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家之眼】立委資格疑義不能凌駕國會監督（十九）
◆ 【專家之眼】美國總統戰爭權擴張下的憲政危機
◆ 【專家之眼】當鐵飯碗褪色，師資流失誰來救？
【專家之眼】立委資格疑義不能凌駕國會監督
2026-03-07 06:43 聯合報／ 陳清雲／立法院法制局前局長
民眾黨立委李貞秀資格爭議持續延燒。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行政院長卓榮泰日前表示，在資格確認前，各部會一律不提供資料，並於國會以「李女士」稱呼李貞秀委員，形同不接受其質詢，使原本的資格爭議迅速升高為憲政衝突。然李貞秀既已完成就職宣誓，在其資格未經有權機關依法律程序確認喪失前，應推定其為現職立委。行政機關若先行限制其監督權，已非單純法律適用，而是權力界線的逾越。
問題的核心在於，必須區分兩件事：立委資格是否存有疑義，與現職立委能否行使職權。資格得依法調查、循程序認定；但在身分尚未被合法否定之前，其職權不應由行政機關片面限制。否則，只要以「資格待確認」為由，行政權便可決定是否接受國會監督，形同由行政機關實質決定誰得行使立法權。今日可因「有疑義」封殺一人，明日便可能因「不合意」排除他人，監督制度勢必逐步鬆動。
即使主管機關認為其參選資格存有疑義，依法仍須循程序處理。《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定，當選無效之訴須由選舉委員會依法提起。然而目前中央選舉委員會因委員人數不足，無法召開委員會決議，相關程序須待立法院完成委員同意權、組成新的委員會後方能討論。在此之前，行政機關即先行限制其監督職權，不僅逾越權限，也形同以行政權預斷司法結果。
依憲法第62條、第63條，立法委員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權並議決法律與預算；憲法增修條文第3條第2項亦保障立委對行政院及各部會首長之質詢權。立委來源雖有不同，職權並無等差。行政院若僅對特定立委拒絕提供資料或拒絕回應質詢，即構成差別待遇，亦牴觸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在資格尚待確認之際，行政權更無權將其降為「次等委員」。
更重要的是，索資與質詢並非個人特權，而是國會整體監督機制。即使排除某一委員，其所涉政策仍可能由其他立委追問，行政機關並無從真正迴避監督。選擇性回應監督，侵蝕的不是個人聲望，而是制度信任。
就法律體系而言，若僅援引《國籍法》第20條，忽略同條第4項允許就職後一年內完成喪失國籍程序，並明定「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即屬片面適用。兩岸人民權利義務本依憲法增修條文第11條形成特別規範體系，《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21條係基於兩岸治權互不隸屬的憲政現實，採設籍滿十年作為參政門檻；《國籍法》第20條則係規範取得外國國籍後之公職限制，兩者規範對象與制度目的並不相同。
考量放棄原身分在程序上存在制度性障礙，且主管機關亦指出陸配辦理除籍程序確有實務困難，立法者乃以設籍年限作為制度性替代設計。未完成退籍程序是否當然喪失現職資格，仍應透過司法程序確認，而非由行政機關自行解釋並轉化為職權封鎖。
司法院釋字第385號早已揭示，法律適用須置於整體制度脈絡中理解，不得割裂規範體系而片面適用，以維持權利義務之衡平。陸配參政既屬兩岸關係之特別法制範圍，其參選資格既已由《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21條明文規範，主管機關即應依其特別規範整體適用，不得逕以規範一般外國人之《國籍法》另行限縮。否則即屬體系割裂，亦違反法律整體適用之憲法要求。
社會期待憲政對話之際，若行政權對特定立委封鎖資料，勢將加深對立並削弱監督正當性。資格疑義可循程序查明，但在未經合法否定前，不應以行政裁量限制其職權。
