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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透視／藍白竹北鬧僵 顧全大局或骨牌效應？
◆ 踐踏公投提案 沒收直接民權
◆ 鞭刑法制化否 回歸立院討論
◆ 在人口結構全面翻轉前 我們還有多少時間可以改變 跳脫任期處理人口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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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8-30 00:00 聯合報 ／ 波波 波波漫畫
星期透視／藍白竹北鬧僵 顧全大局或骨牌效應？
2026-08-30 00:00 聯合報／ 鈕則勳（作者為文化大學廣告學系教授）
竹北市長選舉藍白鬧僵，民眾黨主席黃國昌稱，兩黨過去有共識縣長支持徐欣瑩，竹北市長民眾黨徵召，遺憾國民黨無法遵守承諾，民眾黨仍會走自己的路，他也爆料日前和國民黨主席鄭麗文見面，鄭表示無法處理竹北市長選舉，黃覺得非常遺憾 ; 候選人徐欣瑩辦公室則回應問心無愧，兩黨應「相忍顧大局」，鄭麗文回應感謝民眾黨對竹北特殊情況的理解與包容，合作目標沒變、盼以更大格局面對未來挑戰。柯文哲則說要好好善後，很怕蔓延開來，「宜蘭、新北也會這樣」。
至此，藍白在竹北選舉極可能各派選將，加上綠營人選，三足鼎立更難避免，影響所及也包括徐欣瑩的縣長選情，甚至合作的新北、宜蘭與嘉義市。即便風險明顯，但局勢也未必急轉直下，畢竟仍有主客觀因素為此僵局保留迴旋空間，只要藍白能把握機會，就算真破局，或也能控制衝擊範圍，避免骨牌效應。
先來看竹北破局的衝擊力道，其直接限縮徐欣瑩整合非綠選票的動能，畢竟白營若認為藍軍背棄承諾，其輔選徐的力道必轉弱，況且徐現今仍無法整合初選對手陳見賢與其地方支持力量，加上白營小草只要部分轉投綠營鄭朝方，以現今徐鄭兩人支持度差距尚未明顯拉開之際，鄭輕騎過關的機會都大增。遑論竹北市長選舉三分天下，在綠營選票鞏固的情況下，藍白兩敗俱傷，竹縣與竹北綠營全拿的情況都不能排除；更甚者，破局衝擊互信，增加了繼續合作的成本，遑論民進黨已加大力道主導政局發展，進一步壓制在野，倘藍白無法縫合傷口，更可能讓綠營的裂解操作以逸待勞，維持民國一一七年（二○二八）的優勢。
然即便藍白心結因竹北僵局攤在檯面上，但一些主客觀因素卻仍可能成為維繫合作的驅動力。第一，從近期「台灣民心調查」也顯示，藍白兩黨負評皆破五成，正評各只有百分之廿七點九與百分之廿二點六，但民進黨正評已達百分之四十六點八，很明顯的，藍白近期政治操作或支持者對其恨鐵不成鋼的情緒投射，都是負評主因，在此情況下聯合抗綠都難占便宜，遑論分道揚鑣，這當然是維繫合作的驅動力。
第二，雖竹北鬧僵，但鄭麗文與黃國昌的論述卻仍保持對彼此的善意，鄭說會繼續保持溝通、深化合作，黃則稱不會改變民眾黨對民國一一五年（二○二六年）選舉的承諾，包括對其他縣市、參選人的任何承諾。很明顯，雙方都在做損害控管，對藍軍來說，除竹縣外，當然怕其他合作選區生變，特別是新北市李四川與蘇巧慧緊咬的情況下，少了民眾黨奧援，川伯極可能被反超，新北若敗，民國一一七年（二○二八）便更是下一張骨牌。
而黃國昌擔心的是嘉義市黨籍的張啓楷對上綠營王美惠，選情已然艱困，若張被藍軍丟包，在新竹市長高虹安已不是民眾黨情況下，縣市長選舉掛蛋不僅衝擊他的主席權威，更可能讓柯文哲宣誓將既有支持度轉換成議員席次的「變現」主軸崩解；倘議員選情受波及，民眾黨更難避免泡沫化危機，這當然也是黃國昌在論述上「留一線」的主因。
基於此，現竹北雖鬧僵，但主客觀因素仍讓兩黨互相羈絆，特別是藍白唇亡齒寒的危機感升高，團結抗綠已是不得不然，只是現今鄭黃兩位主席與候選人徐欣瑩似已無力解決僵局之際，壓力已然落到竹北兩位參選人身上，其將如何做最後決定，是顧全大局或是啟動骨牌效應，已在一念之間；若真無解，最後的結果，藍白都得概括承受。
