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遏止濫權 勿使台灣淪為貪腐沃土
◆ 高市要面對修憲、經濟、地緣政治挑戰 台日現實 難成命運共同體
◆ 對中牽制升高 改寫同盟分工 日推升防衛 東亞將進入長期緊張
◆ 總統不尊重國會多數 五院茶敘終究是一場政治秀 多數黨組閣化解憲政僵局
◆ 將對抗「化」為對話
◆ 讀家觀點/歷史影像化 討論標準需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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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家觀點/歷史影像化 討論標準需一致
2026-02-11 00:00 聯合報/ 馬瑞新(作者為研究人員)新北市
電影「世紀血案」日前才舉辦殺青記者會,不料近日卻因劇組未取得當事人林義雄及其家屬同意便進行拍攝,讓該片在網路上遭到撻伐。本報資料照
近日,一部尚未上映、以林宅血案為題材的電影「世紀血案」,因未取得家屬授權即進行創作與宣傳,引發廣泛討論。不少意見認為,涉及重大歷史創傷的事件,若未審慎顧及家屬感受,可能造成二度傷害。這樣的提醒,反映社會對歷史倫理與人權價值的重視,本身確實具有正當性。
不過,若將時間往前推,民國一一三年(二○二四年)播出的影集「聽海湧」,同樣以沉重歷史事件為背景,當時亦曾出現真實背景事件的當事人家屬公開表達不滿,認為劇中角色的呈現方式,未必符合其家族記憶,甚至帶來負面影響。相較之下,此類聲音在當時並未引發大規模討論,相關爭議也很快淡出公眾視野,當中差異的兩相對照,值得社會冷靜思考。
誠然,兩者之間確實存在差異。「聽海湧」播出時,作品已完成並公開,社會能夠依據實際內容進行評價;而林宅血案電影尚未上映,外界的關切多屬事前提醒,希望在傷害未發生前即提出警示。這樣的時間先後,確實影響輿論反應的強度;然而,若僅以時間因素來解釋社會態度的落差,恐仍不夠全面。更值得關注的是,面對歷史事件影像化,我們是否在不自覺中,採取了不同的衡量標準。
林宅血案長期以來被視為是威權時期的代表性事件之一,受害者身分明確,因此家屬的意見具有高度優先性,其是否授權,亦被認為是判斷創作妥當與否的重要依據。相對而言,「聽海湧」所描繪的歷史角色,處於殖民體制與戰爭結構交織的複雜情境中,角色行為與責任本就存在多種解讀空間。在這樣的脈絡下,家屬的不滿較容易被外界視為個別情感,而非需要高度關注的公共議題。
然而,對相關家庭而言,無論事件性質如何,影像再現所帶來的衝擊往往是真實且深刻的。若社會只在特定類型的歷史事件中特別強調「避免二度傷害」,卻在其他情境中相對淡化家屬感受,難免讓人感受到有標準上的差異。
筆者指出此現象並非要否定任何作品的創作價值,更不是要限制創作自由,而是希望公共討論能更加周延。歷史影像肩負著教育與記憶保存的功能,但若能在不同題材之間,對家屬的感受採取較為一致而謙遜的態度,或許有助於減少不必要的對立。
歷史不只是集體記憶的素材,也是許多人尚未走完的生命經驗;如何在創作自由與倫理關懷之間取得平衡,值得我們在每一次爭議中持續反思,而非等到下一次發生,才又重新爭論同樣的問題。
多數黨組閣化解憲政僵局
2026-02-11 00:00 聯合報/ 羅傳賢(作者為立法院法制局前局長) 南投市
立法院長韓國瑜日前透露,將在新春期間與賴清德總統會面時提出建議,盼能化解朝野僵局。圖/本報資料照片
媒體報導,總統將在新春後邀請五院院長茶敘,立法院長韓國瑜透露將當面提出建議,盼化解朝野僵局。我國五權憲法制度係以行政權為中心,總統與行政院之間為分層負責的關係;復依憲法規定,總統名義上雖有中立的「調節權」,然揆諸政治現實,行政院長由總統任免、總統又兼任執政黨主席,平常全面介入行政權運作,是以總統還能享有元首的「調節權」,依憲法第四十四條召集院際協商嗎?
