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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能科不是雙語政策實驗場 外師教藝能科？請懸崖勒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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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8-18 00:00 聯合報 ／ 季青 季青漫畫
讀家觀點／融合教育挑戰：政策不能只有理念
2026-08-18 00:00 聯合報／ 蔡美芬／中華民國發展遲緩兒童基金會執行長（台北市）
這個暑假，特殊教育議題頻繁受到關注。從學生的攻擊事件、親師爭議，到部分學校面臨特教教師招聘不易，都讓我們重新思考：當融合教育已成為教育政策的重要方向，現有制度是否具備足以回應學生、教師與家庭需求的支持系統？
融合教育並非只是把特殊教育學生安排進普通班。從「薩拉曼卡宣言」到「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其理念已從教育安置走向平等參與與不歧視。我國「特殊教育法」也將融合教育、個別化、合理調整及可及性等納入規範。因此，融合教育真正關注的，不只是學生在哪裡上課，而是教育制度如何回應學生不同的能力與學習需求。
融合教育也不是天真地期待一般學生接受特殊教育學生，更不是只靠宣導、同理與包容，就能讓所有學生自然共同學習。學生本來就有差異，特殊教育學生的需求更不盡相同。真正的融合，是依個別需求提供適切支持，同時看見一般學生的學習、班級生活與安全。而這些工作從來不是某一位教師的責任。導師、科任教師、資源班特教教師、輔導教師、行政人員與家庭，都在支持系統中扮演不同角色。
學校可透過三級輔導與特殊教育服務進行評估、分工與調整；當校內專業不足時，再連結心理、醫療、社政等外部專業。關鍵不在誰承擔更多，而是這些人能否真正合作。
再完整的制度仍需要人來實踐。當學校連特教教師都面臨招聘困難，輔導與相關專業人力也有其負荷時，跨專業合作自然受到限制。融合教育若只要求第一線教師增加特教知能，卻沒有同步處理特教師資培育、配置、留任及外部專業人力的補充，再好的理念也可能停留在制度規範。
融合教育強調平等參與，但合理調整並非沒有界線，仍須依學生需求，考量學校的人力、教學運作與安全等實際條件。當原有支持無法回應需求時，應由團隊重新評估與調整，尋找更適切的支持方式。當既有安排無法回應學生需求時，應由團隊重新評估與調整，而不是要求任何一方無限承擔。
融合教育不能只看見特殊教育學生，也不能忽略一般學生、教師與家庭的需求。這不是「多數與少數」的選擇，而是教育制度如何兼顧不同需求，建立適切支持的問題。當學生、教師、家庭及特教專業人力都陸續出現壓力訊號，就不能只要求第一線學校自行解決。具有政策制定及法規修正權責者，應重新檢視特教人力、三級輔導、跨專業合作與外部支持是否真正能夠運作。
融合教育的核心，不是「普生要不要接受特生」，而是教育系統有沒有能力支持不同需求的學生共同學習。融合教育需要的不是停止，而是檢視與修正；政策不能只有理念，也需要給第一線實踐理念的條件。
外師教藝能科？請懸崖勒馬
2026-08-18 00:00 聯合報／ 羅德水／教育工作者（台北市）
教育部宣布進一步開放外籍教師進入中小學，教授藝能科及活動類等非學科領域課程。表面上是為舒緩師資不足，實則讓沉寂已久的雙語政策爭議再度浮上檯面。若未能正視問題根源，這項政策不僅無助於提升教學品質，更可能重蹈覆轍，對師培體系與教學造成難以彌補的傷害。
開放外師教授藝能科，最根本的問題在於混淆了教育目標與語言工具的主從關係。藝能科教育的核心，在於培養學生的核心素養與實作能力，其教學重點應是透過身體實踐與藝術感知，激發創造力與鑑賞力。藝能科不是雙語政策實驗場，不應將課堂時間轉化為英語會話的練習。
