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互信崩解 怎麼拚經濟？
．修法資怒勞怨 只是選票魚餌
．蔡總統的三萬元迷夢
．一切丟給勞資協商？勞動條件開倒車
．當公部門帶頭霸凌專業勞工…3萬元只是魔幻數字
．封存到期 誰有權判核四安樂死？
．聯合筆記／最低工資夢想價 空笑夢？
聯合筆記／最低工資夢想價 空笑夢？
台灣最低工資水準究竟應落在哪裡？蔡政府執政後還沒給過數額，競選政見之一的最低工資法草案也遲未出爐。就在勞基法一例一休重修草案爭議之際，蔡英文總統前天喊出最低工資的夢想數字是三萬元。
基本最低工資，算是政府干預勞動薪資市場，各國企業主普遍對該制度感冒；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才剛說，薪資屬於自由人力市場，政府不必介入加薪。張忠謀沒說錯，但即便是崇尚自由經濟的西方國家，包括美國在內也設有最低工資制度，主因就如同央行總裁彭淮南日前所說，企業未充分將經濟成長的果實分配給勞工，政府宜有作為、合理調整最低工資。
勞動部統計也發現，台灣勞動生產力近十年有明顯成長，但單位勞動成本卻倒退，也就是說，企業盈餘確實未合理回饋到勞工身上。
調高基本工資，絕對有利於底層勞工分配到較多的經濟成長果實，從照顧底層勞工的角度來看，當然要漲，三萬元也不嫌多。
但低薪問題千絲萬縷，從產業轉型到分配正義，得一步一步拆解，絕不是單靠做基本工資的夢就能解決。從歷年調漲經驗來看，近年基本工資雖逐年小幅成長，但對推升國內整體薪資的成長，幫助非常有限。
再說，夢想價可能還要付出其他代價。根據主計總處今年最新統計，全台受雇就業者中有逾三成、約三○五萬人的月收在三萬元的「夢幻線」以下，若要圓夢，除了相當於要幫三百萬人大幅加薪，可能還須因此應付接踵而來的物價大漲、廠商外移、失業率大增等副作用。
而月薪本就三萬元以上者，未來可能更無加薪機會，屆時三萬元恐淪「全民薪資」。
基本工資當然是解決低薪的工具之一，但絕對不是唯一和最佳藥方，蔡政府應也拿出其他從基本面、結構面等更具體有效的「加薪」策略，包括改善國內經濟環境、產業轉型升級，並設法讓賺錢的企業願意把獲利分配給勞工等，否則就算有天最低工資真的圓了三萬元的夢，台灣低薪問題卻依舊是「空笑夢」。
當公部門帶頭霸凌專業勞工…3萬元只是魔幻數字
韓國良 ∕ 大學教授（台北市） / 聯合報
勞工議題不斷升高，從七休一至十四休二、每月加班工時上限由四十六小時變更為五十四小時，到蔡總統喊出最低基本工資三萬的魔幻數字，顯然政府對於勞工政策是盲從的，從勞工休時到最低薪資的問題，主政者模糊問題癥結，民粹陳抗團體漫天喊價，問題到底在哪？標準在哪？除了無良企業主外，政府似乎也有責任。
近來，因與外商工作接觸，對照過往與政府公部門合作計畫案，有感而發。政府習於碰到問題，即便是簡單不過芝麻小事，為了訴諸內外公信力，經常性委外發包，於是「發包」計畫案便為公務機關最主要業務。然而，明明心中已有答案的甲計畫案，不得不委外執行，承辦人員又因長官交辦乙、丙、丁案，順勢要求承商「順便」協助評估。倘業者不從，通常難將母案（甲案）結案，於是產生民不與官鬥，公務系統與專業系統糾結扭曲之結構亂象。
上述問題看似無關緊要，卻反映公務體系沒有人力成本概念。以筆者與外商合作專案為例，每人∕天之費率至少單價一千四百美元；若將相同數字換成台幣，仍可聽到承辦人抱怨昂貴或是懷疑專業之心態，試問一個欠缺國際人力成本概念的公務體系，要如何提升蔡總統所期待的勞工薪資？再者，明明招標甲案，卻要求順帶做乙、丙、丁案之行徑，顯不符合廠商原始人力計算之基礎；換言之，廠商只能將多出人力成本吞下，付出更多專業人力，「幫忙」政府評估其他案。
