太到，倒是看到有人指出，中共「兩會」通過此法不單是對台手段，更是習近平在經濟與政治合法性動搖之際，為中國共產黨確立的新統治基礎云云。
這段摘錄奇異之處在於，政治學裡，合法性（legality）與正當性（legitimacy）不是同個概念，就算中文可能允許一定程度混用，也沒有聽過經濟合法性用法；而除了冷戰鐵幕高築時期，因為資訊封閉，還會聽到學者認為中共有正當性問題外，中共改革開放以來，外界對大陸政經社情勢的田野研究愈多，就愈少聽到描述中共有合法或正當性動搖的問題了。不知道會議裡原話是怎麼表述的？證據是什麼？如果沒有夠堅實的證據，又是什麼樣的審核機制，讓此話可以在多種訊息中，特別被擷取出來，成為該座談會的重點？
綜上所述，政治刻意為之的兩岸不交流，對於台灣的成本是相對高的，影響了兩岸人民往來權益，以及依賴政府補助的學界多元言論興衰。或有人認為，一個座談會的一段談話，不能彰顯所指涉情況，但是一葉知秋，有興趣者應可更深入瞭解政治如何透過諮詢、補助影響學術，再反過來證成政策合理性的招數。這種「製造業」的問題是，資訊是怎麼產生的？是實地調研，還是意識形態操作出來的？如果沒有多元交流，就會一直有被特定訊息蒙蔽的機會。兩岸溝通為何必需推動，應該很清楚了。
【專家之眼】歐洲的沒落：從理想到現實的崩解
2026-04-05 06:08 聯合報／ 湯紹成／政大國關中心兼任教授
歐洲基於維護國際秩序與自身安全的考量，不得不支持烏克蘭對抗俄羅斯，然而這場戰爭已從道義支持轉變為沉重負擔。（圖／中央社）
「歐洲的沒落」並非危言聳聽，而是一個早已被提出、如今逐漸浮現的歷史命題。早在二十世紀初，德國思想家 Oswald Spengler 便在其名著《The Decline of the West》中預言，西方文明將由盛轉衰。當時此一觀點曾被視為悲觀哲學，但在當前國際局勢之下，卻愈發顯得具有某種預見性。今日歐洲所面臨的，不是單一危機，而是多重結構性壓力的交織。
首先，在安全與意識形態層面，歐洲基於維護國際秩序與自身安全的考量，不得不支持烏克蘭對抗俄羅斯。然而，這場戰爭已從道義支持轉變為沉重負擔，使歐洲各國財政日益吃緊，社會不滿情緒逐漸升高。隨著川普有意對烏克蘭進行「戰略性丟包」，歐洲負擔更隨之加重。再加上美國攻打伊朗，歐洲國家都不願協助，造成雙方之間進一步的齟齬，導致川普有意退出北約。
與此同時，川普對歐洲極右派勢力表達某種程度的支持，特別是德國的 Alternative for Germany（AfD），使得這一原本在德國主流政治中備受排斥的政黨逐漸獲得新的政治動能。極右勢力的崛起，與難民問題密切相關。過去十餘年，德國及其他歐洲國家接納大量來自中東與非洲的難民，雖然體現了人道主義精神，卻同時引發社會整合與文化認同的壓力。對部分民眾而言，問題已不僅是經濟負擔，而是對國家身份與社會結構的焦慮。而川普認為，若移民持續增長，歐洲人將陷入成為少數的情境，未來在地緣政治上也可能逐漸偏離與美國的傳統同盟關係，甚至成為潛在的敵人。
在內外壓力交織之下，歐洲的對外政策亦出現明顯轉向。去年底，法國、英國與德國三國領導人相繼訪問北京，其後，歐洲議會訪問團亦接續到訪。過去幾年，該議會在制度與價值議題上對中國持較為強硬的批評立場，但在經濟壓力與國際格局變動的影響下，歐洲開始展現出更為靈活的策略選擇。這種轉變並不意味著價值觀的根本改變，而更像是一種在現實壓力下的再平衡。
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所謂「歐洲的沒落」，並非單純的衰退，而是一種相對地位的下降與角色的轉變。在全球權力逐漸向亞洲轉移的背景下，歐洲不再是規則制定者，而逐步轉變為多極體系中的一個重要但非主導性力量。其制度優勢與歷史積累依然存在，但其影響力正被重新界定。
回到斯賓格勒的觀點，他所描述的並非突發性的崩潰，而是一種長時段的文明轉型。當前歐洲正處於這樣一個轉折點：內部壓力與外部挑戰交織，傳統價值觀逐漸鬆動，而新的定位尚未確立。因此，歐洲的問題不僅是經濟或安全，更是一個深層的文明問題－在價值與現實之間，如何重新找到平衡，這才是真正決定其未來的關鍵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