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已表態選民意向難逆轉 北市「關鍵族群」更關注務實治理 辯論怎化為民調紅利
◆ 連「否決先生」都沒有的絕對否決權 川普在台灣能當「否決皇帝」
◆ 讀家觀點／外交自主 日本可以是模範
◆ 投票率衝八成 政治參與明顯提升 十九席已成實質影響相關的「造王者」
阿裔選票衝擊大選 考驗以色列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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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1-03 00:00 聯合報 ／ 季青 季青漫畫
讀家觀點／外交自主 日本可以是模範
2026-11-03 00:00 聯合報／ 馮建三／政治大學新聞系退休教授（台北市）
丁予嘉教授在十一月一日民意論壇「日本怎麼回事？」一文中說，日本失去的卅多年，主因出在「聽美國的話」。很對，美國國務卿季辛吉自認被誤解的話，「做美國的朋友，沒命」，在美日關係，看到另一種詭異的解釋。
日本一九九三年人均所得是三點六四萬美元，去年略降為三點六一萬；在這兩年，美國是二點六四與九點○三萬。對比兩組數字，美國勝出，但其他社會指標則相反。衡量不平等的基尼係數，經社福移轉收入後，美國在二○二三年仍達逼近警戒線的卅九點四，日本在二○二一年還在合理範圍的卅三點八。二○二四年，日本人均壽命八十四歲高於美國的七十九歲，犯殺人罪美國十萬人有五人，約日本的六點五倍；入監人數美國每十萬人是五四二人，而日本是卅三人。遊民人口則美國每萬人約八至廿三人，日本○點二五人。人均溫室氣體排放量，美國十七點五噸是日本兩倍多。
沒錯，日本因聽命美國而經濟不振。另一個解釋是，日本意外成為模範。知道經濟不是幸福的唯一保證，同時在意地球生態環境保護的人，許多年來都在倡議高所得國家必須「去成長」，不要整天抱著人均ＧＤＰ不放。日本不是出於志願而卅年來所得稍降，卻在前段所提這些可以展示社會安全與祥和的數字上，遠勝美國，難道不能是因禍得福，讓人均所得已在三萬美元以上的國家，承認追求成長未必能讓民眾謀福？
近日，歐洲很多國家民眾以數十萬計，起身抗議政府增加國防預算而削減民生支出，《廿一世紀資本論》作者皮凱提在內的許多經濟學者正告當政者，現在是法國最富裕的年代，眼前癥結不是經濟成長，是分配問題，億兆富翁等等有錢的人出錢不足，才是問題。
歐洲人目前缺錢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在於他們的領導人製造俄羅斯為敵人，不買莫斯科能源，轉從遠處進口，能源價格自然上升。歐洲國家又聲稱，俄羅斯在北約誘發而入侵烏克蘭觸犯罪行後，還可能會攻打歐盟，於是要增加國防經費、要軍經援助，這實則害慘烏克蘭，致使民生支出不能不減。在這裡，日本可以掌握自己的外交國防路線，不再是意外示範，而是可以主動表率，已有二個作為在招手。
首先是美國十月九日已宣布，將把國際刑事法院（ＩＣＣ）列為制裁對象，並設下一八○天全面制裁的寬限期，禁止美國企業及銀行與ＩＣＣ往來。ＩＣＣ現任院長赤根智子曾是名古屋大學的法律教授，三年前還在任ＩＣＣ法官遭俄羅斯制裁時，曾說美國若「制裁」ＩＣＣ而不只是法官，法院「基本上將被迫關門。」
現在，赤根的學生與支持者逾十七萬人聯署支持她，ＩＣＣ最大出資國日本已供應其預算百分之十五，可以評估東京國際大學C. Lamont教授的建議，善用還有的一五○多天，規畫法院不受美國金融體系箝制的資金來源。
其次，近日民調說，日本民眾有百分之七十六點七擔心台海有事。
即便有事，百分之八十三點一也不支持自衛隊直接參戰，假使美軍介入也只有百分之九點九支持自衛隊共同作戰。日相高市早苗去年說「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導致中日關係緊張，趁著最新民意、其實也是歷來的民意，改口如南韓總統李在明說，台海有事，與南韓何干？反而可能讓台海更和平。
「否決先生」川普 在台灣能當「否決皇帝」
2026-11-03 00:00 聯合報／ 姚思遠／東吳大學法律學系退休教授、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理事（台北市）
美國總統川普。美聯社
