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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文男／當AI Agent 闖禍 誰去坐牢？

2026-08-19 00:00 　聯合報／ 詹文男（作者為數位轉型學院共同創辦人暨院長、台大商學研究所兼任教授）

好友老張最近跟我說，其公司準備導入AI Agent。老闆很興奮，說以後這位數位同事不用薪水、不請假、不抱怨，還能廿四小時工作。老張聽完後只問了一句：「那它如果闖禍，誰去坐牢？」

聽來像個玩笑，但這問題恐怕很快就笑不出來。前一陣子 OpenAI 在進行資安能力測試時，一組 AI 模型為了完成任務，竟自行找到測試環境的漏洞，取得網路連線，再一路進入 Hugging Face 的系統，試圖取得測驗答案。Hugging Face 事後重建紀錄，發現這個 AI 在短短幾天內執行了約一萬七千六百次操作，OpenAI 更形容這是前所未見的資安事件。

值得警惕的不是 AI 變壞了，而是它「使命必達」；它沒有惡意，只是把達成目標這件事，執行到人類始料未及的徹底程度。這正是問題核心：一個系統的效率遠超過它的可控性，我們原熟悉的治理邏輯就開始失靈。

過去我們使用 AI，大多請它寫文章、做摘要、找資料；答案錯了，頂多重新問一次，損失不大。AI Agent 卻不同，它是一個能自己規畫工作、使用工具、登入系統、寄信、下單、修改程式，甚至操作其他軟體的「數位同事」；若它誤刪資料、錯匯款項，甚至侵入他人系統，事情就不是按下「重新生成」可以解決的了。

最麻煩的是，AI 不會被記過、也沒薪水好減，更不可能到法院出庭說一句「對不起，是我判斷錯誤」，坐在被告席的終究還是人；可能是決策的主管、寫程式的工程師，或是簽下採購合約的企業負責人。責任不會因為決策者換成 AI Agent 而憑空消失，它只會沿著權力鏈條，落到最接近人類的那一端。

企業導入 AI Agent 之後，重要的問題恐非它可以幫我做多少事，而是公司準備讓它擁有多大的權力；這不只是資訊部門的技術課題，更是每一個組織治理者都必須正視的權力設計問題。

公司若真心把 AI Agent 當成「同事」，就該像管理員工一樣管理它－要有身分、有職務，也要有清楚的權限。新人不能一報到就拿到公司所有的帳號密碼，AI Agent 也一樣；一般員工不能隨意匯出客戶資料，AI Agent 也不能。重大付款、刪除資料、對外承諾、高風險系統操作，都需保留人類的最終覆核權。

此外，每一個 AI Agent 也須留下完整、可追溯的工作紀錄；誰交辦、它做了什麼、用了哪些資料、作出什麼決定，一旦出事才有辦法回頭究責。更關鍵的是，企業必須準備一個按得下去的「緊急停止鍵」，而非流於形式的警示牌。

未來的企業裡，可能真有愈來愈多「數位同事」；它們不喝咖啡、不領年終、不參加尾牙，效率甚至遠遠超過人類。但千萬別忘了，它愈能幹，我們愈要先想清楚誰能指揮它、誰能阻止它、萬一出了事情誰負責。這不是要我們對 AI Agent 裹足不前，而是提醒我們，一個文明能走多遠，並非取決於它能造出多聰明的工具，卻取決於它能否為自己造出的工具，建構一套與之匹配的責任制度。

AI Agent 可以沒有身分證，卻不能沒有責任人。若「數位同事」闖禍，坐在被告席上的終究不會是它，而是那個決定給它權力，卻沒有想清楚代價的我們。

◆ 　廖達琪／地方縣市政府應組全國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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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達琪／地方縣市政府應組全國聯盟

2026-08-19 00:02 　聯合報／ 廖達琪／國立中山大學政治所榮譽教授

「中聯食油」事件在台灣社會引發廣泛討論，中檢昨天偵查終結，依違反食安法起訴十五人及中聯等四間法人公司。本案不僅牽動食品安全與產業監管，也凸顯中央與地方、地方與地方之間的協調問題。從稽查權責、資訊揭露到跨縣市產品追查，各方說法不一，也暴露出台灣治理體系長期存在的結構性問題：地方政府間缺乏制度化協調機制，也缺乏能整合立場、共同發聲的平台。

這起事件表面是單一食安案件，實際上卻像一面鏡子。中央負責統整資訊，地方各自稽查與說明，媒體拼湊全貌，民眾則須在不同資訊來源間自行判斷。當問題跨越行政區，治理卻仍被行政疆界切割，便形成一個值得正視的矛盾：流動是全國性的，治理卻是分散性的。

有人可能會問：「地方政府本來就各自自治，為什麼還需要聯盟？」

關鍵就在於：地方自治，不等於地方分散。

食品安全、環境汙染、傳染病、交通運輸乃至 AI 與數位治理，許多問題早已跨越縣市邊界。食品工廠設在Ａ縣，產品可能流向全台；汙染源在Ｂ縣，卻可能影響數個下游縣市；疫情從一個城市發生，也可能迅速擴散至整個生活圈。面對這些問題，單一縣市再有能力，也不可能獨立完成治理。

因此，台灣需要的不是另一個「中央」，而是一個地方共同治理的平台。

放眼國際，日本有全國知事會、全國市長會；韓國有市道知事協議會；美國有州長協會等。這些組織並非只是向中央「討價還價」，更重要的功能是讓地方政府先形成共同立場，再與中央協商；同時促進地方之間的經驗分享、政策合作與危機應變。

如果台灣有一個制度化的地方政府聯盟，在重大食安事件發生時，便可迅速啟動跨縣市通報，建立共同資訊格式與稽查標準；在環境或災害事件中，也可協調跨域資源；在政策創新上，則可讓一個縣市的成功經驗迅速擴散到其他地方。

因此，地方聯盟的價值，不只是「一起開會」，而是建立一套地方共同治理的操作系統。

它甚至可以進一步發展為地方政府的國際合作平台。今日的地方政府早已不只是中央政策執行者，也積極參與智慧城市、淨零轉型、城市韌性、招商引資與國際城市網絡。日本、韓國、美國、歐洲及拉美等地方政府聯合組織，都已逐漸發展出「次國家外交」功能。台灣若能整合各縣市的國際資源，也可讓地方外交從「各自出發」走向「共同出發」。

有人擔心，地方聯盟會不會變成另一個政治角力場？其實，制度設計得當，反而可以降低中央與地方、地方與地方之間的對立。它不應具有取代中央的權力，也不應成為政治抗爭組織，而應是一個代表地方、協調地方、服務地方，也與中央合作的制度性夥伴。

台灣的地方自治已走過民主化、行政區域重整與財政分權等階段。下一步真正需要思考的，不只是「地方有多少權」、「地方有多少錢」，更是：地方有沒有一個共同的聲音？

「中聯食油」事件提醒我們，當風險跨越縣市邊界，治理也必須跨越縣市邊界。

因此，建立全國地方政府聯盟，不是地方與中央爭權，而是為台灣補上地方治理最欠缺的一塊拼圖：讓廿二個縣市從各自治理，走向共同治理；從各自發聲，走向共同發聲；從地方自治，進一步走向地方合作。

這或許正是台灣地方自治走向成熟，下一個不可迴避的制度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