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家之眼】從柏林外交挫敗看西方道德話語權的流失（廿一）
◆ 【專家之眼】台灣如何因應日菲海域畫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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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之眼】台灣如何因應日菲海域畫界？
2026-06-06 06:00 聯合報／ 宋燕輝／中華民國海洋事務與政策協會理事
針對近期日菲兩國發表聯合聲明啟動專屬經濟區（EEZ）及大陸礁層海洋邊界談判，外交部長林佳龍表示此舉不影響我國利益。記者曾原信／攝影
日本和菲律賓未能事先知會、也沒有主動表示必須顧及海域主張存在爭議，以及海域有高度重疊情形的台灣，逕自宣布啟動台灣東部海域專屬經濟海域和大陸礁層邊界談判，引發台灣內部和中國大陸官方的強烈反應。
台灣新聞媒體、報紙社論、民意與輿論紛紛砲轟外交部就日菲海域畫界所做的「肯定說」或「充分考量說」，認為這樣的回應是「喪權辱國」。中國大陸外交部批判賴政府「為謀求政治私利，出賣中華民族整體利益，數典忘祖、毫無底線」，「完全喪失民族立場，淪為徹頭徹尾的民族敗類」。「喪權辱國」、「數典忘祖」、「民族敗類」是極為嚴厲的批判用語。
持平而論，此事件存在兩岸政治、外交考量、海洋法律適用、及國際爭端解決等問題。筆者拙見，日菲兩國、中國大陸、及台灣的做法或反應都出現不當之處，都有瑕疵，批判有理。
日本政府表示，日菲海域畫界結果將不影響第三方權益，法律上對第三方也沒有約束力，但此說法並不全然正確。日菲兩個畫界當事方與台灣就台灣北部、東部、及南部的鄰近海域的確存在島嶼主權或海域主張爭議、以及海域重疊和畫界問題。
日菲兩國如何能畫出一個完全不涵蓋台灣依據國際法有權主張畫定的專屬經濟海域和大陸礁層的界線? 目前不得而知，但民國一○二年（2013年），菲律賓提出南海仲裁案時，所謂第三方的越南和馬來西亞都出聲，明確表示其南海海洋島嶼主權和海域主張不會受到仲裁結果影響。
就中國大陸而言，雖可確定與日菲兩國存在海洋島嶼主權、海域主張和畫界爭議，但日菲海域畫界之區塊圖還沒提出，畫界談判結果更未出爐，中方就提出嚴重抗議，並派遣海警船前往台灣東部海域執行巡查任務。中國大陸宣揚「一中主張」的作法是政治掛帥，也是海洋領域預防外交的一種，走在法律前面。
民國六十八年（1979年）馬來西亞公布的一張海圖，其中，主張白礁島嶼主權和附近海域屬於馬來西亞。民國六十九年（1980年）2月，新加坡提出正式抗議。民國九十二年（2003年），兩國將此爭端送交國際法院尋求解決。政府所出版之海圖或官方文件才能明確爭議是否出現或存在。目前，海域畫界才要啟動，北京無法指出日菲所擬畫界之明確區域，海域主張爭議和重疊問題還沒具體化。
就台灣而言，外交部肯定日菲透過和平對話、遵循國際法規範以解決海域重疊畫界問題，並期待台日菲三方共同對區域和平穩定，和維護海洋生態做出具體貢獻，是一種討好日菲兩國的外交一廂情願說法，欠缺海權意識與策略思維，未能顧及捍衛海洋島嶼領土主權、海域主張與權益、及海洋資源開發利用的政策考量，的確不當。外交部應先做橫向溝通，徵詢農業部、內政部、經濟部、海委會等相關部會意見後再做出回應，會比較審慎周全。
未來，日菲海域畫界談判之發展勢必牽扯影響台灣重要海洋權益。外交部應密切關注相關發展，與日菲兩國政府保持溝通，確保我國海洋權益不受損。內政部應確定台灣東部海域我主張範圍，研判與日菲可能重疊海域位置與面積。農業部漁業署應盤點此海域魚種、我漁船捕撈作業現況、及經濟產值。經濟部應盤點我東部海域生物與無生物礦產資源種類與開發情形。
