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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哲青／沒有壞種子 只有卑劣的耕養者
2020-03-14 23:27 聯合報 / 謝哲青（作者為旅行作家、電視節目青春愛讀書主持人）
法國新生代導演拉德利（Ladj Ly）首部電影「悲慘世界」，奪下2019坎城影展評審團獎，片中反映法國日趨嚴重的社會問題。 （歐新社資料照片）
談到電影「真善美」，大概會想起《Do-Re-Mi》，或是演奏會上演出的《我最愛的》（My Favorite Things）與《小白花》（Edelweiss）。其實，我更常想起的，是不太有名的《我一定做過某些好事》（I must have done something good），歌詞內容：
Perhaps I had a wicked childhood（也許我度過一段壞滅的童年）
Perhaps I had a miserable youth（也許我的青春期也很悲慘）
But somewhere in my wicked, miserable past（但在這些邪惡悲慘的過去中）
There must have been a moment of truth（一定有某一刻實現了某個真理）
For here you are, standing there, loving me（因為你站在我面前，關心著我）
Whether or not you should（不管你是否需要這麼做）
So somewhere in my youth or childhood（在我的成長過程中）
I must have done something good（也許我在某些地方做了好事）
Nothing comes from nothing（事情不會無中生有）
Nothing ever could（從來都不是如此）
So somewhere in my youth or childhood（在我的青春或童年裡）
I must have done something good（也許我在某些地方做了好事）
這首寫於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全球意識形態對抗高峰時刻，相較於鐵幕後的晦澀，歐美正高舉反共產、反極權道德旗幟，輸出美式民主與資本市場。包裝在「I must have done something good」裡殷勤勸世，其實隱隱夾帶自我感覺良好的道德優越，這波精神文明變革，在每個世代開出不一樣的花，當然也結出不一樣的果：人與社會走過死蔭幽谷，難道開始向上，走向陽光，真的就代表我們做了什麼好事嗎？
接下來，時間推向千禧年後，柏林圍牆推倒十多年，世界並不如福山《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一人》中言：歷史走到終點，世界不會有新鮮事發生。相對的，當經濟弱勢年輕世代徘徊在邪惡悲慘時，貧富差距進一步加深，階級意識捲土重來，在金玉其外的繁榮下，被遮掩的是「對年輕世代冷淡嚴峻的階級社會」。
民國108年(二○一九年)入圍坎城影展正式競賽單元，獲得評審團獎，靈感取自雨果同名小說的「悲慘世界」，再度以挑戰階級社會的普世議題呈現。當年輕世代被漠視、公部門治理不善、司法不彰、基礎設施不足，暴力、藥物濫用、偷竊成生活日常，這究竟是誰的責任。
導演拉德利接受專訪時提到：「《悲慘世界》放諸四海皆準。它關於人，關於存在於各處的社會不幸…儘管現今人們分歧對立，但這部片仍希望凝聚所有人。它是講述多元法蘭西的愛國電影，無論接受與否…開頭年輕孩子對法國隊的支持便是證明。」
當我如坐針氈，怵目驚心地看完後，走在陽光下，腦海中播放著「I must have done something good」，背景影像卻是浪漫主義大師德拉克洛瓦的《自由領導人民》，不要忘了，在法國大革命、六月風暴、巴黎公社、五月學運的中堅力量，全都是被當局漠視，欲打破階級的年輕世代。
「親愛的朋友，請謹記。沒有壞種子或惡人，只有卑劣的耕養者。」—維克多．雨果《悲慘世界》
這股力量，長期被輕忽的話，我們的未來，將付出沉重代價。
Something Good from The Sound of Music
Julie Andrews - Something Good (with Lyrics)
Something Good - The Sound of Music 19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