回顧近年中小學以英語進行學科教學的亂象，教師耗費大量心力進行語言轉換，導致教學節奏零碎，學科內容深度盡失，跟不上的學生淪為教室裡的「客人」，整體學習品質低落。如今將此模式複製至藝能科，是否重蹈英語至上覆轍？當外師因語言隔閡無法精準傳遞學科精髓，或教學設計被迫遷就學生英語程度而簡化內容，最終犧牲的將是學生對該學科的理解與熱情，豈非本末倒置？
中小學師資荒確實必須嚴肅面對，但若因此引進外師資源，更像一面照妖鏡，凸顯台灣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的結構性問題。都會區學校憑藉較佳的財政條件與家長資源，勢必能吸引較優秀的外師，甚至形成「雙語藝能科」的菁英階級化現象。
反觀偏鄉與弱勢學校，連本國籍專任教師都難以補齊，遑論外師資源。可以預見，開放外師教藝能科，也將進一步擴大學生學習英語的城鄉差距，政策決策者成為加劇城鄉差距與惡性循環的共犯。
必須指出，師資荒的根本原因在於教職吸引力不足、教師勞動條件不佳，導致人才流失。開放外師短期看似可以應急，但就如同為漏水的水桶不斷注入新水，卻無視桶底的破洞。外師來台任教，除了語言隔閡，更面臨台灣教育文化、班級經營模式，甚至課程綱要的理解門檻。若缺乏系統性的輔導與支持機制，這些來自不同文化脈絡的教師，如何能精準掌握台灣學生的學習需求？為配合外師進行協同教學，是否進一步排擠各校早已捉襟見肘的師資調度？治本之道，還是應從大幅改善教師待遇與專業地位、減輕教育工作壓力著手，提升師培生投入教職的誘因。
歸根結柢，這一切亂象的根源，仍在於「民國一一九年（二○三○）雙語政策」的根本謬誤。將英語提升至近乎官方語言的地位，是昧於台灣社會語言使用現實的浪漫幻想。國際化不等於英語化，提升國際競爭力也非唯有英語授課一途，將寶貴的教育資源與學生學習時數，大量投入在成效存疑的英語教學，更可能導致學生英語能力未見提升，中文、母語、學科能力卻雙雙衰退的貧乏窘境。
既然過去幾年的實踐已證明此路不通，學者、教師與家長的反彈聲浪如此清晰，主事者理應拿出勇氣、懸崖勒馬，停止一切扭曲學科教學本質的試驗。政策的推動，不應基於政治意識形態或急功近利的短期考量，與其在藝能科引進外師這條錯誤道路上盲目狂奔，不如理性回歸教育專業，徹底正視目前學校教育面對的各種疑難雜症，方能守護孩子的受教權與台灣教育的未來。
借鏡星雙語經驗 恐壓縮本土語言
2026-08-18 00:00 聯合報／ 黃奕維／中華戰略前瞻協會研究員（台北市）
為了達成「民國一一九年（二○三○）雙語政策」目標，教育部日前修正「各級學校申請外國教師聘僱許可及管理辦法」，外師除英語外，也能任教生活、藝文、健體等非語文科目，象徵雙語教育政策邁入新階段。政策方向從「教英語」逐漸擴大為「用英語教其他科目」，看似只是小幅調整，實則牽動更根本的問題：英語授課（EMI）究竟是提升教育品質的手段，還是另一種負擔？
台灣提升英語力的用意值得肯定，畢竟經濟高度仰賴國際貿易與科技供應鏈，年輕世代確實需要更強的跨語言溝通能力。但「英語變好」與「變成雙語人才」並非同一件事，「用英語上課」也不必然等於「教育品質提升」。
對英語能力仍在學習發展中的學生而言，用英語學習數學、自然或工程，等於同時面對語言與學科雙重挑戰。台灣已有研究指出，不同大學推動 EMI 時落差明顯，部分技職校院因學生英語基礎與經濟資源有限，教材成本與授課進度都成為壓力來源，反而拉大校際與階層間的教育落差。
常被視為典範的新加坡經驗，或許最值得借鏡。新加坡自建國以來，以英語為主要教學語言、輔以母語教育，成功打造出高度國際化的社會與經濟體，這項成就值得肯定。但新加坡經驗也顯示，強勢的雙語政策並非沒有代價；據新加坡官方民國一一四年（二○二五年）家庭調查，已有百分之五十八點一的居民以英語為最常用的家庭用語；使用華語方言的比例則已降至百分之四點九。英語不僅在教育與職場占據主導地位，也逐漸滲透私人生活領域，成為當地語言生態轉變中不易逆轉的一部分。
