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和平之名的自我中心主義 賴政府對長崎發動認知作戰
◆ 警惕安泰醫院減重手術死亡事件 醫療專業與營利業務 須保持界線
◆ 數位時代真正有效的治理 應該建立一套全民餐語的「國家風險雷達」 「無通報義務」 是國家治理答案？
◆ 外交應務實 別總訴諸情緒博支持
◆ 賴總統「偷渡」出訪、日菲侵害我漁權… 乖乖就範 忍氣吞聲 何止長崎
◆ 讀家觀點／陸科研規模追美 台不能只靠地緣紅利
◆ 南僑油脂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委託永然聯合法律事務所、世紀聯合法律事務所聲明啟事 2026-07-29 08:00
◆ 別掉入單一成分的肥胖迷思 無糖飲料在現實生活中的理性角色 2026-07-20 08:00
◆ 立院初審完成菸害防制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警示圖文面積提高至85% 2026-07-16 09:00
◆ 預防毒駕 政府多箭齊發 外界憂包裹加熱菸管制 恐模糊焦點 2026-07-13 15:00
◆ 限制計程車進入機場是雙輸政策 問題不會因拖延而消失 2025-06-13 00:00
◆ 審慎管制輔以自律機制，促進融資租賃業與企業共榮 2025-05-21 00:00
◆ 用腳投票！是誰綁住外送員的雙腳？ 2024-12-20 10:00
◆ 保障勞工權益與併購競爭審查：雙軌權責，一個共同目標 2024-12-02 10:42
◆ 支持政府之政策下金融整併的利多發酵 2024-10-24 00:00
◆ 蔡英文總統論文讀後感（上）／我兩度赴倫敦政經學院借閱 2019-09-18 18:22
◆ 蔡英文總統論文讀後感（中）／外殼燙金 內頁像傳真紙 2019-09-18 18:32
◆ 蔡英文總統論文讀後感（下）／兩種編排有異 畢業35年收到 2019-09-18 18:32
2026-08-12 00:00 聯合報 ／ 季青 季青漫畫
讀家觀點／陸科研規模追美 台不能只靠地緣紅利
2026-08-12 00:00 聯合報／ 黃健群／工業總會大陸處處長、大學兼任助理教授（台北市）
日本文部科學省日前公布「科學技術指標二○二六」，以民國一一三年（二○二四年）為最新跨國可比年度，按物價差異換算，大陸研發支出的九十七點一兆日圓，首度超越美國的九十五點三兆日圓。凸顯意義是：大陸將可能由全球最大的製造基地，轉變為重要的技術供給者；這勢必牽動全球產業版圖重組。
宏觀來看，近年來大陸推動「新質生產力」與科技自主創新已初見成效。大陸透過新型舉國體制，將研發資源與既有製造體系緊密接合；雖然其研發支出多集中於應用研發、工程化與產業化，且名目金額與美國尚有差距，但帶來的產業競爭力與爆發力不容小覷。
過去各界談到「中國製造」，多是低成本、勞力密集和代工出口的代名詞；如今從電動車、電池、太陽能、無人機，到通訊設備與 AI 終端產品，「中國製造」已跨越價格優勢，延伸至零組件、軟體、製程到市場系統整合的全面升級。
面對美歐等國的警惕與防範，大陸不再只是出口商品，而是進化為「品牌、技術與供應鏈母體化」的全方位輸出。透過對外投資與「在地生產、在地銷售」，大陸企業將其深耕多年的供應鏈母體移轉至海外，不但讓「中國製造」蛻變為「中國智造」，甚至由過去的「Made in China」轉向由自主技術與設計主導的「Made by China」。此具備高技術、高附加價值，以及強大產品化能力，被國際稱為「中國衝擊3.0」的新現象，對全球產業將帶來可能衝擊包括：
