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防支出 不應淪為政治表態
◆ 沒有辯論 沒有責任 也就沒有民主正當性 讓軍購預算回到辯論軌道
◆ 制度惡循環 勞工擔苦果
◆ 讀家觀點/卸任主席 鮑爾:感謝大家,下回不見
◆ 垃圾治理失能 恐成國家級災難
◆ 勞動節省思 支持不同工不同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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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家觀點/卸任主席 鮑爾:感謝大家,下回不見
2026-05-02 00:30 聯合報/ 廖啟宏/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客座教授、加州州政府研究首席(美國加州)
美國聯準會主席鮑爾四月卅日主持最後一次利率決策會議,結束八年任期。但他表態將續任理事,引發川普總統發文抨擊。(歐新社)
四月廿九日,美國聯準會主席鮑爾在記者會後優雅向記者道別,結束他聯準會主席長達八年的任期。
自民國一○一年(二○一二年)起擔任聯準會理事、民國一○七年(二○一八年)升任主席,鮑爾在擔任主席的八年三個月間,主持逾六十四次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會議,面對新冠疫情、四十年最高的通膨,升息十五次、降息十一次,歷經四位總統:從歐巴馬任命他為理事,到川普提拔他為主席,拜登續任,再到川普二度執政。卸任時利率落在百分之三點五至三點七五,比他就任時高了兩個百分點,但這個數字背後,藏著一段驚濤駭浪的旅程。
任內,他帶領聯準會穿越了新冠疫情的經濟深淵,利率一度砍到零、資產負債表暴增至近九兆美元;隨後又扛起四十年來最暴力的升息循環,在十五個月內升息十次,硬生生把通膨從百分之九點一的高峰拉回地面。通膨那幾年,他被批評反應太慢;升息那幾年,他被說太過保守,但他不動怒、不回應政治語言。
除了經濟的驚濤,他也見證了美國政治史上最荒誕的鬧劇,遭受川普總統點名羞辱為「敵人」;司法部也對他展開刑事調查,表面原因是他對國會就聯準會大樓翻修案的作證內容,但瞭解的人都知道是他不願意屈服川普降息的要求。鮑爾罕見聲明,措辭強硬,直指此舉「史無前例」,威脅聯準會獨立根基。
司法部則雷聲大雨點小,就在前幾天倏忽撤銷調查,彷彿什麼都沒發生過,只是悄悄騰出空間,讓新任主席華許的提名案順利推進。
他最後一次主持的利率會議,最終以八比四的異議票數維持利率不變,四票異議者並非反對按兵不動,而是希望移除聲明中的鴿派措辭,釋放更鷹派的信號。這個少見的分裂投票,或許是現任聯準會送給繼任者華許最真實的「見面禮」:你接手的,不是一個言聽計從的委員會。
記者會最後,他難得感性地告別:「首先,我要恭喜華許今早順利通過參院銀行委員會的審查。聯準會的獨立性,其核心意義在於我們能夠完全排除政治考量來做決策;央行獨立性,是區分成功國家與失敗國家的重要特徵。我擔心這些攻擊正在重創這個機構,並讓真正攸關公眾利益的事情陷入危機。」
「我聯準會任內經歷四屆政府,共和黨與民主黨都有。每一次,我都在沒有政治恐懼或偏袒的情況下履行職責,始終專注於我們的雙重使命:物價穩定與最大就業。我計畫在卸任後以理事身分低調行事,聯準會永遠只有一位主席,當華許正式就任,他就是那位主席。」
說完,他把眼鏡收進西裝口袋,離開講台,留下最後一句話:「感謝大家,下回不見」。
一個律師出身的央行主席,用他一貫的克制,結束了美國貨幣史上最動盪的八年。
真正的強者,不是在面對惡霸時出拳還擊,而是讓對方出盡洋相之後,自己依然西裝筆挺,把眼鏡收進口袋,優雅招手道別、離場。
拳頭可以打倒一個人,但紀律、分寸和制度,才能讓一個機構屹立百年。而鮑爾守住了聯準會的職能和承諾。鮑爾留下的,是一個在政治狂風中膝蓋沒有彎、沒有傾倒、有風骨的聯準會;這件事比任何一次升降息決策都更難,也更重要。
制度惡循環 勞工擔苦果
2026-05-02 00:33 聯合報/ 王鳳生/高雄大學榮譽講座教授(高雄市)
五一勞動節當天,台北、高雄兩地逾七千勞工串聯上街大遊行,勞工要求政府啟動勞工退休金改革,高喊「打開勞保、勞退天花板」。記者許正宏/攝影
勞動節假期來臨,在社會為勞工權益發聲之際,一個不容忽視的現實也再次浮現:台灣薪資成長長期停滯,所得與財富分配持續惡化,這並非單一勞動市場問題,而是整體經濟與社會結構失衡的結果。
去年《經濟學人》以「台灣病」形容台灣當前的困境:半導體產業一枝獨秀、社會所得差距擴大,以及生育率長期低迷。乍看之下,這是三個不同問題:產業、社會與人口,但若從制度角度觀察,三者其實指向同一個核心:制度調適速度,已落後於經濟與社會變遷。
