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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報黑白集／良心的閾值
◆ 經濟日報社論／新光金控制權更替的啟示
經濟日報社論／新光金控制權更替的啟示
2023-06-17 00:00 經濟日報／ 經濟日報社論
新光金控股東會改選董事，洪士琪主導的改革派取代公司派，拿下新光金控制權。（本報系資料庫）
新光金控股東會改選董事，洪士琪主導的改革派在15席董事中當選十席，原本公司派（吳東進主導）只拿下五席，新光金的控制權正式更替！隨後召開董事會，推舉由前台新金總經理、彰化銀董事長陳淮舟擔任新光金董事長，原總經理吳欣儒（吳東進之女）宣布請辭。
新光金董事長、總經理都換人，旗下重要子公司的高階管理團隊也會進行更換。目前改革派最大挑戰就是降低虧損，並強化資本適足性；特別是新光人壽財務體質需要很大的改善，過去內部治理也有重大缺失，而且未來還要面臨接軌IFRS 17等挑戰。因此，改革派這次集合反對公司派之其他大股東，舉公司治理大旗取得控制權，就是希望能夠強化新光金的治理績效，廣大的新光金股東都寄予厚望。
新光金控制權更替事件，首先值得討論的是原公司派吳東進批評此次事件是委託書強壓實際持股，要金管會不要視而不見；金管會則回應台灣股市委託書徵求門檻與相關制度，已較其他國家嚴格，同時金融機構的門檻又比一般上市櫃公司嚴格，因此不會因此個案進行法規修正。金管會進一步指出，委託書制度是中立的，不管公司派、市場派或改革派，皆可透過徵求委託書，取得股東的支持。
其實，股東會委託書制度是一把雙面刃。股東把委託書給予其他股東，代為在股東會中投票支持議案，對股市健全發展的優點是，無論是公司派、市場派或改革派都可提出訴求，說服其他股東的支持，藉以穩住或取得公司控制權。如果制度運作得當，委託書制度可以成為監督公司派的管道，這次新光金變天或許是一個案例，讓公司所有股東有機會思考要將公司控制權託付給誰，也展現股東行動主義的本質。
然而，藉由委託書取得公司控制權者，其本身持股比率低，有可能因此不在意公司的表現，過去甚至發生有掏空公司的案例。還有評論認為，現在發生控制權爭奪戰的輸贏，取決於委託書徵求通路或大型券商，而不一定是股東行動主義的展現；亦即股東交付委託書並非端視誰適合治理公司，而是跟通路、券商的熟悉度，或者其他利益有關。
因此，委託書制度的運作重點是防止實際價購委託書的行為，以及股東不能交付空白委託書等違反法令的行為，主管機關可利用此案例，重新檢視法規的效果。同時，主管機關要有效監督透過委託書取得控制權者，在治理公司時，是否合乎法規與強化資訊透明。
其次，金管會相當在意新光金子公司董事長、總經理的人選，必須符合金融機構負責人資格條件、金金分離等原則。還有新光人壽增資議題，金管會要求新光金新任董事長要強化新光人壽的資本，並提醒有關保險公司資本適足性分級管理，當財務體質每階段下降時，就會有更嚴格的監理措施，最壞的情況是落到「資本嚴重不足」時，如未改善就會在90天內被接管。
再者，由於新光金必須增資來提高新光人壽的淨值與資本適足性，改革派要取信於股東與主管機關，最直接的作法就是增加對新光金的投資與持股比率；當然也要引進專業團隊治理新光金與旗下子公司，避免過去經營績效不彰與治理弊端的再次發生。
最後，未來如果新光金董事會討論與台新金合併議案時，務必要公平對待所有新光金股東。過去台新金與彰化銀合併案，討論十幾年，持續發生相當多的爭議，特別在公平對待彰化銀股東方面引發紛擾。本次，新光金、台新金都是民股控制，而且大股東之間有著家族或世交的關係，或許引發爭議的可能性比較低，但新光金在做任何重大決議時，必須公平對待新光金外部股東的權益。
聯合報黑白集／良心的閾值
2023-06-17 00:52 聯合報／ 聯合報黑白集
近期新北市某私立幼兒園爆發疑似餵藥事件，讓不少家長開始關注「教我小孩的人究竟合不合格？」。示意圖。記者林伯東／攝影
新北幼兒園鬧出餵藥事件，大家學到了「閾值」一詞。閾（音同「域」），指的是「門檻值」。緣起是，廿八個小朋友接受驗尿，結果均為陰性；但其中一人 BZD 數值較高，初檢是 20ng/ml，複檢是 29ng/ml，家長咬定孩子被餵安眠藥。但醫師說明，BZD 的閾值是 200，這小朋友的驗出值遠低於門檻，算是陰性。