首先，打破既有的全球技術霸權體系，加速全球市場重新分配。
其次，推動技術標準多元化。大陸在五G、AI 領域的產業化優勢，使其具備輸出技術標準的能力，進而影響了全球數位生態的架構。
再次，對關鍵資源與技術的掌控力不斷強化。以稀土為例，由於中日僵局，大陸海關數據指今年上半年大陸對日本稀土出口大跌逾五成；其中六月受管制稀土對日出口量更較去年同期銳減百分之八十一，部分關鍵如用於電動車馬達、高效能磁鐵及國防設備的鏑與鋱，今年以來對日出口甚至為零。亦即，大陸將關鍵礦物或經貿政策作為地緣政治武器博弈的工具，已成為常態。
最後，面對美國近年實施的先進半導體及製造設備出口管制，大陸非但沒有停滯，反而展現出「逆境創新」能力，在超級電腦與 AI 等關鍵領域加速推進自主研發。這迫使全球跨國企業不得不調整其戰略布局，重新評估供應鏈與大陸技術體系連結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當大陸已從產品設計、系統整合到標準制訂，開始全面的全球浸潤，任何地區或國家，若仍只採取被動防守，將無法應對巨變。對台灣來說，只是一味依靠地緣政治紅利或供應鏈防堵，將難以為繼。如何在大國科技角力與全球產業鏈重組中，找到不可替代的差異化價值，才是台灣無可迴避的挑戰與課題。
賴政府對長崎發動認知作戰
2026-08-12 00:00 聯合報／ 陳韋佑／早稻田大學法研科博士候選人（新竹市）
日本長崎本月9日舉行原爆和平紀念典禮，我駐日代表處指控長崎市政府故意將我方的座位安排於外交團座位區之外、傷害我國尊嚴，引發關注。美聯社
今年的「長崎和平式典」在戰爭陰影加劇的現實下舉行，不僅是哀悼核轟炸遇難亡者與所有戰爭犧牲者的儀式，更是向全世界傳達「核武並非『必要惡』而是『絕對惡』」訊息的「反核武和平主義行動」。長崎市、被爆者、長崎市民、聯合國一同呼籲，生活在地球上的人們應超越國家的疆界，以地球市民的角度思考「核武」這個攸關全人類生存權的迫切問題。
就在世人仍沉浸於式典後的哀傷與希望之時，我國駐日代表李逸洋和駐日代表處卻大發雷霆，指控長崎市政府「扈從中國」，故意將我方的座位安排於外交團座位區之外、傷害我國尊嚴，痛斥長崎市配合積極擴張核武的中國，強烈暗示長崎市並非真心追求「核廢絕」與永久和平。
這種「沒照我的喜好安排座位＝汙辱台灣＝扈從中國＝無視中國核軍備擴張」，論理之飛躍，讓人想起魯迅「從短袖子到私生子」的名言。台灣人對於核戰爭風險毫無所感，卻只有在搞麥卡錫主義時，想像力才如此發達。「長崎和平式典」台上的人們，訴求全世界人類應當以「地球市民」之姿拒絕核武與核戰爭，堂堂台灣駐日代表卻只在乎座位在哪、有無被優待。我駐日代表處高高在上，稱長崎市受台灣恩惠，並莫名炫耀台股市值之高與台灣在半導體產業之地位，好比「世界中心就是台灣」的狂妄自大，一覽無遺。
更令人感到羞恥與憤怒的是，在長崎市就關於台灣代表座位安排的問題回覆後，即可發現我方以側翼化語言與認知作戰，意圖抹紅長崎市。據日媒報導，長崎市係安排台灣代表在「海外區」，而非「NGO 區」；座位是在各國大使後方，與國際機關同列。長崎市依據日本外務省名冊，原則上將特命全權大使優先安排於前方，臨時代理大使與書記官等，則坐在特命全權大使之後。台灣代表雖未與他國特命全權大使坐在一起，但其座位仍與非日本國的公權力代表同列。