這對台灣格外具有參考價值，台灣近年致力於推動國家語言發展法，保存並復振台語、客語、原住民族語，方向恰與新加坡早年的語言政策相反。若雙語政策被窄化為「華語＋英語」，恐與保存本土語言的努力產生內在矛盾；當英語逐漸成為升學與專業發展的關鍵語言，無形中壓縮其他語言的生存空間，即使政策上並未刻意排除它們。
因此雙語政策不需簡化為「英語授課愈多愈好」，學英語、用英語上課、透過英語習得專業知識，是三個不同層次的目標，未必能互相替代。政策設計若可保留彈性，依學生程度與科目性質循序推動 EMI，同時持續投入本土語言教學資源，更能兼顧國際競爭力與語言多樣性，走出一條不同於新加坡，卻同樣務實的雙語之路。
教育部師資政策 究竟懂不懂基層
2026-08-18 00:00 聯合報／ 陶以哲／高中教師（台北市）
開學在即，許多學校仍在為找不到代課老師傷腦筋。各學科得師資缺口一個接一個，校長、主任忙著拜託老師多代一節，甚至一人身兼數科，學校每天面對的是實實在在的缺師危機。然此時此刻，教育部推出的師資政策，卻讓人愈看愈摸不著頭緒。
近期教育部修法開放外籍教師可以教授生活、藝文、體育等科目，問題是，這些科目真的缺師缺到需要用外師來補嗎？現在學校真正急缺的是數理、資訊等專業師資，教育部政策卻把有限的資源投入相對不缺人的藝能領域，究竟是在解決師資問題，還是在製造新的師資錯置？
另為鼓勵教師久任，教育部研擬草案，將資深教師服務滿四十年，由原本獎金一萬元增加至一萬五千元。四十年，一個人把人生最精華的歲月奉獻給教育，面對少子化、行政負擔、家長溝通、學生管教與不斷變動的政策，最後政府給予的肯定，竟然只是區區一萬五千元！要鼓勵資深教師願意做到退休，應該讓他們感受到這四十年的價值，而不是用象徵性的獎金打發。一萬五千元與「四十年」放在一起秤重，扭曲的天平真的令人心寒！
教育政策最怕官員不知人間疾苦，如今教育部連解決開學缺師的當務之急都無感，還用暨可笑又低廉的獎金打發。套句某提神飲料廣告詞：「老師，你累了嗎？」但教育部知道嗎？
普發一萬 能拉抬綠營選情？
2026-08-18 00:00 聯合報／ 柳金財／佛光大學公共行政與國際事務學系副教授（新北市）
地方選舉前賴總統宣布，憑藉半導體、資通訊及製造供應鏈優勢，經濟成長率表現持續上修，明年將普發一萬元，讓全民共享經濟成長成果。無疑，這有利於選民一時的滿意。而據《美麗島電子報》七月民調顯示，總統的施政滿意度達到四成四七，顯示總統已擺脫大罷免挫敗後滿意度一度跌破三成的低谷。
去年的大罷免未能達到預期政治目標，對民進黨造成強烈衝擊；然而，這股低迷並未固化為對賴個人的長期否定，筆者認為，其支持底盤能重返四成以上，關鍵因素在於：
首先，泛綠基本盤重新凝聚。大罷免結束後，國內政治主軸逐步轉向經濟、國安、外交與地方選舉等。這減少中間與淺綠選民的政治疲倦感，使原本暫時離隊的支持者歸隊。尤其在兩岸與區域安全形勢升溫時，政黨支持者的「聚攏效應」極顯著。
其次，從政治動員轉向民生治理。施政論述明顯提高對「打造好生活」的關注，尤其是甫剛結束全代會後，重點涵蓋婚育居住減稅、擴大婚育宅、企業托育租稅優惠及教育住宿補貼等。這使賴總統形象某種程度建構出減輕家庭負擔的的形象。
復次，經濟成果與對外談判的加分效果。台美貿易談判成果公布後，賴信任度曾拉升至四成六九，民調回升並不單純依賴綠營基本盤，談判結果確實吸納跨黨派認同。
再者，總統高度重新凌駕政黨衝突之上：就職兩周年後，賴總統較常在國防轉型、經濟布局、民主治理與國際外交等宏觀層面發聲；其外交政策滿意度甚至一度超過五成四。當總統發揮國家元首的高度時，即使個別內政事件如毒油事件爆發引發爭議，也不致於讓滿意度大幅崩跌。
最後，回歸結構性支持平準區。大罷免後三成低迷民調，屬於特殊受挫期，並非常態；隨著罷免效應淡化、泛綠選民回流，加上前述民生與外交政策獲部分中間選民認同，民調自然回歸。