踐踏公投提案 沒收直接民權
2026-08-30 00:00 聯合報／ 吳皇昇／逢甲大學建設學院兼任助理教授（台中市）
民主政治最根本的基石，唯有「主權在民」四字。三權分立、代議政治之所以誕生，是基於治理效率的妥協，絕非賦予少數掌權者壟斷國家行政的特權。然而，中選會近日以「不符合重大政策創制及複決」為由，否決立法院通過的「交通罰鍰專款專用」與「鞭刑入法」兩項公投案，僅放行核能公投。這項粗暴的行政決策，不僅引發在野黨與民間社會的強烈反彈，在台灣民主憲政史上也留下不堪的陰影。
代議制度不可避免存在盲點與利益僵局。政黨惡鬥、利益團體包夾，往往讓真正關係大眾福祉的議題在國會遭到擱置或妥協。公民投票的存在，正是為了打破政客的怠惰，讓全體國民在重大爭議中跨越政黨藩籬，直接行使意志。
以民眾黨與多數基層民眾呼籲的「交通罰鍰專款專用」為例，台灣每年有近三千條寶貴生命在馬路上消逝、數十萬人因車禍傷殘，有人命關天的急迫性；罰單越開越多、罰鍰年年破百億，但道路依然危險、行人心驚膽戰，有制度檢討的必要性；人民要求「取之於交通，用之於交通」，將罰鍰落實於改善道路工程與道安教育，亦有公民討論的重要性。
這樣一項攸關生命安全、涉及數百億資源重分配的重大民生倡議，若非重大政策，什麼才算重大政策？當冷氣房裡的官員，輕描淡寫地判定「這不叫創制與複決」，踐踏的不只是公投提案，更是無數因車禍破碎的家庭對安全回家的卑微渴望。
《公民投票法》第十五條第二項明文規定，立法院認為重大政策有交付公投必要者，經院會通過後「交由主管機關辦理公民投票」。立法的初衷再清楚不過：主管機關的法定角色是「選務執行者」與「形式審查者」，而非實質裁判官。中選會委員既未經選民直接授權，憑什麼關起門來替二千三百萬人民決定「這個題目你們配不配投票」？
過去民進黨在野時，曾誓言廢除宛如太上皇的「公審會」，高喊還權於民；如今執政後的獨立機關，卻重新披上公審會的外衣，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這種行政權無限擴張的現象，徹底摧毀權力分立的平衡。
不可否認，台灣現行的公投機制確實存在諸多缺陷，例如二元對立的命題過於簡化、缺乏公投結果的實質法律約束力、容易淪為政黨選舉操作的工具等，這些制度性硬傷，確實讓許多民眾逐漸對公投感到疲乏與無奈，也是朝野必須共同面對、深切檢討的修法課題。
但制度需要修補，絕不等於行政機關可以藉機沒收民權。綜觀此次審查結果，政治算計斧鑿痕跡斑斑，放行早已討論多年的非核公投，卻封殺可能撼動行政體系權力與預算分配的民生提案。這種選擇性放行的行徑，本質上就是將公投作為政治鬥爭的籌碼，而非尊重人民的直接民權。
民主不是執政者的恩賜，而是人民與生俱來的權利。你可以反對鞭刑制度、也可以對交通罰鍰的使用方式持有不同見解，民主的常態本該是在公開透明的公共領域中辯論、說服，最後在投票箱前交由全體公民定奪。
連讓人民表達「同意」或「不同意」的機會都被剝奪，台灣的民主就只剩下虛妄的空殼。面對行政獨裁與體制倒退，社會各界不能沉默。唯有堅定捍衛直接民權、阻斷權力的擴張與濫用，才能真正守護台灣民主憲政的尊嚴與底線。
鞭刑法制化否 回歸立院討論
2026-08-30 00:00 聯合報／ 陳瑞仁／退休檢察官（台北市）
中選會在八月廿八日公布否決立法院所提的鞭刑公投，引起多位立法委員不滿，認為中選會越權「沒收」人民的公投權。此事可從公投法的規定與公投的本質來進行討論。
公民投票法第二條第二項對於全國性公投之「適用事項」有限制在三個項目：一、法律之複決；二、立法原則之創制；三、重大政策之創制或複決。媒體報導中選會認為鞭刑公投並不符合「立法原則之創制」，惟未報導何以不符合之理由。但從刑法角度來看，中選會的說法是有所依據的。