駐日代表處聲稱「我方代表座位被安排於外交團區域之外」的說法，顯不攻自破；除非我方政府主張，國際機構的代表「不算外交官」。「長崎市故意將台灣代表團安排於外交團區域之外」的指控，實為以謊言魚目混珠的認知作戰。
況且我駐日代表就算「事實上是大使」，但在法律上仍非特命全權大使；雖於廣島和平式典中座位與他國大使同列，但這只是廣島市的好意，不代表其他地方或機關也有義務把我駐日代表視為特命全權大使。若我方對沒能與他國的特命全權大使並肩而坐如此憤慨，與其對長崎市發火，倒不如向日本外務省或向日本內閣抗議。
至於我駐日代表處的貼文則被日本網民轉載，日本右翼分子藉機向日本國內「反核武和平主義者」發起抹紅，甚至「出征」長崎市。
從駐日代表、國內民代、親綠名嘴與側翼對長崎市的攻擊，顯示賴政府已開始把抹紅與認知作戰手法，用來對付「不友我」的外國人。然而，「以和平之名」的自我中心主義，正是廣島與長崎「和平式典」要向所有「地球市民」警告的、會把全人類和地球帶向毀滅的核戰爭之緣由。
外交應務實 別總訴諸情緒博支持
2026-08-12 00:00 聯合報／ 高文文／公（新北市）
駐日代表李逸洋表示因不滿我方座席安排遭矮化，缺席長崎原爆和平紀念典禮，並批長崎市「扈從中國、貶損台灣」。長崎市府則回應，台灣代表的座位安排與去年相同，並沒有降格意圖。
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發表「台灣有事論」後，中日關係陷入前所未有的低谷，引起中方嚴正抗議並接續採取反制措施。高市首相雖未收回論述，整體政策卻已逐漸修正，回歸過往官方立場，企圖緩和雙方對立氣氛。反觀綠營和賴政府好似撿到寶一般大肆吹噓，認為日本力挺台灣、台日關係稱兄道弟。
雖然日本政商界對台大都以禮相待，但遇到重要場合或重大立場，仍以其國家利益為考量，所謂「扈從中國、貶損台灣」恐是以偏概全。台灣外交處境艱困，全民都能體諒政府的努力，但政府拓展外交仍應務實，別總是以粉飾的言辭或訴諸情緒來博得民眾支持。
乖乖就範 忍氣吞聲 何止長崎
2026-08-12 00:00 聯合報／ 張鐸／大學兼任副教授（高雄市）
日本長崎日前舉行原爆和平紀念典禮，駐日代表李逸洋刻意缺席，以抗議座位區域被矮化、有損國格，並在臉書貼文說，他「是以戰略高度來因應台灣被矮化國格問題，大家試想，長崎市政府自甘充當中國對台法律戰的幫兇，如果台灣乖乖就範、忍氣吞聲，接受非使節團待遇，承認台灣沒有主權、不是一個國家，後果會是如何？中國勢必拿長崎模式施加於廣島之上，以長崎否定台灣，台灣都可以接受，為何廣島要給台灣使節待遇？我擔憂默默承受的後果是骨牌效應，此例一開，中國會在日本各個地方逐一破壞我們辛勤建立起來的台日關係。」
回想民國六十一年（一九七二年）九月，日本選擇與中共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同時並與我國斷交。當時台灣默默地承受比座位區域被矮化更糟的屈辱，卻沒有任何抗議行動，台日關係是否友好？可見一斑。然而，綠營基於對日本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一聽到有日本人說「台灣有事、日本有事」即興奮不已，並自認這是由於自己「辛勤建立起來的台日關係」，忘了當年日本是如何拋棄台灣去擁抱中共政權。