然而，儘管民調回升，四成五支持度仍非絕對穩固的「高滿意度」，決定地方選舉成敗的關鍵，不在於能否守住深綠板塊，而在於那一、二成的中間選民能否持續支持。以當前賴的滿意度來看，其對地方選舉的政治影響，正由負面拖累轉為有限正面，但尚不足以形成全國性拉抬效應。
相較於去年跌至三成時成為地方參選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包袱，賴總統當前看似能穩定綠營基本盤並提升投票意願。然他仍缺乏強大政治光環，尚難形成「母雞帶小雞」效應，這或許可從新北市、台東縣與基隆市的民進黨參選人還請出蔡前總統擔任總部主委見端倪。
地方選舉高度依賴參選人特質、地方派系網絡、在地施政滿意度以及藍白陣營合作的整合程度。賴總統的滿意度屬於可助選，但未成主導選舉的力量，難以吸納跨黨派的龐大選票。賴要轉向成為黨內參選人的「中性偏正資產」，有賴於提升這三個月的施政滿意度。這將成為究竟是賴發揮「母雞帶小雞」動能，或是地方參選人採「選戰地方化切割」之關鍵。
經濟成長狂飆 多數家庭卻喊苦？
2026-08-18 00:00 聯合報／ 張桓翊／宜蘭縣噶瑪蘭青年團理事長（宜縣羅東）
AI商機爆發，催動出口及投資雙引擎，加上民間消費轉強，主計總處上修今年經濟成長率11.05%，寫下39年新高。 記者邱德祥／攝影
主計總處日前將今年經濟成長率上修至十一點○五％，可望創卅九年來新高。三天後，賴總統宣布，明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將增列二,三五七億元，普發每人一萬元，讓「AI 紅利、全民共享」。賴總統並坦言，經濟成長雖由全民共同創造，「每一個人感受到成長的速度，並不完全相同」。這句話或許比經濟成長率本身，更能點出台灣當前真正值得討論的經濟問題。
全球 AI、高效能運算與雲端需求快速擴張，帶動台灣半導體、資通訊出口及相關投資，為經濟注入強勁動能。問題在於，GDP 衡量的是一國總體產出，不是每個家庭收入的成長率。晶片出口與企業投資可快速推高 GDP，但在餐飲、零售、旅宿或傳統產業工作的受雇者，不會因此在薪資單上看到等比的增加。
更值得注意的是，主計總處同日公布的家庭收支與薪資資料，出現另一個面貌。民國一一四年（二○二五年）每戶可支配所得中位數只增加百分之三點四，全時受雇者經常性薪資中位數也僅約四萬元，全國房價所得比仍接近九點五倍。民眾有感的不是 GDP 增加多少，而是薪水扣掉房租、房貸與日常開銷後，生活還剩多少餘裕。
這一兩年同學陸續畢業、開始找工作，大家談的仍是工作不好找、起薪不高；即使找到工作，想到房價與生活成本，依然覺得買房遙不可及，更不敢思考結婚生子。到了中壯年，壓力則換成「上有老、下有小」，一邊要負擔孩子教育與家庭開支，一邊開始面對父母照顧、醫療與長照需求。這些看似瑣碎的日常，正是民眾理解經濟最直接的方式，有感的不是 GDP 成長多少，只有生活中每筆不易承擔又不得不花的錢。
明年度歲入因經濟成長而上修，政府表示即使增列二,三五七億元普發現金，仍可維持歲入歲出平衡、實質零舉債。總統更指出，一萬元可用於孩子教育、長輩照顧、減輕家庭負擔，也可以增加消費。至少在政府的論述中，這筆錢不是紓困，而是把經濟成長成果直接分回家庭。
然正因政府將它定義為「共享 AI 紅利」，政策討論就不能停在「發不發得起」；一次性現金最容易被看見，但也最容易消失。一個家庭收到一萬元，可能拿去繳房租、孩子的學費或父母的醫療照顧，的確很有感；但一年一年過，房租仍要繳、孩子仍要養、長輩仍需要照顧。值得檢討的還是經濟成長對實質改善薪資、地方產業與家庭生活的機制是否健全。
對普通家庭而言，真正的「AI 紅利」不該只是在某天帳戶多了一萬元。政府既然說經濟成長的果實要由全民共享，最終的衡量標準就不該只是 GDP 增加多少，或全民共領了多少錢，而是應回到最樸素的問題：台灣經濟高速成長後，多數家庭日子是否更好過、更敢規畫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