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離開科技後還剩多少自主判斷與行動能力？ 韌性 是斷線後如何信任
◆ 誠信失守、謠言治國 百姓「無知」是誰造成
◆ 讀家觀點／「致生損害」不應是選舉文宣下架標準
◆ 說斷網就斷網 一場權力的演練
◆ 選前承諾、選後跳票 扼殺居住正義 政府自砍社宅經費 甩鍋在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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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8-11 00:00 聯合報 ／ 季青 季青漫畫
讀家觀點／「致生損害」不應是選舉文宣下架標準
2026-08-11 00:06 聯合報／ 鄭自隆／政大傳播學院退休教授（台北市）
數發部建置「選舉AI深偽訊息通報網」預計25日上線，參選人經刑事局認定，可協助通知四大平台下架偽冒本人AI深偽影音，但也引發箝制言論自由爭議。記者陳正興／攝影
立法院討論數發部提送之深偽選舉新聞下架標準，參選人、候選人若上傳刑事局認定的偽造內容，系統可協助通知四大平台下架。亦即，數發部與中選會並非主動認定或發起下架的主管機關，主動權在候選人；而下架認定與作業流程標準，亦須經法定檢驗程序。
立院的爭執點在於，讓政府決定什麼資訊必須下架，是否會限縮言論自由？因此民進黨黨團幹事長莊瑞雄主張，深偽新聞是否構成犯罪之法律判斷，關鍵在內容是否對被變造對象「致生損害」，若無受損害即屬言論自由；但侵害個人、衝擊社會秩序，甚至影響公共利益或國家安全者，就有法律風險。
這個議題必須從兩方面來討論，首先是「新聞」層面，訊息必須在媒體上刊登的才是「新聞」，在各平台流竄、沒有媒體機構掛名的都不是新聞，而是訊息或「文宣」，因此數發部所謂「新聞下架標準」是不精準的說詞，應改成「文宣下架標準」或「選舉訊息下架標準」；此外，新聞應建立在真實的基礎上，造假的就不能算是「新聞」，既深偽必然是假，就應下架。
新聞有其倫理要求，深偽影音既然為假，本就不宜以「新聞」態樣呈現，只要候選人主張這不是我的影像、不是我講的話，平台即應下架，根本不需經過繁複的官方鑑定流程；若發稿人主張其為真，就應負舉證責任。除新聞不得深偽外，其餘文宣運用 AI 或深偽都應尊重；深偽也是創意表現，過度管控會限縮言論自由。莊瑞雄主張以「致生損害」為標準，有實質困難。
凡選舉文宣均有其目的性，拉抬自己是正面文宣、攻擊對手是負面文宣，所有負面文宣都是為了拉下對手；因此若以「致生損害」為紅線，那所有負面文宣都不能做了。要求溫良恭儉讓是戴上面具的選舉，選民看不到真正的候選人。
「致生損害」的紅線也窒礙難行，舉個例，假設選舉中有人製作深偽影像，內容是賴總統主張和大陸統一，這當然和賴總統一貫的主張不符，但試問如何以「致生損害」來控訴？「台灣與大陸同屬一個國家」是現行憲法的規定，「賴總統主張和大陸統一」並不會導致「總統有違憲違法之虞」，因此不會有「侵害個人、衝擊社會秩序、影響公共利益或國家安全」的疑慮，總統府如何以「致生損害」要求影片下架，或提告創作人？
新聞不能深偽，一般選舉文宣則可適度運用，但應該明確揭露，而非考量其是否「致生損害」。深偽的極致是「擬真」，但擬真容易令人信以為真、引人錯誤。當然，是否「引人錯誤」也是主觀的認定，甲認為其為假、乙丙可能認為真，這也是詐騙廣告可以橫行的原因。因此是否「引人錯誤」，就不能交給專家或法官判斷，而必須有明確的「揭露」，文宣必須顯著揭露其為 AI 生成，適度標示「以下影片或素材為 AI 合成製作，請斟酌觀看」。
此外，選舉文宣之深偽對象應限於政治人物，不得旁及他人；尤其是影視明星、商界名人。選舉場域應尊重他人立場與選擇，不能用深偽傷及無辜以謀取政治利益。台灣選舉是全世界最熱鬧的，文宣手法更是與時俱進；民國七十九年（九○年）代用報紙、民國八 十九年（二○○○年）初期用電視，接著有微電影、短影音，現在則是 AI 當道。對新媒體不能排斥，但要規範。