美國總統川普在期中選舉前夕宣稱，共和黨若失去國會控制權，他就要成為「Mr. Veto」，否決民主黨國會送到白宮的法案，直到對方願意妥協談判。
川普此言固然有催票目的，也是為共和黨可能敗選預作部署。他要向支持者證明，即使國會變天，總統仍能阻擋民主黨的政策。不過，川普再強悍，也只能在憲法明定的權力範圍內擔任「否決先生」，他沒有絕對否決權。
依美國憲法規定，國會兩院通過法案後，必須送交總統。總統若不同意，可以在十日法定期限內否決退回；國會若要推翻總統否決，參眾兩院都必須取得三分之二多數。若總統在法定期限內未簽署，而國會仍在會期中，法案原則上自動生效；若國會在前述法定期限內休會，導致法案無法退回，則可能形成「口袋否決」。換言之，總統可以擋，國會也可以反制。否決權不是總統的聖旨，而是分權制度下的談判工具。
反觀台灣，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行政首長行使憲法明定的否決權，而是憲法沒有賦予完整否決權，執政者卻可從「副署」二字中，創造出連國會都無法推翻的超級否決權。
依憲法增修條文，行政院若認為立法院通過的法律案、預算案或條約案窒礙難行，可以經總統核可提出覆議。立法院若以全體立委二分之一以上維持原案，條文寫得非常清楚：行政院長「應即接受該決議」。所謂「應即接受」，就是覆議輸了，行政院必須服從。這不是建議，更不是行政院長可以選擇遵守的政治禮貌。
然台灣近來卻出現行政院放棄覆議或覆議失敗後，以「不副署」阻止法律公布的憲政怪象。行政院自行認定國會通過的法律違憲，再自行決定不讓法律生效，儼然同時扮演原告、法官與執行者。副署制度原本是行政院院長對總統公布法律負責的機制，而不是賦予行政院長封殺國會法律的權力。若覆議失敗後仍可不副署，憲法要求行政院長「應即接受」豈不成為廢話？覆議制度又有何存在意義？
美國總統否決法案，國會尚能以三分之二多數推翻；台灣行政院長若拒絕副署，立法院卻沒有明文的推翻程序，無疑是擁有比美國總統更大的絕對否決權。當然，立法院多數若粗糙立法，法案若程序草率、財源不明或侵害行政權，必須負起政治責任。但國會可能濫權，絕不等於行政院可以無限擴權；憲法提供的解決途徑，是覆議、協商、憲法訴訟、不信任案及選舉究責，而不是行政院一句「我認為違憲」，就讓三讀通過的法案永遠無法生效。
或許值得一提的是，英國和日本都是君主立憲國家。英國最後一次拒絕御准國會法案，已是一七○八年的安妮女王。日本天皇即使在明治憲法時代理論上握有裁可權，也未曾實際否決帝國議會通過的法律。民國卅六年（一九四七年）現行日本國憲法施行後，國會成為國家唯一的立法機關，日本天皇公布法律只是依內閣建議與承認所為的形式性國事行為，已無自行否決法律的權力。
中華民國憲法第六十二條規定，立法院是國家的最高立法機關。台灣今日的憲政危機，不只是朝野衝突，而是執政者可能把「捍衛憲政」變成擴權藉口。川普只能依據憲法當「否決先生」，台灣的憲政體制若容許行政院恣意否決其不喜的法案，面對的恐怕是既無憲法明文授權，也無法由國會推翻的「否決皇帝」。
阿裔選票衝擊大選 考驗以色列共治
2026-11-03 00:00 聯合報／ 張良任／駐以色列前特任大使（台北市）
十月以色列國會大選的計票工作已完成，本月四日，選委會將公布當選名單。此次共有十一個政黨跨越百分之三點二五的得票門檻，取得國會席次。
本屆以國國會呈現幾項值得注意的變化。利庫黨席次由民國一一一年（二○二二年）的卅二席降至廿七席；執政聯盟則由六十八席減至五十三席。反對派陣營獲得四十八席，新成立的正直黨獲得廿一席，成為反對陣營中的最大黨。最引人矚目的則是阿拉伯裔的兩個競選名單共獲得十九席，較民國一一一年（二○二二年）的十席大幅增加，創下選舉新高。資料顯示，阿裔投票率高達八成，反映其政治參與意願明顯提升。
選舉的外溢效果之一，是加深以色列社會猶太人與阿拉伯裔的矛盾。總理內唐亞胡甚至指責阿裔選民在選舉中舞弊，「偷走了選舉」，要「將以色列伊斯蘭化」。這些指控既無證據，也過於情緒化。反對陣營要角也發表了不與阿裔政黨合作組閣的言論。這些言論容易激化社會對立。
以色列社會長期存在世俗派與宗教派、自由派與民族主義者、猶太人與阿拉伯裔之間的矛盾。這次選舉沒有消除這些分歧，反而更加凸顯。
分歧使得以色列社會的政治對立從政策論辯轉變為身分認同衝突。猶太陣營與阿裔少數民族可能逐漸把對方視為威脅國家未來的力量，而非可以妥協或合作的政治對手。社會便容易形成彼此隔絕的政治群體，陷入各說各話、互不信任的「回音室效應」。這不僅妨礙政府組成，也會削弱民主制度需要的包容與妥協能力。