歷史的思路若延續下來，再加上國際間一貫的「一中政策」，此次座位區域被矮化，有何能耐導致「骨牌效應」影響日本其他的城市？怎不說是國際上的「一中政策」及日本於民國六十一年（一九七二年）「棄台保中」的抉擇，導致「骨牌效應」到今天，影響了長崎原爆紀念活動的座位安排？如此又何須李代表以「戰略高度」來擔憂台灣被矮化的問題？
四個月前，賴總統專機不能出訪，最後只好「乖乖就範、忍氣吞聲」地去搭史瓦帝尼國王專機，「偷渡」出訪不也是放棄國家主權？今年五月底，日本與菲律賓宣布啟動兩國專屬經濟海域（EEZ）與大陸棚的海洋邊界劃定談判，區域與台灣東部外海重疊，不但侵害我國漁權，亦涉及區域地緣政治，外交部對此卻表「肯定」，台灣主權問題又何在？不也是被矮化、有損國格、乖乖就範、忍氣吞聲、承認台灣沒有主權、不是一個國家嗎？
醫療專業與營利業務 須保持界線
2026-08-12 00:00 聯合報／ 蘇嘉宏／輔英科大教授（高雄市）
高雄安泰醫院減重手術死亡事件引發社會關注。聯合報系資料照
高雄安泰醫院減重手術死亡事件發生後，主管機關啟動醫療事故調查，並作成「醫療事故專案調查報告：安泰醫院（高雄市）減重手術死亡事件」，從醫療行為、手術適應症、醫療機構管理、病歷紀錄、團隊運作及病人安全等面向進行檢視，並提出調查分析與改善要求。對此報告所論述的，醫療機構、包括醫院或診所在內的「負責醫師」，應有所警惕。
本案最根本的組織問題，在於醫院監督權的失守。醫院與主刀醫師所屬「減重團隊」採合作經營模式。院方與團隊簽署兩年合作契約，涉及人力獨立招聘、每例手術提成與分潤，甚至訂定每月最低手術業績。這使醫院與團隊缺乏一般院內醫療團隊的實質從屬關係，也限制了院方對人員資格、醫療品質及臨床業務的管理能力。
更值得注意的是，調查指出院方管理階層長期知悉主刀醫師對手術適應症認定較寬鬆，部分個案甚至具有值得檢視的醫療適應症問題。
對於可能涉及過度醫療的情況，醫院原應透過品質審查、行政督導或專業監測加以檢視，但院方未能有效介入與糾正，顯示問題已從個別醫師的醫療判斷，延伸為醫院管理的失能。
調查報告也揭示醫院內部多項病人安全機制存在缺口。首先，院方未建立完善的外院檢驗報告採用規範，缺乏明確的審查 SOP，使醫師在進行術前評估時，可能無法完整掌握病人的風險資訊。
其次，醫療資訊傳遞存在非正式化問題。減重團隊透過社群通訊軟體等方式記載病史、溝通病情，而非將重要資訊完整記載於正式病歷。病歷不只是行政文件，也是醫療團隊共同判斷、交班、追蹤與處理病情的重要依據。關鍵資訊若散落於非正式管道，不僅可能造成醫療人員掌握資訊不一致，也會削弱後續追蹤及事故釐清能力。
此外，病房臨床應變機制也存在明顯缺口。新團隊進駐後，院方未同步提供充分的專業教育訓練，使第一線人員對減重手術併發症及危急徵兆的辨識能力不足。
這些缺失顯示，醫療安全問題並非發生在單一環節，而是整條風險控管鏈都存在漏洞。
本案主管機關的處分，呈現出「個人醫療責任」與「醫療機構管理責任」兩條不同的法律責任軌道。主刀醫師主要對其個人醫療專業行為負責；醫療機構及負責醫師則須面對醫院組織管理、醫療品質監督及法定管理義務。
如果醫院將核心醫療業務交由合作團隊執行，卻沒有保留足夠管理與監督權，那麼問題就不再只是個別醫師行為，而是醫療機構負責人的管理責任。
因此，本案提醒了醫療機構：醫療專業與營利業務間須保持必要界線。當合作團隊涉及手術分潤、最低手術業績等商業誘因，而醫院又缺乏有效品質監督，便可能產生「醫療量」與「病人真正需要什麼」之間的利益衝突。