韌性 是斷線後如何信任
2026-08-11 00:05 聯合報／ 趙哲聖／開南大學資訊傳播學系助理教授（桃園市）
和漢光四十二號演習同步舉行的「二○二六城鎮韌性演習」，昨在中部七縣市登場，今年首度納入行動網路降速演練。記者黃仲裕／攝影
今年城鎮韌性演習首度加入「行動網路降速」，昨天先在中部七縣市登場，十三日再於北部七縣市實施。政府聲稱這並非全面斷網，而是降低行動網路傳輸能力，語音、簡訊與災防告警仍可使用，但影音、視訊、行動上網及部分物聯網服務可能受到影響；至於目的，是模擬災害或極端情境造成基地台受損、頻寬不足時，社會如何維持基本運作。
這項演習值得注意，因為它測試的不只是手機，而是現代人的生活方式。滑手機早已成為必要之「惡」，也是必要之「善」。從 LINE 聯絡、Google Maps 導航、行動支付、叫車外送、網路銀行；到新聞、 社群與 AI，我們把工作、人際關係、消費甚至記憶都交給手機。
平常網路太順暢，使我們誤以為「連線」如同空氣般理所當然，只有速度突然慢下來，才發現數位便利同時也是高度依賴。
從風險管理角度來看，真正的戰爭或重大災難更不會只是「手機變慢」。電力中斷會牽動基地台、支付、交通與資訊系統；供水、物流與醫療若同時受阻，風險更可能產生連鎖效應。當網路失效，人們不知道家人在哪裡、哪條道路安全、醫院是否正常運作，甚至無法確認眼前訊息是真是假。此時資訊傳播的問題，就從「資訊太多」瞬間轉變成「可信資訊太少」。這也是韌性社會最需要演練的地方。
然而，硬體韌性之外，更難演練的是人的「心理韌性」。尤其台灣長期處在兩岸政治與軍事對峙中，年輕世代每天又透過社群接觸戰爭、軍演、武器與政治攻防訊息。當敵對語言或網軍不斷被媒體、演算法與政治論述放大，容易形成「敵意螺旋」。一方愈強調威脅，另一方愈提高對抗；對抗愈升高，社會又更加相信衝突不可避免。久而久之，可能不是增加危機意識，而是產生麻木、焦慮甚至「反正真的打起來再說」的心理。
更值得警惕的是，我們已進入 AI 與全球網路共生的時代。過去沒有網路，是少一個資訊管道；今天沒有網路，卻可能等於失去導航、支付、雲端資料、即時翻譯、AI 協作、社群聯繫與資訊查證能力。當人的判斷愈來愈依賴搜尋、演算法與生成式 AI，斷網真正測試的，反而是人離開科技後還剩多少自主判斷與行動能力。
德國社會學家貝克的「風險社會」理論提醒我們，現代化創造便利與進步，也製造新風險，而且這些風險往往彼此連結、跨越疆界。網路正是最典型例子：它讓城市更聰明，也可能讓城市更脆弱。
因此，城市韌性最重要的，不只是學會忍受半小時沒有高速網路，而是重新追問：當水、電、網路與 AI 都暫時離開，我們還能不能判斷資訊、互相信任、照顧彼此，並維持社會基本運作？
真正的韌性，不是永遠不斷線，而是斷線之後，社會仍然知道如何連結，團結一心。
說斷網就斷網 一場權力的演練
2026-08-11 00:03 聯合報／ 劉則語／研究生（台北市）
台灣過去卅年的民主轉型常被譽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典範，然從民國一一三年（二○二四年）夏天的國會改革法案大戰，到眼前的城鎮韌性演習、網路降速演練，這座曾經的民主燈塔正展現出令人不安的憲政病態：一種披著國家安全與捍衛民主雙重外衣，卻極度缺乏民主透明度與國會監督的「行政國擴權」。
前年盛夏，綠營發動青鳥行動，其論述核心是捍衛法治國原則與反對黑箱程序。他們批評藍白主導的國會調查權改革侵犯人民的基本權。然若將這套高標準對照眼前的「行動網路降速演練」，會發現驚人的雙重標準與憲政悖論：前年當國會試圖獲取資訊、在野黨企圖建立聽證與調查制度，即被扣上國會怪獸、侵害人權、程序黑箱的帽子。執政黨要求每條條文都須經過最高規格的法案協商與司法違憲審查，甚至發動覆議與釋憲。
