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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壯／如果多數人心中都有一個楊國樞
2018-09-08 23:54 聯合報 王健壯（作者為世新大學客座教授）
中研院前副院長、台灣大學心理系退休教授楊國樞七月辭世，享壽八十六歲。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不久前過世的楊國樞教授，一生從事過三種公共角色，學者角色讓他開創了學術新局，知識分子與中介人士角色，則讓他有功於台灣民主進程。
從民國39年(一九五○年)代開始，台灣始終有個知識分子與媒體結合的特殊傳統。民國39年(五○年)代的「自由中國」，結合了胡適、殷海光與夏道平等人；民國49年(六○年)代的「文星」，結合了李敖、居浩然等人；民國59年(七○年)代的「大學雜誌」，結合了楊國樞、丘宏達等人。同一年代的幾家報紙，更是當時知識社群在媒體集結的重要平台。
在將近四十年的時間裡，這些媒體薪火相傳，這些知識分子也代代交棒；他們的共同特色是：都是批判者，都是啟蒙者，也都有改革意識。他們呼籲的那些主張，包括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國會改革與開放組黨，一代呼應一代，讓台灣從戒嚴年代最後終於走到了民主年代。他們挺身對抗統治者，證明他們有道德勇氣；他們反覆重申的那些主張，更證明他們是一群有進步意識的知識分子。
但這樣的特殊傳統，這幾年卻戛然而止。傳統主流媒體上已經聽不到知識分子的聲音，名嘴取代了知識分子，網紅變成了意見領袖，這是一個知識分子沒有位子也棄守角色的年代。
更重要的是，在那個特殊傳統中的知識分子，他們一以貫之的以道抗勢，始終如一的拒絕依附權勢；但這幾年的知識社群卻亦步亦趨模仿政治社會，學界與政界同步流行部落政治，像楊國樞那樣的知識分子，舉目難見幾人。
這些調停朝野衝突的人，被當時媒體稱為中介人士，而中介人士之所以也被稱為社會公正人士，則表示他們的立場是公正的，國民黨、黨外、媒體與多數民眾都信任他們，也因為有這樣的信任，中介人士才有可能化解衝突；在台灣步向民主的最後一哩路過程中，包括楊國樞、胡佛、李鴻禧、陶百川與吳三連在內的這些中介人士，絕對功不可沒。
但這幾年，中介人士也變成了歷史名詞。過去戒嚴年代，朝野領導因中介人士牽線還有可能面對面協商，現在民主年代，朝野領導卻老死不相往來；以至於朝野各走極端，而且愈走愈趨極端，台灣政治目前的兩極化現象，甚至比八○年代猶有過之；過去因為被多數人信任而能調停有成的中介人士，在缺乏互信的極端化政治中，就這樣從此絕跡。
中介人士雖是特殊歷史的特殊產物，今昔也早已大不相同，但對立的朝野之間，沒有中介人士，對立的兩岸之間，也沒有中介人士，一個沒有或者說無法產生中介人士的年代，究竟是進步或退步？在政黨政治與國會民主都失能的當前，中介人士是否有可能或者有必要重現江湖？
如果多數人心中都有一個楊國樞，學術社群中多幾個像他那樣的知識分子，多一點像他那樣的中介人士，台灣會不會有什麼不同？這是大哉問，但追念一個逝去的典範，本該如此思考，否則，追念他祇是消費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