醫療可以是一項專業，也可以是一門產業；但商業業績不能凌駕病人安全。安泰醫院事件值得社會反思的，不只是主刀醫師是否犯錯，而是整個醫療治理體系為何沒有及時發現、阻止與修正風險。從個人過失到組織失能，本案提出的問題不是單純「誰應該負責」，而是「醫院究竟有沒有能力防止錯誤發生」。醫院存在的第一個目的，不是創造手術業績，而是保障病人的生命與安全。
「無通報義務」 是國家治理答案？
2026-08-12 00:00 聯合報／ 李伯璋／台北醫學大學公衛學院講座教授（台北市）
台糖5月就曾因中聯油提供的「脫膠原油」苯駢芘超標而拒取貨，但未通報衛生單位遭質疑。聯合報系資料照
中聯油脂事件延燒，台糖先前採購中聯供應的粗油，在進貨前自主檢驗發現苯駢芘異常，因此拒絕收貨，卻沒有進一步向主管機關通報。相關部會解釋，當時只是原料、尚未成為產品，也沒有進入台糖供應鏈，因此依現行法規沒有法定通報義務。但「沒有異常通報義務」，可以成為國家治理的答案嗎？
如果國營事業已經發現供應商的食品原料有異常，重要的就不只是「這批貨我不要了」，而是同一供應商是否還把相同原料賣給其他廠商？問題來自同一批原料、同一產地，還是同一製程？其他消費者是否已經暴露在風險中？人民面對的是一個政府，不是經濟部、食藥署、地方衛生局彼此切割的政府。
民國九十九年起，食藥署建置「藥品療效不等通報」機制。醫師如果發現病人更換同成分、同劑量、不同廠牌的藥品後，血壓、血糖、血脂肪控制變差，或療效似乎有所不同，可以通報主管機關食藥署。但實務上，臨床醫師門診病人一個接著一個，如果還要離開原來健保署網路畫面系統，另外再找食藥署網站、登入、重新填資料，再好的制度也很容易變成麻煩，醫師可能隨手將同性質的Ａ藥品改成Ｂ藥品更快。
民國一○七年，筆者在健保署服務時，在支持本土學名藥發展的立場、政府一體的理念下，健保署跟食藥署合作，把通報入口直接放進醫師每天使用的健保雲端系統。醫師看到病人的用藥有疑慮，就能直接通報給健保署，健保署定期彙整資料，再提供食藥署專業評估及追蹤。
食品、藥品的原料、品項與批號成千上萬，政府不可能單靠有限人力一項一項抽驗，只期待食藥署抽驗，本質上仍然接近亂槍打鳥。數位時代真正有效的治理，應該建立一套全民參與的「國家風險雷達」：通報、資料累積、異常偵測、風險分級、精準稽查。
一件異常通報可能只是個案，如果十件、二十件異常都集中在同一產品、同一批號、同一原料來源或同一家工廠，就應立即形成警訊，啟動調查，而不是等到出事後才全面清查。藥品也是一樣，在目前無法落實「使用者付費、部分負擔」來管理不必要醫療的情況下，當健保署用調降藥價來控制藥品費用總額，而原料、製造、人力及品質管理成本不可能無限下降時，政府就更應同步強化上市後品質監測。
藥是病人在吃，療效好不好，病人最有感覺；醫師每天觀察治療結果，也最可能提早發現異常。食品亦然，最早看到問題的可能是採購人員、食品廠、實驗室、通路業者甚至消費者。政府要做的不是想辦法自己長出一萬雙眼睛，而是建立制度，讓全國兩千三百萬雙眼睛都可能成為國家的風險感測器。
因此，中聯油脂事件留下來最重要的功課，不應只是再增加幾條罰則，而是重新建立治理文化。一個成熟的社會，不是每個人都很清楚地說「這不是我的責任」，而是在公共風險出現時，仍有人願意說：雖然法律沒有要求我，但我不希望下一個人因此受害。這才是國家治理真正應有的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