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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承泰／「殺五惡救一善」是正義嗎？
2019-05-28 00:21 聯合報 薛承泰（作者為台灣大學教授）
在國內，「轉型正義」與「清算鬥爭」是典型不同立場的解讀。圖為中正紀念堂。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十年前一本暢銷書也是美國哈佛大學最叫座的一門課，「正義：一場思辨之旅」由桑德爾教授主講，書中舉了不少例子，有虛構也有事實，都可引領大家思考何謂「正義」，除了人權與自由，能導引人們的行為及社會發展的方向，還有什麼呢？
他舉一個電車駕駛員的例子。電車疾駛在軌道上，駕駛員突然發現不遠前方有五位工人在保養軌道，而電車又忽然失去煞車與警示的功能；此時，駕駛員發現前方正好有個軌道轉換點，可將電車切換到另一條平常不用的道上，可是那條軌道上偏偏有一個人在散步。此時多數人的抉擇，會以犧牲一人來解救五人。
但假設駕駛員獲得訊息，知道那五位工人是重刑犯被派到監獄外服勞役，他可能就不會改變軌道，這大概是天意吧！如果又發現，在廢棄軌道上散步的是駕駛員的女兒，那麼就更無理由轉換軌道，就讓電車直接撞上五位「惡人」吧！
不論是哪個狀況，駕駛員都在決定他人的生死，侵犯了他人的人權，且因工人們或女兒並不知情，都可能成為無辜的受害者。「殺一救五」是為了多數人的福祉，是基於人權的「多寡」來衡量輕重，並非毫無爭議；可是當駕駛員知道對象身分與和自己的關係後，「殺五惡救一善」是否就符合「正義」呢？此時，駕駛員不只有「個人人權」與「多數福祉」的衡量，更有「道德」的掙扎！
這裡的「道德」含括了「父親怎可以謀殺女兒」及「罪大惡極的人本就該死」的想法。這是在人們社會化過程中逐漸生成的「慣俗」，或稱為「刻板思維」也無妨，而通常父母、老師、同儕，乃至於網路社群，都可能是形塑一個人道德觀的「重要他人」。
道德觀導引著人們的行為與是非判斷，具有某種程度的主觀，對他人而言則可能是一種「偏見」，卻常在關鍵時刻超越了人權與福祉。弔詭的是，人們會因其成長環境的不同產生道德觀的差異；在不同社會對照下，差異與衝突更是顯而易見！
君不見，華人社會以家庭為重，西方國家則強調宗教。一對夫婦會去收養不同膚色且先天缺陷的小孩，這類案例多數在歐美國家；相對的，在台灣收養他人小孩成為自己的子女，很難跨越膚色，更難跨越缺陷。然而，在台灣有年邁父母不放棄植物人子女，長年等候其甦醒，在西方則多數交給了上帝。近來美中貿易戰背後的邏輯，多少也反映著彼此的道德觀，究竟是「信用」還是「霸權」，只能各說各話。
「正義」這本書還有一個實例，乃發生於民國94年(二○○五年)美國四名海豹部隊潛往巴基斯坦邊界進行祕密偵查，很不巧，他們被路過的阿富汗牧羊人發現，當時帶隊的士官經過一番掙扎後決定放了牧羊人，最後導致美軍慘重傷亡。當然，從結果論，這位士官很後悔當時的「婦人之仁」導致誤判；然而從賓拉登角度來看，那次的「正義」是站在哪一邊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