但眼前，賴政府卻欲伸手接管網路。「全社會防衛與城鎮韌性演習」的計畫早在年初就已定案並公開，但在演習登場前夕的七月下旬，卻突襲式地強行插入「行動網路降速演練」項目。賴政府只需引用一句極度模糊的「國防與資安韌性」，就能直接「指示」NCC 與民營電信業者，對民眾的手機網路實施降速與流量管制。
若立院試圖增加對政府的監督工具叫「國會擴權」，那麼賴政府以國安為藉口，繞過國會授權，直接透過行政單位追加限制民間基礎設施與公民通訊自由的指令，難道不是更赤裸、更危險的「總統擴權」？這場倉促加碼的「降速演練」，本質上不是技術性的壓力測試，而是一場實施絕對權力的演練。
以國安之名行獨裁之實，說「斷網」就「斷網」，這無非是為了滿足執政者那絕對權力感。《聖經．創世紀》記載，神說「要有光」，於是便有了光；在現代威權裡，當權者說：「我要試試台灣斷網會怎樣？」於是數百萬人的通訊便瞬間被降速。這種在密室裡主宰一切的傲慢，正悄悄將台灣民主推向實質獨裁。
民主倒退往往並非是一夜間的軍事政變，而是執政者不斷透過議題操作，將「應對外部威脅」轉化為「內政擴權」的萬用通行證。賴政府高層拍板「網路降速」決策，最後卻是由行政院與電信業者出來擋箭，由他們來應對國會質詢與媒體監督。這種「有權者不備詢、備詢者無實權」的結構，踐踏了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權責相符原則。
國安與資安確有其重要性，然法治國與威權國家的根本區別在於，民主國家在追求安全時，依然須將權力關進法律與國會監督的籠子裡。去年夏天，台灣的執政黨告訴全世界：我們必須抵抗國會擴權，因為沒有監督的權力會危害民主。今年夏天，我們卻看到同一批權力者在國安會的黑箱裡，臨陣修改演習規則、悄悄接管了民間的數位開關，並意圖告訴民眾：為了國安，請放棄你們對權力界線的質疑。
國會的監督手段被閹割，賴政府的實質權力卻能以「突發性演練」之名伸入民生日常；黑箱成為國安決策的常態，質疑即等同於不愛國。台灣距離獨裁或許只剩一步之遙。
誠信失守、謠言治國 百姓「無知」是誰造成
2026-08-11 00:00 聯合報／ 徐作聖／陽明交大退休教授（新竹市）
慈濟採購遭詐掀疫苗風暴，行政院政務委員、衛福部前部長陳時中，將責任轉嫁給在野黨，卻迴避政府在採購協調、資訊把關及高端疫苗爭議中的責任。聯合報系資料照
新冠疫苗爭議再起，行政院政務委員、衛福部前部長陳時中，將慈濟遭詐十點六億元的責任轉嫁給在野黨，卻迴避政府在採購協調、資訊把關及高端疫苗爭議中的責任。以政治攻防取代責任釐清，正是台灣民主公信力持續流失的原因之一。
台灣當前的資訊危機，並非民眾突然失去判斷能力，而是政治權力長期介入資訊生產與傳播的結果。
政府要求人民提升媒體識讀能力、防範境外認知作戰，自身卻透過行政宣傳、政黨論述與媒體操作建構有利於己的輿論。政策爭議不再能依據事實與程序討論，只有被二分法簡化為支持或反對政府。
監督者遭到杯葛、抹黑、被貼上不忠誠標籤，行政責任則在政黨衝突中稀釋。近年來政府運作經常選擇性公開資料，民眾接收到的只是經過政治處理的片段資訊。
疫苗事件顯示，政府面對攸關公共利益的爭議時，常以政治語言取代責任說明。不論是慈濟採購遭詐，或是高端疫苗合約與審查程序，都涉及行政協調、資訊公開及決策責任；政府卻總是要求社會大眾先接受官方結論，再將質疑者打入政治對立面。
相同治理模式也出現在食品安全、能源轉型、重大採購弊端。事前監督失靈、爭議擴大後切割責任，政策宣傳又先於資料公開。致癌油、進口雞蛋、無人機、能源政策等雖屬不同領域，背後卻都存在決策集中、資訊不足、行政究責失焦等問題。
政府也常把專業問題轉化為立場衝突，供電爭議被簡化為擁核或反核、軍購效益被包裝成愛台或賣台。以政治忠誠取代政策檢驗，民主監督被扭曲為反對黨杯葛，國家安全更常成為壓縮公共討論的工具。政府把質疑預算曲解為「削弱國防」，把主張和平誣指為「對敵妥協」，國家安全的莊嚴性遂異化為行政權力拒絕說明的防護罩。