憲政體制之所以仰賴程序，正因權力不得自行擴張；若監督權可由行政權決定存在與否，分權制衡即將流於形式。行政院長作為行政首長，尤應展現憲政高度，回到程序、尊重監督，使爭議在制度中解決，而非在權力中擴張，否則「依法行政」終將淪為口號。
【專家之眼】美國總統戰爭權擴張下的憲政危機
2026-03-07 06:33 聯合報／ 衣冠城／退休大學教師
美國對外的砲火，摧毀的不只是敵人的堡壘，更是美國引以為傲的民主燈塔。路透社
美以對伊朗的戰爭正進行得如火如荼，美國政壇的角力同樣腥風血雨。3月4日，美國參議院以47票贊成、53票反對的結果，否決了限制總統對伊朗戰爭權的議案。這一投票結果，不僅是對當前中東軍事行動的默許，更是美國憲政體系中戰爭權力持續向行政權傾斜的體現。從憲法設計的權力制衡，到《戰爭權力法》的形同虛設，再到黨派政治架空立法監督，總統戰爭權的不斷擴張，正在撕裂美國的分權憲政的根基，同時也埋下戰爭失控的隱患。
美國憲法對戰爭權力的分配，本是出自制衡理念的設計。憲法第一條明確將宣戰權賦予國會，第二條規定總統為三軍總司令，核心邏輯是國會決定是否開戰，總統負責指揮作戰，以此防止單一權力主體獨斷專行，避免國家被輕易拖入戰爭泥潭。民國六十二年（1973年）越戰結束後，國會通過《戰爭權力法》，進一步劃定總統用兵邊界：緊急動武需四十八小時內通報國會，未經授權的軍事行動不得超過九十天。這套制度的設計初衷，就是用立法約束行政，用程序守護和平。
然而，現實運行中，這套制衡體系早已千瘡百孔。此次參議院投票，是不到一年內第二次否決同類限制議案，兩次結果完全一致，反映出制度失靈的態勢。民國一一四年（2025年）6月，川普總統單邊空襲伊朗核設施，國會投票未能產生約束力；民國一一五年（2026年）3月，美以再度對伊朗發起「史詩怒火」大規模軍事行動，造成美軍人員傷亡與衝突升級，國會依舊選擇退讓。總統以「國家安全」「自衛反擊」為藉口，將大規模軍事行動界定為「有限打擊」，繞開國會授權，《戰爭權力法》中的「敵對行動」定義模糊、審查機制缺失，成為總統擴張權力的法律漏洞。
黨派極化甚至族裔因素成為戰爭權失衡的背後推手。當前參議院中，共和黨占據多數席位，投票呈現出鮮明的黨派站隊：絕大多數共和黨議員無條件支持本黨總統，僅有蘭德·保羅等少數人堅守憲政原則；民主黨議員雖集體呼籲約束權力，卻因席位劣勢無力扭轉局面。但唯一跑票投下反對票的賓州民主黨參議員約翰·費特曼（John Fetterman）雖然本身不是猶太裔，但與猶太社區關係密切，費特曼被認為是美國參議院中最堅定支持以色列的參議員之一。他支持川普的理由就是堅持對伊朗的懲罰。
當國家安全讓位於黨派或族裔利益，國會的監督職能便徹底失效。議員們不願因反對軍事行動被貼上「不愛國」標籤，更不願承擔戰爭決策的政治責任，最終選擇默許總統單邊用兵，讓立法部門一步步交出核心權力。
更深層的危機，在於民意與權力的脫節。民調顯示，僅27%的美國民眾支持對伊動武，43%明確反對，反戰情緒持續高漲，但參議院的投票結果完全背離民意。總統戰爭權的擴張，本質上是行政權力脫離民意與立法監督的單邊化，意味著美國的戰爭決策愈來愈少依賴民主程序，愈來愈多取決於總統個人意志。從越戰到伊拉克戰爭，再到如今的伊朗衝突，美國一次次陷入長期戰爭，根源正是總統戰爭權不受約束的慣性擴張，將國家與民眾拖入無盡的代價之中。
此次投票的結果，不是終點，而是總統戰爭權進一步擴張的起點。它宣告了國會制衡機制的階段性失效，也暴露了美國憲政分權的致命短板。當宣戰權不再屬於代表民意的國會，當軍事行動不再受法律程序約束，美國不僅將面臨更多海外戰爭的風險，其立國之本的制衡理念也將名存實亡。當戰爭權不受限制，總統甚至可以因私利輕起戰端。民國七十九年（1990年）代末，好萊塢有一部影片叫「桃色風雲搖擺狗」就是描述為了遮掩總統醜聞，製作戰爭假新聞轉移焦點。這次有人認為川普之所以發動對伊朗攻擊是因為艾普斯坦案件有可能延燒到他，才製造更大的國際衝突。
在政黨與族裔政治的極端化下，美國憲政設計的制衡精神蕩然無存，戰爭權的無序擴張，嚴重破壞了民主制度的底線。美國對外的砲火，摧毀的不只是敵人的堡壘，更是美國引以為傲的民主燈塔。
