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黑白集．兩岸經濟首長互稱官銜
．經濟日報社論．2016中國經濟形勢：短空長多
經濟／2016中國經濟形勢：短空長多
2016-01-07 01:38 經濟日報 經濟日報社論
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日前閉幕，這個對當前經濟形勢作出判斷，對來年經濟工作進行部署的關鍵會議，出現了許多新的思路，甚至於新的理論創新，很值得關注。
首先，具體提出了2016中國經濟的五大任務：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毫不掩飾地指出當前中國經濟的重大問題，並下定決心去面對，甚至要去「殲滅」；其次，提出了如何去面對、去殲滅這些問題的新理論思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於是， 2016年不但定位為「十三五的開局之年」，也是「推進結構性改革的攻堅之年」。
新問題，新理論，新定位，都很清楚了，如何解讀？有何特色？可以作什麼展望？
先講特色，跟往常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發展思路從加法變成了減法，從乘法變成了除法。加法與乘法是單純地追求多，追求快；減法與除法則是要解決矛盾，消滅問題。這種觀念與態度上的巨大變化，具體體現在五大任務之上：「去，去，去，降與補」；其次，這些「必欲去之而後快」的問題之所以產生，主要與之前在加乘心態下動輒採取擴張性的政策有極為密切的關係，所以必須改弦易轍，把這些所謂的「總需求管理政策」調整為「供給側結構改革」，換個方式講，即是從「需求側（面）經濟學」轉變為「供給側（面）經濟學」。
那麼，又如何解讀會有這樣的理論轉變呢？這個問題如果放在經濟思想與理論的歷史演進中去觀察，會比較有趣也比較易懂。
所謂「供給側經濟學」的源頭，其實就是亞當斯密1776年出版的《國富論》。亞當斯密高度推崇市場機制在資源優化配置中的重大作用，並確信這套自由市場機制能處理各種失調問題並保證實現最大的總產出。但這一套被稱之為古典學派的經濟理論，在上世紀1929年發生經濟大蕭條中卻遭到了重大挫折，面對當時史無前例持續性的巨大蕭條，傳統古典學派不但束手無策，甚至連問題出在哪裡也搞不清楚。
這個古典經濟學的巨大困窘一直到凱因斯的《一般理論》1936年出版才獲得了答案。凱因斯指出市場機制絕非完美，大蕭條的出現即是證明；他並進一步指出，問題出在有效需求不足，因此主張以政府的力量，也就是後來眾所周知的擴張性政策（貨幣與財政政策）去拉動需求。此即為「需求側經濟學」的濫觴。1930年代的大蕭條本質上是被之後發生的二次大戰創造了巨大需求所解決，凱因斯的需求側經濟政策在二戰之後也成了顯學，不僅風行於學術殿堂之中，也流行於各國政策廟堂之上。一時之間甚至於有經濟學即凱因斯理論之錯覺，一直到1970年代，先後兩次能源危機爆發，西方經濟出現了前所未見的「停滯膨脹」，使得凱因斯理論顯然失去了解釋與因應的能力，經濟學又面臨了新的困境，回歸傳統古典學派的「供給側經濟學」即是在這個背景下誕生了。
代表性的人物與政策不約而同地在大西洋兩岸出現了：美國的雷根與英國的柴契爾均強調要減少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包括對總需求管理政策使用的節制，以及通過減稅讓企業有更多的活力，在英國甚至把國有企業民營化，這一套所謂的供給側經濟學改革果然為兩國經濟注入了新動力。
事隔30年，2008年9月，美國由於低利率政策孵出的房市泡沫爆破，這本質上又是需求側經濟政策，引發了影響全球的世紀金融海嘯，美、日、歐、中紛紛採擴張性的貨幣及財政政策，但效果不顯，在中國甚至還導致了嚴重的房屋及產能過剩，這即是中國成為這一波經濟理論與思潮改革引領者的主要背景。在這樣的形勢下展望中國經濟，如貫徹供給側結構改革並取得成效，將會是一個短空長多的的結果，這即是當前短中期的新常態，至於長期，以中國大陸在無論供需兩側都擁有的巨大潛力，無疑仍是看好的。
聯合／兩岸經濟首長互稱官銜
2016-01-07 01:38 聯合報 聯合報黑白集
國台辦主任張志軍說：別等到路燈熄滅，才感受它的光明。
趁路燈還亮著，各種兩岸交流機制正在漏夜趕工中。陸客中轉試點即將上路，「專升本」來台放大幅度，陸委會及國台辦首長熱線電話新年啟用；貨貿協議、兩岸互設辦事處等案維持進度，皆不無可能在五二○前簽定……。
這是對藍綠紅三方皆有利的態勢。馬政府趕業績，為卸任留下更豐厚的資產。北京在兩岸可能出現摩擦前把事情辦好，可減低未來斷裂及銜接出現的困難。民進黨若重返執政，只要一轉身，就能與已實現的馬習會兩岸領導人會談平台，及屆時可能已經簽成的貨貿協議、兩岸互設辦事處等機制，完成無縫銜接。這豈不是三贏之局？