按我國刑法第卅三條規定主刑的種類只有五種：死刑、無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罰金，所以如果要引進「鞭刑」，應該是要先修此條把鞭刑加進去成為第六個種類，然後再逐一修改現行刑法與特別法，看看哪一種罪名要加入鞭刑。而本次鞭刑公投主文卻跳過刑法第卅三條，直接針對性侵害犯罪、凌虐幼童罪、以及高額詐欺罪、複合型態加重詐欺罪施以鞭刑。這已經不是「一般性之立法原則」了，因為可能會有些人認為「雖然贊成鞭刑，但對於主文所列之罪名反對」而不知應如何投票。故本件鞭刑公投之主文，確實欠缺一般性與原則性。
但這是否表示只要把公投主文修改為刑法第卅三條就可以過關？還很難講，因為牽涉到公投之本質。
人民應否有創制法律權，一直就有爭論，贊成者認為代議政治有貪腐與懦弱問題，人民應保留立法權（即直接立法），而不是透過代表來間接立法。反對者認為直接立法會造成社會少數派聲音完全被忽視，無法呈現多元價值，甚至會出現自肥條款而違反平等原則；而且直接立法欠缺議院式的充分辯論與聽證，無人可以真正負起政治責任。所以公投應是國會的候補，而不是國會的先發，這是公投應有的謙抑性。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第七條前段規定「對任何人不得施以酷刑，或予以殘酷、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或懲罰。」而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已多次認定鞭刑屬於此條所謂之酷刑，故如果我國把鞭刑納入主刑的種類，國際形象必定大幅下滑，對於外交處境艱困的現況無異雪上加霜，故此事不得不審慎為之。有鑑於前述公投難以避免的民粹傾向，鞭刑是否法制化，應該要回到立法院，由立法委員或政府機構正式提案，並在立法院充分討論。中選會如果是基於這種考量而否決鞭刑公投，應可贊同。
總之，如果鞭刑法制化在立法院未能三讀通過，或通過後行政院長拒絕副署、總統拒絕公布，屆時再來推動鞭刑公投，應是較有正當性之做法。
跳脫任期處理人口危機
2026-08-30 00:00 聯合報／ 劉文彬／東吳大學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助理教授（台北市）
少子化趨勢，人口老化日益嚴重，國發會推估，2075年時，台灣的總人口數會腰斬至1215萬人。記者潘俊宏／攝影
國發會最新人口推估，再次提醒我們，台灣真正面對的，不只是人口減少，而是人口結構正在翻轉。
依中推估，今年台灣總人口約二,三一九萬人，到民國一六四年（二○七五年）只剩約一,二一五萬人，接近減半。今年十五至六十四歲工作年齡人口約一,五七六萬人，六十五歲以上約四百八十六萬人；到了民國一四九年（二○六○年）代，六十五歲以上人口將超過工作年齡人口。民國一六四年（二○七五年），六十五歲以上更將占總人口百分之五十二點九，人口年齡中位數達六十七點一歲。換句話說，那個時候，六十七歲的人，才是台灣人口正中間的那個人。
這已經不只是高齡化，而是整個社會人口結構的重新排列。真正令人擔心的，其實不是民國一六四年（二○七五年）台灣只剩多少人，而是屆時還有多少工作人口，可以支撐今天我們已經習以為常的制度。
人口問題最困難之處，在於它與政治制度的時間尺度不同。民主政治有選舉週期，政府有年度預算制度，但人口變化沒有任期。增加補助容易在當年度看見成果，制度改革的成本卻立即發生、效益往往要十年後才看得見。
政府其實也面臨兩難。年金、健保與長照要永續，勢必涉及保費、給付、退休年齡或個人負擔的調整。不改革，問題留到未來；改革，又要承擔民意反彈與政治成本。撥補與增加預算可以紓解眼前問題，卻無法取代長期改革。因為政府的錢最終仍來自保費、稅收或舉債。當工作年齡人口從今天的一,五七六萬人降至五十年後約五一三萬人，再多的政府承諾，都必須回答：誰來負擔？