【專家之眼】當鐵飯碗褪色，師資流失誰來救？
2026-03-07 06:32 聯合報／ 張瑞雄／台北商業大學榮譽講座教授
開學後全台仍有逾千所公立中小學找不到代理教師補足缺額。圖為示意圖，非當事學校。（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開學後全台仍有逾千所公立中小學找不到代理教師補足缺額，部分學校甚至連續公開招募超過幾十次，依然無功而返。這不是偶發事件，而是冰山一角，台灣教育界長期累積的結構性危機，終於浮上檯面。
教師職業的吸引力究竟從何時開始走下坡？這個問題沒有單一答案，而是多重因素交疊的結果。薪資待遇是一個切入點。過去十年間，台灣整體薪資結構因科技產業帶動而明顯上升，民間企業提供的薪酬與福利愈趨優渥，但公教人員的調薪幅度卻遠遠追不上，使得教師職業的相對競爭力持續下滑。更何況物價飛漲早已侵蝕了固定薪資的實質購買力，年輕人站在職涯選擇的十字路口，很難再把教職當作首選。
退休制度的改變也是一道重創，意味著退休後的保障不再那麼穩固，以往讓教師職業蒙上光環的「鐵飯碗」形象，已悄然褪色。曾幾何時，「穩定」是許多人選擇進入教育體系的最大理由，如今連這項優勢也不再篤定，年輕人的猶豫便愈加合理。
若只是薪資與退休制度的問題，或許還可以用政策工具逐步修補。但教職現場的困境遠比數字複雜。一線教師普遍反映，課堂內外的壓力已今非昔比。學生自我意識提升、家長介入教學事務的情況時有所聞，師生之間的互動模式已大幅轉變，而教師在這套新秩序中往往處於弱勢，甚至需要面對來自各方的投訴與質疑。
校事會議制度倉促上路以來，匿名舉報的機制讓教師動輒陷入調查程序，有時只是正常的管教行為，也可能引發一場難以自清的風波。制度面的保護嚴重不足，卻要求教師在高風險的環境中持續燃燒熱情，這樣的期待本身便是一種矛盾。一名師培生坦言，聽學長姐描述現場狀況後，身邊有意願投入教職的同學愈來愈少，倒不是因為害怕，而是覺得付出與回報之間的落差太大，寧可把時間與精力放在其他出路。
少子化浪潮本應是一個轉機。學生人數減少、班級縮編，理論上可以實現更精緻的小班教學，讓每位老師有更充裕的時間關注個別學生，也讓教學品質得以提升。這原本是化危機為轉機的契機，可惜少子化帶來的卻是另一重壓力，學校開缺趨於保守，師培生苦等正式缺額不可得，只能以代理身分在體制邊緣徘徊，而資深教師因退休金縮水不敢早退，新人無從進場，整個教師族群的年齡結構因此快速老化。數據顯示，十年前國中40歲以下教師占比超過一半，如今已縮減到不及四分之一，這個趨勢若持續下去，教育現場未來將面臨嚴峻的斷層危機。
面對這一切，主管機關的回應卻令人失望。教育部近年祭出的政策，多半是繞過核心矛盾的折衷方案。例如放寬專技教師資格，讓具備業界年資者只須修習少量學分便可取得教師資格，此舉表面上是開源，實則是在向外界傳遞一個危險訊號，師資培育這條路可以輕鬆取代，正規師培生多年的訓練與實習，似乎也不比業界轉職者更有價值。另一方面，提高師培公費生的賠償金以防止中途退場，則是從制度內部施壓，試圖用懲罰性的綁定留住人才，這種「不給糖又打棒」的邏輯，只會讓有意投入者望而卻步，無助於根本性地提升教職吸引力。
問題的核心從來不是如何降低師資門檻，而是如何讓門內的風景值得嚮往。當一份工作的薪資實質倒退、退休保障縮水、職場環境讓人步步為營，再多的招募措施也難以扭轉人才流失的趨勢。真正有誠意的改革，應當從改善教學現場的制度保護著手，讓教師在面對爭議時有公平申訴的管道，而不是在匿名投訴的陰影下戰戰兢兢。另外應當正視薪資與物價之間的落差，而非每隔幾年才象徵性地微幅調整。也要應當讓師培體系的嚴謹度成為社會信任的基礎，而非為了填補缺口而輕易稀釋標準。
教育是百年大計，老生常談，卻往往止步於口號。台灣的人才培育，最終要靠站在講台上的那個人。那個人願不願意留下來，不只是個人選擇的問題，更是整個社會是否真正珍視教育的試金石。如果教育部仍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不願面對結構性的困境，師資荒只會愈來愈嚴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