以實質作業言，公務體系承辦人對於甲案早有定見，若廠商研究之結果迥異，勢必又無法結案。可悲的是，公務體系猶如井底之蛙，藐視專業提供之建言，且變相要求提供其他案之專業分析，甚至周末前的突發事件，要求隔周一給答案之情事亦然，此類買一送三層出不窮，難道沒有造成民間專業體系勞工無法做七休一、無止盡加班，又薪資低廉之問題？放大產業鏈觀點，為了降低被公家機關剝削成本，後續產生官商勾結、偷工減料、競爭力低落，無法提振產業創新等問題。
近來勞資爭議濫觴，為勞基法修正為一例一休，去年華航罷工後，陸續有諸多勞團發難，至今已有遍地開花之效應。休時多、薪資高人人稱羨，靜下思考外商對於專業給予高度重視，不吝嗇於人力成本；反觀國內的公務體系，至少該給予專業勞工基本的尊重，以及別再壓榨民間專業體系，讓專業勞工們能獲得應有的酬勞以及休息。
蔡總統的三萬元迷夢
溫俊維 ∕ 補教業者（竹縣竹北） / 聯合報
蔡英文總統與媒體茶敘時提到台灣起薪偏低，要從長照著手產生人力需求，拉動薪資，而她的最低工資夢想數字是「三萬元」。
不論是總統的三萬夢，或賴院長的功德說，都體現政府的淺薄無知，也間接說明民進黨執政以來的勞工、產業、長照政策是趨於失敗的。
許多製造業由於比較利益考慮，紛紛在海外設立生產基地，對於在台灣的企業功能積極朝向開發設計或行銷通路發展，有的則是因應全球運籌的需要，轉變成營運總部的型態。換言之，製造業在台灣朝向服務化的發展已成趨勢，產業間界線愈來愈模糊，而各類服務活動與功能的區隔愈來愈精密。毫無疑問，專業性、整合性、全球性兼具之高品質服務，是服務業未來的發展方向。
但遺憾的是，台灣服務貿易整體而言，尚不具有國際競爭力。發展服務業的關鍵，在於提高服務業者的品質，與改善服務發展環境，而非僅靠喊幾句口號，或一朝一夕的爆衝式立法所能簡單解決的。
一切丟給勞資協商？勞動條件開倒車
蔡昌男 ∕ 台鐵運務人員（高雄市） / 聯合報
勞基法修法爭議之一，就是把很多問題都交給工會或勞資會議解決，看似彈性，背後恐有待商榷。
當大家覺得工會代表基層的聲音時，在台鐵有很多人想退出工會，卻無法退出。今年春節，由台鐵運務人員所組成的台鐵產業工會，發起依法休假的抗議行動，就是不滿企業工會長期的不作為（工會高層大多是非運務人員），漠視運務人員過勞以及血汗班表的問題。
現行法令規定企業工會需強制入會，但違反卻沒有規定罰則或退會淘汰機制，反而造成企業工會「只能加入，不能退出」的怪象，也曾向交通部、勞動部陳情這個不合理的現象，卻始終互踢皮球。
台灣勞工參與工會的比例偏低，勞資地位不平等讓大多數的勞資會議徒具形式，再加上不能真正為基層發聲的工會，勞資協商只會讓勞動條件更走回頭路。
二○一三年日本NHK記者佐戶未和，報導東京都選舉加班過勞心臟衰竭而死，事後調查，死前一個月竟加班一五九個小時，被認定是過勞死。日前日本電通新進職員高橋茉莉，也因為長時間加班過勞而罹患憂鬱症，最終選擇結束年輕的生命；電通社長為此引咎辭職，並誓言改善公司加班惡習。
反觀台灣，資方說「台灣哪裡有過勞死」；北醫護理人員連上十三天班後猝死、全聯員工在工作崗位上倒下、客運駕駛過勞頻傳，在這個「資高勞低」的勞動市場，對不合理班表，我們有說不的能力嗎？
在台鐵，出來說不的代價就是還有二○一個人被記大過；我不解的是，只是爭取「勞動條件最低標準」的權利，何過之有！況且，勞基法規定的不是最低標準嗎？政府不去思考如何向上提升，卻反而更偏向資方，當初要跟勞工站在一起的言論，如今聽來，格外刺耳！
高橋過勞死案，東京地方法院最終判罰日本電通約合台幣十三萬元的罰金，也許有人會感嘆一條生命竟如此廉價；但在台灣，如果一再的勞檢或再多的裁罰，慣老闆都不怕的話，我們是否可以師法日本，對屢次違法的雇主課以刑事責任，也許這樣才能有效嚇阻違法！
也許抗議的勞工撼動不了你修法的決心，逝去的生命也改變不了你堅定的意志，但請不要忘記你現在走過的痕跡，未來將變成你最好的助選員，檢視你是否口是心非。
修法資怒勞怨 只是選票魚餌
楊安安 ∕ 大學生（台北市） / 聯合報
蔡英文為照顧勞工而修法，但做不到的承諾不要掛在嘴邊，請問蔡英文真的懂勞工的苦與訴求嗎？