餵藥事件搞得人心惶惶，但也有人樂見社會恐慌，不斷煽風點火，故意把事情炒大。尤其民進黨，只要能藉機重創侯友宜，就算誇大造假，也無所謂。板橋幼兒園的風波方歇，汐止幼兒園又傳出案例；但一查，這例就是廿八名小朋友之一，為陰性，但恐慌效果已造成。
這次事件迄未查出「餵毒」事實，但政治人物卻不斷落井下石，誇大案情。陳建仁和賴清德都是公衛專家，前者指責新北市處理延誤，後者任由發言人發表不實訊息和言論，這是公平的行為嗎？綠營難道不知道，胡亂點火只會破壞一般家長對幼兒園的信任，也讓全球末段班的台灣生育率愈陷深谷？
要問：政治人物的良心，有沒有閾值呢？若為了勝選，為了打擊對手，為了轉移焦點，就能掰出各種不實傳言，不惜犧牲社會互信，也要把無辜的人都拖下水，這還算民主政治的君子之爭嗎？連「奈克」和「毫克」差一百萬倍都可以隨意混淆，道德良心何在？
聯合報社論／政治操作下，台灣MeToo運動前進了幾寸？
2023-06-17 00:49 聯合報／ 聯合報社論
民進黨副祕書長楊懿珊（左）與性平部主任李晏榕（右），提出黨內性騷擾防治措施改善說明。記者林澔一／攝影
始於民進黨內的連串性騷案，半個月來，燒遍三黨、政界、學界、名嘴及演藝圈。民進黨近日由主席賴清德率領，上起「性平」課程；朝野立委則相互喊話，要加速修法。幾名牽扯性騷案的人物，如李正皓、林飛帆、陳柏惟，宣布退出選舉。這些處理基本屬於政治操作，是「加害者」的危機處理，並未關切「受害者」的傷痛。如此草率的因應，反映了台灣社會性平意識仍淺薄如紙。
性騷或性侵的傷口難以癒合，主要是受害者礙於權勢、文化、社會等因素無法聲張，只能選擇隱忍；但陰影不會消散，進而影響其日後行為和關係。近年「＃MeToo」運動在全球興起，希望透過自我揭露，建立一個對性受害者友善的文化與社會。反觀台版「#MeToo」，多數案例在掀開後即告停格，淪為公關操作，至今難謂有何寸進。
從第一例民進黨前女黨工控訴合作團隊導演性騷並遭吃案後，蔡總統、賴清德多次道歉，民進黨要求改革黨內通報機制、開始上性平課；行政院則提出「性平三法」的修法。國民黨更出招，要求提前在臨時會處理，當成政治攻防。這在在反映一個泛政治化社會的漠然：在選舉為先、認同優先、大局為重下，平權議題永遠被迫等待。
回顧過去半月，儘管爆料者不斷挺身而出，但大多數案例都在被掀開後即告結束。被指控的公眾人物，標準程序包括道歉、解釋、或提告反擊，多流於公關止血操作，為未來重回舞台預留伏筆。相關單位的反應亦然，馬上要求被指控者辭職，以求平息眾怒，但所有調查程序均告省略。這種不問真相、不顧受害者創痛的處理，看似果斷，其實粗暴，等於讓勇於揭露的被害人繼續承受檯面下的說三道四，並沒有實質正義可言。
在美國 #MeToo 中，曾出現另一種受害者，是受到不實指控性騷的人，淪為另類性騷受害者。這被稱為性騷的「武器化」（weaponize），指利用指控性騷為「武器」，攻擊地位或知名度較高的人。此時，若缺乏適當的調查機制，就會出現真偽難辨、趁亂潑糞的案件。這也是調查機制重要的原因。
歸根究柢，如何建立社會共識與價值才是關鍵。性騷如此頻繁，核心因素在於權勢的不對等：加害者認為可以利用自身權勢，逼迫受害者就範；而受害者礙於權勢及社會文化等壓力，認為說出來「不會有人相信」，或覺得「會受到他人異樣眼光」，只能選擇隱忍。更痛的是，在權勢威逼與社會壓力下，既無法伸張正義，卻還要戴上面具與加害者正常互動，強顏歡笑。不少受害者自我揭露後，卻被質疑「為何之前不說？」「為何還要與加害者互動？」，都顯示台灣未正視 #MeToo 運動的核心精神。
半個多月來，有一群勇敢的受害者說出內心積壓已久的痛苦遭遇，讓更多沉默的受害者知道她／他們並不孤單，也讓可能的加害人知道他們不能再這麼做。但這些案例終究只是冰山一角，絕大多數職場被性騷者即使乘著 #MeToo 之浪自我揭露，後果卻依舊悲觀。癥結在，還有許多騷擾者受到權勢掩護，許多僵固的組織依然不為所動，許多人依然看風向在發聲。
台灣的 #MeToo 迄今仍停留在起步的初階，僅止於形式上的揭露，仍局限在政治攻防，而性別平權的價值依舊受到忽視。迫切要做的有：普設支持系統，打造受害者低負擔的申訴及調查機制，讓社會對受害者的支持形成共識，並確保被指控者免於冤屈。更重要的是，打破權勢威逼的脈絡，建構免於騷擾的友善環境，台灣才能算是進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