社群平台進一步放大這套「治理模式」，演算法偏好衝突、情緒與簡化的內容，一張圖卡、幾句口號或十幾秒短影音，即可取代完整的數據與政策分析。政黨追求快速動員，將複雜議題切割為陣營符號，民眾也習於先確定立場、再選擇資訊。主流媒體更是難辭其咎，擅於將報導、政論節目與政黨宣傳混為一體，不但不思監督權力，反而扈從服務於權力、協助設定議題、安排劇本、製造敵人。閱聽大眾接收到的不是事實全貌，卻只是經過剪裁的政治外衣。
百姓的「無知」並非天生缺乏理性，而是長期生活在訊息不完整、權力不節制及媒體第四權不彰的環境。政府先製造資訊落差，再指責人民「相信謠言」，反映的正是汙染輿論環境者對受害者的倒錯究責。謠言盛行的根源是政府誠信不足，公信力不是靠宣傳預算、政治口號、網路動員就可建立，它來自公開透明、程序正當、決策負責、官員守信。
執政者若只知選擇性公開政務、剝奪民眾知情權、轉嫁責任、製造對立，民主制度也只剩選舉形式。台灣的民主危機不一定來自愚昧，卻絕對與執政者消耗公共信任、無視誠信、以權力定義事實有關。所以百姓的「無知」是誰造成的？
政府自砍社宅經費 甩鍋在野
2026-08-11 00:00 聯合報／ 謝毅弘／民眾黨政策會研究員（台北市）
賴總統民國一一三年（二○二四年）競選總統時明確表示「我承諾，在未來八年內興辦至少十三萬戶的社會住宅」。如今上任剛滿兩年不久，政策目標卻由十三萬戶大幅下修至三萬戶；這不只是住宅政策問題，是總統的誠信問題。尤其明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歲出規模預估達到約三點六兆元、創下歷史新高，政府雖強調公共建設及社福支出持續增加，然而就在「史上最高總預算」之下，賴政府卻大幅縮減社會住宅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自己一刀砍掉一,二○○億元社宅經費。依政府一一四年元月「社會住宅興辦計畫（第三次修正核定本）」，一一四年至一二一年直接興辦社宅相關經費，原規畫約二,○四六億元；OURs 都市改革組織近期揭露的一一五年七月新計畫草案，相關經費只剩約八二一億元，前後減少約一,二○○億元，等於未來八年的直接興辦經費刪減近六成。
細看內容，原規畫八百億元的社宅購地經費直接歸零，中央興辦社宅相關經費減少約二九四億元，補助地方政府興辦相關經費也減少約一二九億元。
換言之，這不是立法院在年度預算審議中刪掉的，而是行政部門自己政策轉彎！過去兩年，執政黨屢屢造謠在野黨刪減預算；然真正刪除預算編列與人民居住正義福祉的，正是執政黨自己。
同時，在最新計畫草案中，最缺社宅的南二都反而幾乎不再建社宅。原計畫中，台南一一四年至一二一年預計新增一○,九七七戶，如今只剩七十七戶；高雄原定新增一三,三○七戶，如今只剩二○七戶；兩市原本合計要增加二四,二八四戶社宅，新計畫只剩二八四戶，縮減幅度都超過九成八。
弔詭的是，台南、高雄恰恰是六都中可入住社宅最少、次少的城市。兩市人口合計約四五五萬人，目前完工可入住社宅合計卻僅約六千戶。
理應是未來要加速追趕的地方，新計畫卻變成過去興建得愈少，未來反而幾乎不用再建。這難免讓人質疑，政府重新分配社宅目標的標準究竟是什麼？是房價所得比、租金負擔、租屋人口、等候需求與既有社宅存量，還是政治上的方便？
政府若以「避免供過於求」、「避免社宅變空屋」當政策轉彎理由，更應該看看內政部自己的調查。
內政部「一一二年住宅需求動向調查」針對十四萬名租金補貼申請者調查，詢問「若居住縣市有社會住宅是否會申請？」結果全國有百分之七十二點一表示會申請；台南為七成二、高雄也有百分之七十點八，證明社宅並非雙北特有的需求。
面對民眾需求與政府政策之間巨大的落差，政府欠人民一個有數據、有標準的解釋。
居住正義不能只是選舉時的口號，不應選前承諾十三萬戶、選後只剩三萬戶。如果總統選前親口承諾的住宅政策，任期還沒過半就大幅刪減，那麼台灣永遠看不見居住正義落實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