阿裔席次幾乎占國會六分之一，理論上其政治代表性會隨之提高，但現實是社會接納仍有極大的障礙。以色列的阿裔公民占全國人口約二成。法律上他們是以色列公民，但在政治代表性、公共資源分配、治安與國家認同等方面，長期面臨歧視。兩大黨若希望成功組閣，勢必考慮他們的加盟，但目前猶太人主流社會尚無法接受。
阿裔人士及政黨在以色列長期受到歧視，政治發言權及影響力有限。二○一八年通過的「民族國家法」將這種歧視法制化，該法強調以色列是猶太民族國家，並將猶太民族自決權界定為猶太民族的專屬權利。該法引發有關阿裔地位及平等原則的極大爭議。這次選舉結果可說是阿裔選民的一次反彈。
阿裔政黨的強勁表現不宜僅視為一次選舉勝利，更可看作長期累積的不滿透過民主制度集體表達。阿拉伯社區長期面臨資源分配不公，激發了極高的危機意識，促使他們以投票做為爭取預算與安全的政策工具。兩個競選名單也因應新形勢務實調整路線，由過去專注於以巴衝突的宏觀政治抗爭，轉向民生優先，爭取基礎建設、改善社區治安及促進經濟平權，成功吸引大量中產與青年阿拉伯裔選民投入。
此外，內唐亞胡的極右派政府視阿裔政黨為「國家安全的危險」或「反錫安主義者」；近年來在加薩及約旦河西岸的屠殺或侵占做法，引發阿裔公民對基本權利受損的強烈焦慮，危機感催出了基本盤。阿裔政黨的十九席已成為實質影響組閣的「造王者」。然受限於以色列根深蒂固的錫安主義意識形態，阿裔政黨要成為真正擁有行政實權的閣員並爭取平等權利，仍面臨難以跨越的結構性障礙。
以色列的民主政治依舊面臨跨族群合作的障礙，不論誰出面完成組閣工作，建立一個能讓不同族群共同參與、共同承擔責任的民主國家，將是以色列必須面對的重大課題。
辯論怎化為民調紅利
2026-11-03 00:00 聯合報／ 吳皇昇／逢甲大學建設學院兼任助理教授（台中市）
台北市長選舉首場電視辯論落幕，輿論與調查卻出現耐人尋味的認知差異。多數評論認為，現任市長蔣萬安展現對市政細節的熟稔，更在交叉詰問中以「連環九問」精準指出對手沈伯洋過去言行與立院投票紀錄的矛盾，有攻有守。
然辯論後隨即公布的TVBS 即時民調，卻未反映出蔣萬安支持度的擴張，雙方差距反而縮小至四個百分點，甚至有四成七受訪者認為沈伯洋表現較佳，高於蔣萬安的四成。為何辯論實質內容的勝出，未能直接轉化為民調紅利？
從政治傳播學的理論來看，電視辯論極少能直接「逆轉」已表態選民的意向，其核心作用在於鞏固既有立場。當藍綠政黨歸隊率在辯論後雙雙衝上九成三與九成五的極限，選民早已戴上「選擇性傾聽」的心理濾鏡。
藍營支持者看見的是蔣萬安戳破對手的雙標與空洞；綠營支持者則自動過濾掉沈伯洋迴避九道關鍵提問的窘境，只選擇接收其溫和語調與反擊金句。在高度極化的同溫層裡，辯論不是說服的課堂，而是確認信仰的儀式。
再者，辯論也會出現「動員效應」與「潛在傾向催化」現象。交叉分析顯示，有收看辯論者，沈伯洋支持度領先十一個百分點；未收看者，蔣萬安卻領先廿七個百分點。這種極端差異，源於挑戰者陣營支持者對辯論抱持更高的翻盤期待，綠營高昂的收視動能直接推升了會後即時電訪的表態率。
競選活動如同洗照片的顯影劑，沈伯洋在鏡頭前刻意收起過往鮮明的意識形態鋒芒，改以軟性的「陪伴」姿態登場，降低部分年輕與游離選民的戒心，將四年前曾投給非藍陣營、近期卻處於觀望狀態的「潛在傾向」族群重新啟動並催化歸隊。因此，若跳脫短暫的民調漲跌，這場辯論對兩位候選人的真正意義，在於「呈現個人特質」及「後續選戰策略」。
兩小時的交鋒，讓蔣萬安穩健、重制度與行政執行的治理者特質更加立體，卻也顯示單純的政治詰問難以穿透部分中間選民的心防；而沈伯洋言詞閃躲、善於敘事包裝的特質，雖看似幫他度過臨場危機，卻也在放大鏡下留下諸多未答的市政考題，這將直接決定雙方最後一個月的戰略修正。
蔣萬安必須從揭露對手矛盾，升級為強化市政願景的感召力；沈伯洋則必須面對辯論劇場效應消退後，選民對其具體政策可行性與過往立法紀錄的實質檢驗。畢竟，台北歷經多年超越藍綠的務實治理洗禮，早已孕育一群不願成為傳統政黨附庸的「理性選民」。
藍綠動員已達極致，那群在民調中既肯定現任者表現、支持度卻從九成四降至八成的民眾黨支持者，以及近三成仍在冷靜觀望的中立選民，就會是決定天平傾斜的關鍵。他們不看華麗的政治變裝，也不為無聊的口號埋單，只認生活問題、環境品質、居住正義與下一代未來的真實進度。
誰能讀懂這「關鍵族群」對務實治理的需求，最後誰就能贏得首都市民的託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