海巡署應研擬可能重疊區之執法範圍與護漁措施、以及監控巡查我所主張海域內非本國籍漁船、科研船、海警船、甚至其他政府公務和海軍船舶措施辦法。行政院海洋委員會負有統合海洋相關政策規畫、協調及推動之責任，有必要協調召開行政院跨部會特別會議，盡早研擬因應對策辦法。
【專家之眼】從柏林外交挫敗看西方道德話語權的流失
2026-06-06 06:22 聯合報／ 衣冠城／大學兼任教師
德國外交部長瓦德福。（路透社）
全球第三大經濟體、聯合國主要出資國的德國，最近在爭取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席位的首輪投票中遭遇滑鐵盧，僅獲得104票，遠低於當選門檻的127票，慘遭出局。最終，該小組席位由奧地利與葡萄牙聯袂奪得，這個結果不僅爆出冷門，也被德國媒體形容為德國數十年未遇的「外交恥辱」。
這個結果在柏林政壇引發了強烈地震，外長瓦德福更坦言曾動過辭職念頭。然而，這絕非單純的拉票失誤或國內經濟緊縮所致，其背後的核心敗因，是德國近年在多邊體系中對國際法採取「雙重標準」的戰略傲慢，遭到了「全球南方」國家的集體清算。這場挫敗，實質上宣告了西方世界長期壟斷的國際道德話語權正走向破產。
長期以來，德國與西方陣營將「規則導向的國際秩序」掛在嘴邊，經常以國際法與人權捍衛者自居。然而，近年來的一系列地緣政治事件，徹底撕下了這層道德面紗。
面對美國綁架委內瑞拉前總統馬杜洛等公然踐踏主權、違反國際法的越界行為，德國為了避免得罪難以捉摸的美國總統川普，選擇了保持沉默、拒絕明確批評；在中東衝突中，儘管國際社會與聯合國對以色列在加沙、黎巴嫩及伊朗的軍事行動，以及造成的人道災難批評聲浪日高，德國卻基於歷史包袱，始終堅定拒絕參與任何對以制裁，甚至持續為其外交護航。
這種在國際法適用上的「選擇性」，讓占聯合國多數的非西方國家看清了一個殘酷現實：所謂的「國際法」，在西方大國眼中並非一視同仁的普世準則，而是因人而異的政治工具。當盟友違法時，它是「複雜的歷史與防衛權」；當對手違法時，它才是「不可踐踏的紅線」。
德國的這種「雙標」行徑，在聯合國多數成員國－特別是中東、非洲和拉美等不結盟國家中，積累了極深的信任赤字。在烏克蘭問題上，德國強力要求全球南方國家與其站在一起，援引國際法譴責地緣侵略；但在面對其他區域的國際法違規行為時，德國卻擺出另一副面孔。
聯合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的競選，採取的是「秘密投票」。這給了廣大不滿西方雙標、卻在公開場合迫於壓力不敢發聲的發展中國家一個絕佳的「反擊」機會。正如德國之聲等媒體的深入分析，那些原本在口頭上承諾支持德國的國家，在秘密投票的幕布下，紛紛將選票投給了在國際地緣博弈中包袱較輕、相對中立的奧地利與葡萄牙。
德國安理會競選首輪出局的警鐘表明：在這個多極化世界加速到來、非西方力量主體意識覺醒的新時代，傳統大國僅憑經濟體量、歷史慣性或盟友結盟，已無法自動兌換國際領導力。若無法在國際規則與公平正義上展現知行合一的價值，即便是多邊主義的倡導者，也終將面臨國際社會多數民意的無情拋棄。
對於長期處於國際邊緣、極度依賴西方盟友口中「規則導向國際秩序」來維持安全的台灣而言，德國的挫敗無疑是一面極具警示意義的鏡子。
這提醒我們，當西方國家因自身利益頻頻展現國際法雙標，導致這套「規則秩序」在廣大非西方世界眼中逐漸虛無化、失去道德號召力時，台灣若一味盲從西方的敘事結構，極易陷入西方中心主義的戰略盲區。在思索下一階段涉外戰略時，如何認清國際多邊舞台上「反雙標」的真實想法，並在傳統大國網絡之外，務實回應全球南方對規則公平的訴求，也是台灣維持國際生存空間不可忽視的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