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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震生／原是最幸福一代的提前結束
2017-07-18 02:57 聯合報 嚴震生
美國ＮＢＣ老牌主播布羅考（Tom Brokaw）在一九九八年時著書向一九二○出生的世代致敬，指出他們在青少年時經歷過經濟大恐慌，然後在一九四○年代初期，參與二次世界大戰，不僅在歐洲擊敗了納粹德國，更在亞洲終結了日本軍國主義，並在戰後勇於承擔國際社會的領導角色，建立了世界新的經貿秩序，也成就了美國的霸權。基於此，布羅考稱之為「最偉大的一代」（The Greatest Generation）。
中華民國或許也曾經有過最偉大的一代，或許這個世代仍未出現，但我至少可以確定的是，我們這一代有機會成為台灣史上最幸福的一代（The Most Blessed Generation），但在年金改革之後，我已沒有這樣的把握。
我們是戰後出生的第一代，沒有經歷過戰爭的苦難，兒童時期台灣經濟仍然百廢待舉，還接受美國的援助，但因為少不更事，即使物資並不充裕，仍然度過一個快樂的童年。中學時代，台灣經濟逐漸改善，雖然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外交受挫，在國際社會遭到孤立，國家的存活面臨嚴峻的挑戰。我們並非不知道這些，但身為威權時代的中學生，我們更專注升學問題，畢竟當時升學率奇低，有幸考取大學，不僅能取得未來就業的門票，也算是回報父母養育之恩。
當我們成為大學生時，台灣的經濟正在起飛，加工出口區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機會，但更重要的是台灣製造（Made in Taiwan）的外銷產品，為我國賺取了大量的外匯，更創造了所謂的「台灣奇蹟」。我的同學在大學畢業後紛紛投入職場，即使我們可能是台灣人數最多的戰後嬰兒潮，但似乎並沒有人浮於事的問題。許多同學在貿易公司任職，幾年後就自己創業，成為老闆。無論是在哪一個行業，薪資都是不斷地成長。當今薪資遲滯不前，甚至出現倒退情形，在當時絕對難以想像。
成家後，父母成為照顧幼兒最可靠的幫手，讓這一代能夠無後顧之憂地拚事業，購屋置產，我們也以孝親金及對他們晚年的照顧來表達感恩。或許因為兄弟姊妹眾多，因此個人分擔一些責任，並不感覺吃力或是喘不過氣。
我在大學畢業後選擇出國，並在讀完書後繼續工作近十年才回到台灣，錯過了台灣錢淹腳目的年代，但還是感受到民主化後的台灣，人民對未來充滿信心，認為「明天會更好」。我們辛勤工作，一轉眼就要進入將要退休的年紀。原本認為退休後，可以不需要靠孩子，自給自足地有尊嚴度過餘生，成為台灣史上最幸福的一代。
然而，最近台灣因為年金改革所引發的爭議及帶出的政治氛圍，卻讓我們不再有此確信。個人是沒有十八趴年資的國立大學教授，廿五年退休後的月退俸原本就未達目前薪資的一半，而不是許多汙名化公教人員所宣稱的八、九成，但即使這份不到五成、勉強可以養老的基本生活費用，還要成為執政黨掠取的對象，讓我們在退休後將逐漸淪為下流老人。
然而，執政黨所做的不僅是劫貧濟己，而是不斷製造世代間的矛盾與仇恨，讓年輕人忽略他們目前的困境是出自於政府的無能，反去怪罪於上一世代的「享受」，完全不清楚這是一個轉移焦點的手法。如果他們持續被誤導，未來我們還能享有具尊嚴的長照嗎？更可悲的是，他們該如何面對一個只曉得分化、卻不懂得治理的台灣社會？
（作者為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美歐所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