孫中山原始設計五權憲法的基本精神,講求五院「協調合作」,總統的地位與作用是位居五院之上的元首,亦為聯繫協調五院、增進各院分工合作的總樞紐。
原本在憲法規範及權力分立的解釋上,總統的權力應解釋為「調節權」;也就是總統平常不介入行政權運作,但當立法院與行政院、或其他各院有政治爭議時,由總統以國家元首身分介入調和。
因總統不介入平常政治運作,才可保持身為元首的超然與威望,並符合傳統上我國人民對元首的期待。另一方面,總統以其民主正當性與人民的期待,得以有效的解決政治爭議;如此,五權協調合作的憲政精神或可落實,今總預算及軍購特別預算案產生的爭議,也才得以消解。
事實上,第六次修憲後,立法院擁有大部分原來屬於國民大會的職權、取得司法、考試、監察三院人事同意權。此外,目前的雙首長制,總統有權無責、行政院長有責無權,行政院長及各部會首長又無民意基礎,若執政黨未能掌握國會多數,立法院決議又不受行政院接受,政治風波將難以避免。
依據憲法規定,總統與行政院長分享的權力,包括宣布戒嚴案、宣布大赦案與全國性減刑;締結條約案、宣戰案、媾和案、發布緊急命令等,這些重大事項必須由行政院會議通過,並經立法院議決或追認。原來的憲法本文傾向內閣制,基本上這些權力應由行政院長主導;但因我國憲法增修條文仿自法國憲法的雙首長制,並傾向於總統制,故這些權力該由誰主導,應視立法院的多數黨為執政黨或在野黨來決定。如果國會多數黨為執政黨,則總統有主導權;反之,若多數黨與總統黨派不同,主導權應在行政院長手上。換言之,總統與行政院長對於行政權的共享,應基於權力的調和來行使,方不致破壞權力分立與憲法有效實行的原則。
目前我憲政秩序正全面失控中,為力挽狂瀾讓憲政運作順暢,總統實責無旁貸。應以調和行政與立法的動態關係為考量,即尊重國會多數、由多數黨組閣,或由執政黨設法組成執政聯盟以多數組閣,才是化解憲政僵局之道。否則縱使五院院長茶敘,也不過是一場政治秀。
將對抗「化」為對話
2026-02-11 00:00 聯合報/ 黃義勝(作者為大學生) 台中市
總統府昨證實,賴總統邀五院院長於新春後茶敘。圖為去年一月,立法院長韓國瑜(左)率團出席美國總統川普就職典禮前,賴清德總統(右)邀請到總統府喝咖啡。圖/總統府提供
立法院長韓國瑜表示,將在年後與賴總統會面時,正式提議以「化」字作為治理國家的核心思考。他期許國家能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逢凶化吉,打破僵局,為百姓創造實質福祉。
根據《說文解字》的解釋:「化,教行也。」其字形由「人」與「倒人」(匕)組成,象徵著人的變換與轉化。古人認為,「化」代表了一種自然的轉移與影響,就像教化能夠潛移默化地改變人心。從字源學來看,「化」是從衝突狀態過渡到和諧狀態的藝術。這正契合了韓院長的初衷:希望透過溝通與引導,讓僵化的政局產生正向的轉變。
首先,從政治與社會層面觀之,強調透過協商化解對立。韓院長所提到的「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正是希望政治人物能放下本位主義,將尖銳的政治衝突「轉化」為建設性的政策討論,避免社會內耗。
其次,從日常生活層面觀之,我們常說「消化」、「化解」,指的都是將外來的壓力或複雜的物質,轉變成身體或心靈可以吸收、共存的養分。
當前的政治環境若陷入無止盡的衝突,受苦的終將是基層百姓。韓院長提出的「化」字,不僅是一個吉祥字,更是一帖政治良藥。若各方能領悟「化」字的智慧,將「對抗」轉化為「對話」,或許台灣真能如他所願,在紛擾中逢凶化吉,迎來穩定的新氣象。
遏止濫權 勿使台灣淪為貪腐沃土
2026-02-11 00:00 聯合報/ 吳成豐(作者為大學教師) 台中市
國際透明組織(簡稱 TI)昨天公布最新全球一八二個國家地區之民國一一四年(二○二五年)清廉指數,台灣得六十八分,比民國一一三年(二○二四年)提升一分,世界排名廿四。儘管如此,盱衡 TI 近年不斷警告亞太地區各國對能源如風電、太陽能相關產業,應戮力摒棄官商勾結與濫用預算等貪腐情事;由此角度出發,台灣在管理能源等產業、使之邁向正軌,仍有極大改善空間。台灣萬不可因上升一分而自喜的兩大理由如下:
其一,民國一一三至一一四年(二○二四至二○二五年)間,台灣重大光電貪腐叢生,如台鹽綠能光電弊案、力暘能源與台南光電弊案等,涉及公私部門交相勾結、並經司法查實者有之;另有如監察院調查報告發現,地方勢力藉環保回饋金之名,向廠商強索費用、稱「綠電蟑螂」者亦有之,此等弊病也印證了TI 的上述警示其來有自。
其二,一項隱形的風險,更可能是台灣結構性貪腐的根源。觀察 TI 公布、民國一一三年(二○二四)被列為「完全民主國家」者的平均分數為七十一分,以台灣亦在該列卻只得六十八分相較,透露出台灣的改善空間仍大。台灣透明組織也表示,這顯示我國拉低了完全民主國家的平均分數,須展現更強的政治決心與改革企圖,才能使廉政治理與民主成就並駕齊驅。
再看去年同樣由 TI 公布的民國一一三年(二○二四)「公民空間開放程度」評比,如公民言論自由與記者不受脅迫等,全球開放國家的平均分數七十分,台灣雖屬開放國家,但得分六十七,距離全球開放國家的平均分數也有距離。筆者認為,台灣在前述的清廉得分皆未達全球均分,源於台灣政治體制結構性的脆弱;易言之,民主認知與深耕實踐程度似有不足,這可由總統有權卻不需受國會問責的現有體制,以及行政院長「不副署」國會通過之法律等作為窺知端倪。
對於掌權者濫權一事,牛津大學政治學教授布萊恩.卡拉斯(Brian Klaas)在其著書《腐敗:權力如何崩壞人性》(Corruptible:Who Gets Power and How It Changes Us,《腐敗:誰獲得權力及其如何改變我們》)中說:「如果我們要進行監視,我們可以鎖定那些造成真正損害的高層人士,而非基層員工」。監視與管控有權力者,是卡拉斯很直白的話語,那麼立法院監管行政部門,遏止可能的濫權與貪腐,必然包括那天文數字的國防預算,萬勿使台灣淪為貪腐沃土。
台日現實 難成命運共同體
2026-02-11 00:00 聯合報/ 陳國祥(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台北市
選前因為「台灣有事」言論觸怒北京的高市早苗,在眾院改選中大獲全勝,有評論指是習近平喚起了大和魂。圖為日本選民高舉「謝謝早苗」的標語。歐新社
日本政壇大震盪。日相高市早苗領導的自民黨在眾議院選舉中奪下「超級多數」授權,日本的國家戰略走向進入了一個更為強韌、但也更具爭議的階段。高市內閣在選戰中高舉「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的旗幟,並獲得了跨世代選民的廣泛支持,是否意味著日台關係能順利昇華為其真正的「命運共同體」?
這次選舉,與其將最終結果解讀為日本政治整體的「右移」,不如理解為選民在日益嚴峻的亞太安全環境下,對強硬立場與治理能力並存的一次有條件授權,而非對任何單一政策路線的無限背書。
高市早苗的勝選,很大程度上源於她對日本國家安全議程的清晰描繪。在中國海軍頻繁跨越第一島鏈、台海局勢持續緊張的背景下,高市將「台灣有事」明確納入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存亡危機事態」範疇,這在法律與政治上為日本未來的武力介入提供了理論基礎。
然而,這種強硬姿態在贏得選票的同時,也揭示了日本民意的複雜性。首先是慎戰情緒的底層結構。雖然年輕世代傾向支持對華強硬,但日本社會對於真正捲入軍事衝突的恐懼依然根深蒂固。民調顯示,對於行使集體自衛權,日本社會仍呈現五五分裂的態勢。
其次是治理能力的優先性,選民授予的是「有條件的權力」。他們希望看到一個能應對生活成本危機、推動半導體與 AI 產業發展的政府,而非一個只會高喊戰爭動員、卻導致國內財政崩潰的政權。
高市內閣面臨的最大挑戰,在於如何在強化美日同盟的同時,緩解因涉台言論而跌至谷底的中日關係。儘管高市曾表示願與北京對話,但實質進展寥寥。北京採取的經濟復合式攻擊-從停止進口水產品到延長酒類通關時間,再到旅遊警示,已讓日本地方經濟感受到了切膚之痛。
日本政府一直試圖透過強化與東協的合作來稀釋中國的區域影響力,加強了海上執法、預警系統及基礎設施的建設合作。然而,單憑日本與東協,根本難以抗衡像中國這樣的超級大國,且東協國家普遍採取「經濟靠中、安全靠美(或日)」的避險策略。日本試圖將台灣議題帶入東盟框架,往往會觸碰到成員國「不選邊站」的紅線。