蔡政府第一次修法，引起資方反彈；而再次修法，引發勞工反彈。此次勞基法修改，當初承諾的「周休二日不變」，但是勞工加班費不增反減；政府想以「基本工時不變」滅火民怨，但台灣勞工早已處於高工時的過勞情況，身心靈俱疲，人民沒有義務「做功德」，政府有義務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與生命。
馬克思曾說：「國家是資產階級的管理委員會」，以現今的勞基法修法來看，此話不假。此時政府成了資產階級的僕人，幫既得利益者奴役人民。現今的勞工苦不堪言，青年不敢作夢，低薪又高壓高工時的生態，誰又看得到未來？
既然修法修到裡外不是人，當初又何必修法呢？最終，所有的改革和政策推動，都不過是為了贏得選票的魚餌。在上位的領導階層勢必得審慎思考，身為領導者，有義務讓所有人民安居樂業，而不是把人民的權利和未來變成政治棋盤上的棋子。
封存到期 誰有權判核四安樂死？
蔡春鴻 ∕ 清華大學榮譽特聘教授、原能會前主委（新竹市） / 聯合報
核四廠三年「封存」期限本月底到期。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核四廠三年「封存」期限本月底到期，但政府對封存期限後的核四廠處置似乎漠不關心，媒體也不太過問，合理的解讀是「非核家園」入法（電業法）和民進黨完全執政似乎已注定將核四判了死刑，而封存期限到期乃其死刑之執行日，是否理當如此呢？
最近一個月，幾則不太起眼的核四新聞透露些詭譎的訊息：首先，媒體披露立法院上月通過「一○六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中，編列七．五億元「核四資產維護管理費用」，執政黨立委的說法是「預算是維護核四廠區安全，不代表會重啟」，而在野黨立委的立場是要「確保核四價值二八三八億元的國家資產」，兩黨不同的立場卻在預算的編列上達成了「共識」。值得注意的是預算科目為核四資產維護管理費用，巧妙避免了封存期間是否延長的爭議。
十二月十七日又有報導，台電規劃月底前與廠商簽約，將核四燃料棒拆解運送至國外保存，待鈾燃料價格上揚再分解成鈾料出售獲利。台電人員承認，核四燃料棒運出「代表核四不會再重啟」。廿日台電楊董事長接受媒體專訪時提到，核四廠「將先規畫為（綠能優先之）綜合電業園區」。
顯然政府對於核四封存期限後的處置已有定見，且已準備將住入安寧病房的核四抽管，讓它安樂死，但為規避二八三八億元投資由資產轉為虧損，不僅不宣布核四停建，而且編列一筆「核四資產維護管理」預算，等同宣示核四仍屬於資產。不知道將一個判定安樂死的設施仍歸類為資產是否有違背會計法？更重要的是，政府行政機關是否有權決定核四安樂死呢？
核四是立法院通過的國家重大工程，自一九八○年代初期到二○一四年封存之間，包括工程預算和四、五次的預算調整追加都經過立法院的議決，期間在一九八六年立法院曾通過廢核案，同年又通過覆議案，以及二千年十月行政院宣布停建後，立法院又於隔年一月決議立即復工，顯見核四無論停建或續建均須經立法院決議，非行政機關片面所能決定。
民進黨政府在選前選後均不斷灌輸選民「台灣從來不缺電」，但今夏一個颱風吹倒和平電廠鐵塔，就導致限電警戒紅燈，緊接著一個包商的維修失誤，又造成全國大停電。
蔡總統在許多政策上髮夾彎，唯獨緊抱反核神主牌一再保證不會讓人民在「缺電」和「核電」之間二選一，可是「火力全開」以避免缺電的結果卻導致嚴重空汙，被媒體譏為「用肺換電」。網路酸民也說：南部人是用肺當空氣清淨機，幫蔡總統完成非核家園的夢想。另一方面，天然氣第三接收站、離岸風機與屋頂太陽光電計畫的推動均遭遇困難，難道這還不到賴院長指出「核能電廠是最後手段」的檢討時機？
建請政府切勿巧立名目以維護資產之名行核四安樂死之實，從積極面檢討重啟核四來紓解缺電壓力和大幅減少空汙與排碳。從消極面依法論法，行政機關也無權決定核四安樂死，核四未來之決定仍應回歸立法院，以符合程序正義；或亦可根據立法院二○一三年二月的決議，將核四的未來訴諸全民公投決定。
無感國發計畫 看見政府低執行力