因此，政府必須跳脫任期思維，提早處理年金、健保、長照與中高齡就業；民眾也必須改變「退休靠政府」的想像。公共制度可以提供基本保障，但不可能去包辦每一個人退休後二、三十年的生活品質。個人仍應提早累積退休資產，為自己的長壽、醫療與長照風險準備第二道安全網。
人口危機不像金融海嘯會帶來劇烈震盪，也沒有天然災害的警報聲。它往往是在沉默中一點一滴累積：每年少出生一些孩子、少一些工作人口、多一些高齡者，因此也最容易被忽略。
這是一場寧靜的倒數。
政府不能用任期思考人口問題，民眾也不能用今天的制度承諾，規畫三十年後的退休。真正需要倒數的，不是台灣何時只剩一千多萬人，而是在人口結構全面翻轉以前，我們還有多少時間可以開始改變。
每人發一萬 為何不每胎發一百萬
2026-08-30 00:00 聯合報／ 張瑞雄／台北商業大學榮譽講座教授（台北市）
為鼓勵生育，政府再祭出「試管嬰兒補助方案3.0」，9月1日起，提高每胎第2、3次療程補助額度，每次最高增加5萬元。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國發會公布最新人口推估，數字令人心驚。台灣人口將從今年的兩千三百萬餘人一路下降，民國一三四年（二○四五年）跌破二千萬人，民國一六四年（二○七五年）只剩一,二一五萬人。屆時六十五歲以上人口占近百分之五十三，十五至六十四歲人口只約占百分之四十二，老年人口比工作年齡人口還多。民國一一四年（二○二五年）總生育率更降至○點六九五，今年新生兒可能跌破十萬人。這已經不是遙遠的五十年後，而是正在發生的國家人口危機。
台灣從民國一○八年（二○一九年）人口高峰後持續下降，政府並非沒有花錢，但效果不大。新加坡則砸下重金，生育一名新生兒就能獲得約一百七十五萬的各種生育支持，展示對抗少子化的決心；台灣明年打算每人發一萬，何妨考慮拿這些錢補助生育？畢竟每一胎發一百萬，就足以支付約二十三萬新生兒的生育補助，也可以顯示政府鼓勵生育的決心。
但孩子不是一次性消費，年輕夫妻決定生育時，計算的是未來二十年的生活：房子買不買得起、工作會不會因育兒中斷、托育能不能放心、孩子生病誰請假、教育競爭是否令人疲憊…這些問題累積起來，遠超過一筆生育津貼。受訪年輕夫妻所表達的焦慮，也集中在收入、房貸、工作時間與長期照顧責任。
因此，政府若把生育率視為補助金額的函數，恐怕仍會失望。台灣多年來中央與地方不斷增加生育獎勵，生育率卻繼續下降，已足以說明現金補助只能降低部分成本，很難改變人生選擇。
住宅政策尤其不能與人口政策各走各的路，婚育宅若只能靠抽籤，受益者終究有限。政府應大幅增加長期可負擔出租住宅，對婚育家庭提供更穩定的租期與租金，同時讓囤房與長期空屋付出較高成本。人口政策若不碰房價與居住問題，再多育兒補助也容易被高房價吃掉。
職場也必須改變，育兒不能成為女性升遷的懲罰，更不能讓企業把育兒員工視為麻煩。政府補助替代人力、延長育兒假與推動彈性工時方向正確，但制度能否真正落實到中小企業，才決定政策有沒有用。企業若知道員工請育兒假有人補位，父母才可能放心請假，主管也比較不會排斥。
即使今天所有政策立即奏效，人口下降仍不可能迅速逆轉。現在能生育的女性人數本身就在減少，人口結構已有強大的慣性。因此台灣必須同時做兩件事，努力提高生育意願，也為人口縮小做好準備。
未來需要更多自動化與 AI 填補缺工，需要延後健康工作年齡，需要吸引國際人才與移民，也需要重新配置學校、醫療、交通與公共建設。民國一六四年（二○七五年）每一百名工作年齡人口可能要扶養一三六點六名老人與兒童，政府財政、健保與年金都必須提早調整。
少子化最值得警惕的，並非台灣少了多少人，而是年輕世代對未來失去多少信心。政府若希望人民願意結婚、生子，就必須讓努力工作的人住得起、養得起，也有時間陪伴孩子。人口政策考驗的從來不只是政府願意發多少錢，而是能不能讓年輕人相信，明天會比今天更值得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