高市早苗要將台灣變為命運共同體,實際上面臨三個難以逾越的障礙。首先,法律與憲法限制。儘管高市內閣擁有超級多數,但修改憲法第九條、將自衛隊實質轉化為具備攻擊能力的軍隊,仍面臨巨大的政治阻力以及程序挑戰。
其次,經濟依賴的雙刃劍。台灣與日本在半導體產業鏈上固然是合作夥伴,但兩者同時都與中國經濟高度互嵌。日本企業界在面對「撤離中國」與「守護台灣」的抉擇時,往往傾向於現實的利益權衡。
最難的是地緣政治的非對稱性。對台灣而言,日本的支援是生存關鍵;但對日本而言,介入台海則是可能導致本土遭受打擊的巨大冒險。這種風險不對稱,使得「命運共同體」在口號之外,缺乏實質的同步行動機制。
基於此,日本新政府難以將台灣變成命運共同體,高市「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的言論,根本只是政治語言,甚至是為選舉造勢的煽動性訴求,在現實政治上沒有實現的可能。
日推升防衛 東亞將進入長期緊張
2026-02-11 00:00 聯合報/ 于思遠(作者為自由業) 桃園市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拋出「台灣有事」發言後,中日關係持續緊張。美聯社
日本眾議院選舉結果出爐,自民黨在四六五席中拿下三一六席,與日本維新會合計三五二席,形成二戰後罕見的超級多數。這組數字的關鍵不在「誰更受歡迎」,而在於日本政府取得了推動大議程的政治空間。
從東京的角度來看,日本「想修憲」並不是突然發作,而是長期累積的矛盾被局勢逼到檯面。自衛隊是現實存在,日本也參與區域安全合作,但在戰後憲政框架下,其安全政策常靠擴張解釋與臨時安排支撐,若遇到危機便會陷入內部爭論,因此外媒普遍把高市的勝選與「推動修憲、強化保守安全路線」連結。但必須提醒的是,日本修憲有硬門檻,憲法第九十六條規定修憲須眾、參兩院各以三分之二同意提出,再交付國民投票,以有效票過半承認。所以眾院大勝提升的是「把議題推上軌道」的能力,而不是「一口氣完成」的保證。
以台海的視角觀之,這次選舉讓台海風險更深地進入日本內政語境,高市過去談「台灣有事」是把台海風險轉化成日本選民能感受到的安全議題,讓台海議題也牽動日本國內政治與對外關係。一旦台海風險被當成日本「必須準備」的公共議題,它的效果不是多幾句挺台,而是讓日本的防衛、後勤、聯盟協作更可能走向常態化準備,也會把東亞的嚇阻訊號變得更清晰,同時也會讓任何一次誤判的成本上升。
而在中國這邊,日本軍事力量的制度化準備將被視為政治壓力上升,其回應可能更強硬、更頻繁。根據去年十一月與十二月的相關報導,北京對高市涉台言論反應激烈,並要求撤回或表達抗議。這種互動邏輯可能陷入一種「愈壓愈硬」的循環,對日本社會而言,外部壓力愈具體,愈容易形成支持安全強化的民意;對中國而言,日本愈「制度化準備」,愈容易被視為牽制升級,把東亞區域推向更長期的緊張態勢。
從美國的角度看,日本眾院大勝帶來的不是單純的「同盟更穩」,而是同盟分工可能即將改寫。日本若在修憲與防衛政策上更積極,對美國當然有利,因為這意味著區域嚇阻不必完全靠美軍單打獨鬥,也符合川普近年一再要求盟友分攤更多安全責任的趨勢。外媒在分析高市勝選時也提到,美國政府對盟友負擔的期待正在提高,而高市可能比前任更有政治空間回應這種要求。
總結來看,日眾院大勝讓安全議題從政治口號走向制度推進,東亞局勢將進入更長期、更緊繃的調整期。日本若推動修憲與防衛政策制度化,台海風險將更嵌入日本內政與同盟分工,嚇阻訊號可能更清晰,但各方誤判的代價也隨之提高。中國對此勢必加強反制,反而可能鞏固日本國內支持強化防衛的民意,使區域緊張更難降溫。美國則在要求盟友承擔更多責任與維持同盟可控之間拉扯,日美分工更對等,協調成本也同步上升。對台灣而言,關鍵不是押注外部保證,而是冷靜看清規則變化,在可能加分的嚇阻與常態化的緊張之間,維持判斷力與自主準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