張溫波 ∕ 臺大前教授、經建會退休 / 聯合報
行政院通過國發會提案「二○一八年國家發展計畫：建設台灣、看見執行力」，設定總體經濟目標，成長率二．四至二．六％，失業率三．七至三．八％。國發會主委陳美伶指出，該計畫主要考量國際經濟下行風險、今年基數墊高、政府積極政策作為及政策執行能量等因素，並參考主計總處預估經濟成長率。本文一一澄清，如下所述。
國發會多年來的年度及四年計畫，類似行政院施政報告，缺乏新思維及新作為。主計總處上月發布明年經濟成長率二．二九％，隨後國內外智庫的預測值皆向該處看齊。揆其原因，主要為主計總處除考量國際經貿情勢，並掌握最完整的政府部門收支總額的主觀條件，且從高估計，必然納入積極政策作為，應可視為相當樂觀的經濟成長估計值。
國內主觀條件只有一套數據，主計總處也僅發布單一估計值。國發會何德何能，竟然設定超高目標區間值！豈不與陳主委強調「國際經濟下行、基數墊高」的悲觀（消極）說法自相矛盾。
失業目標設定為三．七至三．八％，與經濟成長目標對照，呈現正比關係，顯然違反經濟邏輯。今年失業率已隨景氣明顯回升而降低，十一月降為三．七一％，明年經濟成長率目標與今年實績相埒，失業率必然進一步降低，為何還維持今年的水準，印證失業率目標顯非從總體模型求得的區間值。
國發會與主計總處皆將明年軍公教加薪二百四十億元同時反映於政府與民間消費，即為重複計算的效果。中央政府明年歲出略有減少，前瞻計畫雖編列一千億元，占總投資比率有限，又基礎建設及公營企業投資有效執行率一向偏低，約為七成餘。陳主委強調「考量政策執行能量」，即為偏低執行率的註解，當然難使庶民有感。
國發計畫主軸明示「建設台灣、看見執行力」，莫非要提醒庶民注意政府執行力只有七成餘！國發計畫充斥政策口號「拼圖」，不受公私部門重視，其理在此。可見國發計畫或專案只是紙上畫畫、牆上掛掛而已，別無實質創意，庶民當然無感。
社會互信崩解 怎麼拚經濟？
胡志宏 ∕ 博士生（新北市） / 聯合報
現在的台灣社會，執政黨以多數的優勢執意推動前瞻建設、一例一休、轉型正義等立法及政策，讓議場成戰場，藍綠衝突不斷，朝野互信盡失，社會撕裂，勞資互疑，完全沒有互信的文化，不斷累積互不信任的負向社會資本，經濟困局當然難解。
資本，在一般經濟學中的定義為「在市場中具備預期收益的投資資源」，分為人力資本及物質資本（或財務資本）兩類。但另一種被忽略的資本，就是存在於社會網絡結構之中的社會資本，必須遵循其中的規則、信任才能獲得行動所需的社會資本，社會資本不屬於個人或企業，而是鑲嵌於社會網絡結構中。
二○一三年黑心油食安事件後，味全及義美兩家公司有著截然不同的發展。味全因疑似前負責人的企業倫理及食安議題，讓公司陷入品牌危機造成連三年虧損；義美則因為食品把關的形象，深植於消費者心中，因此在情感上也給予高度認同，在營運上持續受惠。這些都是品牌、口碑及商譽等社會資本所產生的效應。
網路時代造就的Airbnb 和 Uber，透過科技打造出一個社會分享平台，通過高效的社交網絡評論分析供需關係，同時促進雙方責任體系的信任（如房東和客戶互評），快速累積口碑社會資本，帶給酒店和出租車產業極大的衝擊。
經濟學家亞當史密斯認為資本經濟的運行仰賴「一隻看不見的手」，但在現實的環境中，政府會制定法律、制度來規範，而整個市場也會依社會風氣、道德、倫理形成一種隱形的社會制度，建立彼此信任、形成社會資本，因此可以降低社會及政策協商的交易成本，如此一來企業才能放膽投資，經濟才能活絡。
國際上不同民主社會及自由經濟的國家，同樣推動基礎建設及國家戰略，為何成果會不同，其原因就在各國文化、習慣、風氣、倫理所累積的社會資本而有所差別！台灣過去的民主成就及經濟奇蹟成為許多國家學習的對象，何以今日陷入如此困境，或許就是社會資本的消失；期盼執政當局能好好思考，找回並重建台灣「信任」的社會資本，才能在快速多變的國際大環境中重新建立競爭優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