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紫宸／教育部的諾貝爾獎迷思

◆ 　林一平／不被AI馴服的理性

◆ 　陳力俊／超級富豪與節制權力

◆ 　方祖涵／長壽教主與失速的生化夢

◆ 　詹文男／你的AI Agent有沒有身分證？

杜紫宸／教育部的諾貝爾獎迷思

2026-07-24 00:00 　聯合報／ 杜紫宸（作者為東海大學管理學院兼任教授）

諾貝爾獎從來不是菁英教育的直接產物，而是成熟科研環境長期累積的成果。若將教育政策重心放在篩選菁英、打造明星學校，卻忽略研究體系的整體條件，終將錯置資源，難以真正提升國家科學實力。

媒體報導，教育部規畫成立科學實驗高中與高等研究學院，期望培育基礎科學人才，並以誕生本土諾貝爾獎得主為長期願景。重視基礎科學、建構研究平台固然值得肯定，但若將「培養諾貝爾獎得主」視為教育政策核心，便容易誤把結果當成目標。

經濟學者 Benjamin Jones 與 Bruce Weinberg 研究顯示，諾貝爾獎得主完成關鍵成果的平均年齡約在卅七至四十歲，而且持續後移。真正決定一位科學家高度的，不是十六歲讀哪所高中，而是卅五歲時是否置身具備穩定經費、頂尖同儕、先進設備與學術自由的研究環境。

布朗克斯科學高中常被視為菁英教育成功的象徵，因其培養出多位諾貝爾獎得主。然而，這些得主的關鍵研究成果，無一不是在頂尖大學與研究機構完成。高中或許影響志向，真正決定成就的仍是後續的研究環境。再好的種子，若缺乏肥沃土壤，也難以長成森林。

日本的經驗更具啟發。民國九十年（二○○一年）提出「五十年卅座諾貝爾獎」目標，如今看似達成，但多數得獎成果源自數十年前的研究累積；反觀今日，日本卻面臨研究經費縮減、學術影響力下降與人才斷層。再次證明，今天得獎反映的是昨天的研究環境；而今天的研究環境，決定明天是否仍有諾貝爾獎。

因此，把諾貝爾獎當作政策績效，不僅容易使資源過度集中於少數領域與個別人才，更誤把成熟科研生態自然孕育的成果，當成可以規畫生產的目標。

台灣目前的挑戰是科研環境結構性不足。基礎研究經費占比長期偏低，大學與研究機構薪資缺乏國際競爭力，博士班招生持續萎縮，青年學者職涯不穩，延攬國際頂尖人才政策成效有限。在這樣的條件下，即使設立再多實驗高中，也難以累積本土科研實力，更遑論孕育諾貝爾獎級成果。

基礎科學與應用工程並非對立，而是相輔相成。基礎科學創造知識，應用工程創造價值；沒有基礎研究，就沒有持續創新，沒有工程實踐，也無法將知識轉化為產業競爭力。台灣的優勢在於工程整合與完整供應鏈，更需要補強的是長期穩定的基礎研究。因此，政策應建立從基礎研究、應用研發到產業創新的完整體系，而非偏重單一環節。

在全球化時代，科研競爭也是人才競爭。美國與瑞士之所以持續孕育諾貝爾獎得主，關鍵不在菁英教育，而在開放的研究環境與全球人才匯聚。台灣若要提升科研實力，也應積極延攬國際人才、深化跨國合作，讓本地研究體系成為全球知識網絡的重要節點。

培養諾貝爾獎得主，不是教育部單一政策可以完成，而是整體科研體系長期累積的成果。教育真正的使命，是培養具備好奇心、批判思考與探索精神的人才；真正決定其能否站上世界頂峰的，仍是後續的研究環境。

一個國家真正應追求的，不是幾座諾貝爾獎，而是一個能持續孕育世界級創新的科研生態。當研究環境成熟、人才自由流動、知識持續累積，諾貝爾獎終將只是枝頭自然綻放的花朵，而不是政策刻意追逐的果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