這些兩岸交流機制，宛如在「兩岸跨海大橋」上的一盞盞路燈；愈輝煌燦爛，就愈令人不忍見其熄滅。我們建議，橋上尚可添設一盞最明亮的路燈，那就是：
希望貨貿協議能在選後五二○前簽成，如此民進黨重返執政，即可與服貿協議皆以最優先法案處理。雙方可在五二○前，趁簽約儀式，促成兩岸經濟及商務首長會面或觀禮，雙方互稱官銜。
這個場景必將使九二共識的「反對台獨／一中各表」展示平衡，亦必將對未來兩岸局勢的「框限／引領」發生正向效用。倘能如此，這將是兩岸跨海大橋上最明亮的一盞路燈，充分展現馬習會的精神，意義重大。
兩岸現政府在交流機制上漏夜趕工，無非就如馬總統所說「希望繼任者珍惜」。倘若在五二○前，能以兩岸政府的經濟首長會面並互稱官銜作為句點，這樣的九二共識，一定會使人更知道珍惜。
聯合／戀日情結下的台日不對等關係
2016-01-07 01:38 聯合報 社論
年前，外交部長林永樂在記者會上信誓旦旦，稱日本政府已同意在年後啟動與我協商機制，誠懇面對台灣的慰安婦問題，並認為日方相當具有「善意」。孰料，年後傳來的訊息，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在例行記者會上明確表示：日韓協商模式並不適用於台灣，日本也不會就慰安婦問題與台灣設立新的協商平台。相較於韓國，日本對台灣的強硬和傲慢，令人吃驚。
長期以來，台日之間就不是一種對等的關係。這種不對等關係，主要反映了兩國間的態度與認知差距：台灣把日本當成平衡大國勢力的「砝碼」，而日本則視台灣為抗衡中國大陸的「籌碼」；台灣的砝碼，時時拿出來使用；而日本的籌碼，則是看時機出手。在這兩種心態作祟下，台灣「親日」似乎變得理所當然，日本「友台」與否則視需要而定。
長期以來，這種不對等關係也導致台灣一種特有的「日本病」。尤其在李登輝當權後，由於一些台灣人高度戀日的心理，政府對中國大陸強硬，往往可以贏得喝采；但若表現對日本的堅持，則常遭到在野黨的倒采。在這種情況下，讓台灣的對日關係常常顯得一廂情願、動輒得咎；不論在過去的民進黨，亦或是現在的國民黨，皆是如此。
從表面的語意看，菅義偉只是依照日本政府過去的慣例，對台灣採取差別性待遇，也就是：日本和它國的協議並不全然適用於台灣。這多少反映了日本對台灣尚未消除的殖民心態。不僅如此，日本政府也決定以拖待變，暫時不與我國設立協商平台；它認為，「慰安婦」議題只是國民黨在選舉中操弄的議題，還不如等親日的民進黨上台，再作處理。由此可見，馬政府雖然仍在執政，但日本眼裡卻早已跛腳。
從深層的意涵來看，一向說話曖昧不明的日本，這次的表現，卻是如此「坦誠」以對，毫不遮掩。其原因，主要是日本深知台灣並非韓國，台灣向來具有「親日」的顯性基因，而日本也一直以居高臨下之姿看待台灣；尤其，慰安婦問題向來不像釣魚台議題那麼敏感，它從來就不是台日關係的主旋律。簡言之，長期以來政府擔心影響台日關係，而不敢對日據理力爭，以致今天有此待遇。
事實上，日本政府也了解：台灣朝野政黨對慰安婦議題存在極大的歧見，難以凝聚共識一致對外。另外，在中國大陸的刻意低調下，目前也不致有兩岸聯手的問題。也因此，手中滿是籌碼的日本，根本沒有需要在此時就慰安婦問題對台灣讓步。
反觀台灣的反應，我國外交部非僅未立刻對日本政府的發言表達抗議，反而還對菅義偉的發言進行「說文解字」，粉飾太平。其說詞諸如：由於台日間沒有邦交關係，當然與日韓模式不同；且台日兩國目前已有「亞協─交協」的溝通機制，當然也沒有新設協商平台的需要。這些說詞，顯得捉襟見肘，不知所云。
問題在，光靠「說文解字」，對形勢並無助益。外交畢竟要有實力和堅持為後盾，且面對勢利而詭辯的日本，更不能一味地被動期待它釋放善意。從日韓的慰安婦協議可以看出，日本之所以願意與韓國簽署協議，除了美國的壓力之外，主要是慰安婦問題已嚴重影響到日韓兩國關係的發展，這迫使日本政府不得不讓步。因此，面對怕強欺弱的日本，唯有升高政治壓力，並祭出外交手段，才可能收效。
四年前三一一大地震時，台灣舉國慷慨解囊，台灣人給予日本的是「最惠國」待遇。但這次的慰安婦問題，我們換得的卻是日本政府的歧視待遇，連一毛錢都不願賠償，連談都不願意談，這對台灣情何以堪？
由此可見，政府不應再耽溺於「目前是台日關係最好的時代」的自我感覺良好，也不要害怕堅持立場會影響台日關係，更不要把慰安婦問題當成砝碼，而要當成對日關係的籌碼。唯有打破長期以來台日之間的不對等關係，才能夠務實解決慰安婦問題。
慰安婦問題不在人數多寡，而在正義能否伸張；賠償金額也不在多寡，而在人道尊嚴能否彰顯。日前政府在召開慰安婦專案會議後，達成要求日本正式道歉、人道賠償、生活照顧及名譽恢復等四項原則，今後是否能夠具體落實，全民都睜大眼睛在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