五一勞動節提醒我們,薪資問題從來不只是市場供需,而是制度如何分配成長成果的問題。當前新生兒出生數持續低迷,人口已連續數年負成長,這並非短期波動,而是結構性趨勢;人口的變化,其實是制度調適能力的鏡子。台灣經濟長期呈現「單核心發展」,也就是半導體產業高度集中,帶動出口與 GDP 成長,但經濟成果並未有效擴散至整體勞動市場;多數勞工的薪資成長無法跟上房價與生活成本,青年世代更面臨「高工時、低成長、無預期」的困境。
這種結構帶來兩個直接後果:第一,所得分配惡化,勞動報酬占比下降;第二,財富集中於資產市場,特別是不動產,社會階層更逐漸固化。
魯迅曾言「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但其真正批判的,是一種讓人「無從爭起」的結構。今日台灣的勞工處境亦有相似之處:不是不努力,而是努力與報酬之間的連結正在鬆動。
首先,產業風險未被制度(如政府政策、勞工保障)承擔,反而轉嫁到勞工身上,形成薪資停滯與失業問題;其次,房價過高、教育成本等未被政府及制度一同分擔,而是轉嫁至家庭自己承擔;最後,當個人無法承擔這些風險時,人口便以「不生」作為回應。少子化並非價值選擇,而是制度結果。
歷史提供過不同的答案。十九世紀的英國能逐步走出「馬爾薩斯困境」,關鍵並不在於人口自然調整,而在於制度改革:公共衛生、教育普及、城市治理與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使風險不再由家庭單獨承擔。反觀今日台灣,制度仍停留在過去,而經濟結構已高度現代化,失衡便持續擴大;單靠補貼或短期政策,難以扭轉基層薪資低迷與人口負增長的長期趨勢。
因此,勞動節不應只停留在工資調整或工時討論,而應回到更根本的問題:我們是否建立了一套能公平分配經濟成果、並有效分攤風險的制度?
這意味著幾個關鍵:讓勞動報酬能隨產業成長同步提升;讓住房市場回歸基本居住功能;讓育嬰支持成為公共體系的一部分。如果制度無法回應這些結構性問題,那麼薪資停滯、分配不均與人口下降,不會各自消失。
勞動節的意義,不只是紀念過去的權益爭取,更是提醒我們:當經濟成長無法惠及基層民眾、改善多數人生活時,問題不在於勞工不夠努力,而在於制度未能跟上時代。
勞動節省思 支持不同工不同酬
2026-05-02 00:27 聯合報/ 黃義勝/大學生(台中市)
五月一日勞動節,社會大眾多半在討論勞工權益與薪資平等。身為一名大學生,在觀察不同產業的運作後,我對於「公平」這兩個字有了不同的思考:我支持「不同工不同酬」,且認為這才是對專業勞動真正的尊重。
以牙醫與麵攤老闆這兩種不同職業為例。一名牙醫師要養成,需經過六年的醫學院高壓教育,畢業後若要鑽研植牙,還需投入大量的時間與金錢進修。此外,植牙所需的精密器械、生物材料成本極高,更不用說醫師必須承擔的手術風險。當我們看到「植一顆牙十幾萬」時,我們付出的不只是材料費,還有醫師背後十幾年的專業養成。
而路邊的麵攤老闆,只要有心學習與技能完備,並無強硬的相關學歷要求,食材成本也無法與醫療器械相比,但這並不代表麵攤老闆的勞動不專業。許多成功的麵攤老闆靠著日復一日的體力勞動與獨門口味,年收入甚至優於白領階級。因此勞動節的意義不應只是追求齊頭式的平等,因為吃飯是日常需求,而牙痛則是關鍵時刻的專業求助。不同的職業,其養成成本、風險壓力與市場供需本就不同。
支持「不同工不同酬」,是為了鼓勵更多人願意投入高門檻的專業領域,去承擔壓力。在勞動節假期,除了感謝各行各業的辛勞,也應理性看待每份薪資背後的「專業成本」,這才是對勞動價值的真正體現。
垃圾治理失能 恐成國家級災難
2026-05-02 00:27 聯合報/ 蘇勳璧/中台灣教授協會常務理事、公共衛生學者(台中市)
近來台南、嘉義、澎湖乃至桃園的掩埋場接連自燃,悶燒出的有毒煙霧正無聲地向周邊社區蔓延。這是台灣垃圾治理系統崩潰的前兆。若政府仍維持「各掃門前雪」的行政邏輯,不出幾年,廢棄物危機將取代能源短缺,成為台灣最嚴峻的社會問題。
長期以來,台灣恪守「縣市自治」處理垃圾。但現實是,老舊焚化爐進入歲修期,而如南投等縣市缺乏自有設施,在跨縣市協調失靈下,垃圾只能在掩埋場堆積。這種將問題「邊緣化」的做法,正讓掩埋場成為一座座隨時會引爆的火藥桶。
環境部必須負起「全國看診」的責任,打破行政邊界,建立「二元調度系統」。根據筆者精算,台灣每年千萬噸垃圾中,具備能源價值者占四成。我們不需盲目追求動輒數十億、且易引發鄰避效應的龐大焚化廠,而是應布局約四十座高效能的固體再生燃料(SRF)精煉中心,將廢棄物轉化為低碳工業燃料。如此,不僅能緩解財政黑洞,更能將環境負擔轉化為國家戰略資源。
然而,後端技術再好,若源頭不改,治理效率將事倍功半。台灣垃圾含水率過高,主因在於廚餘。政府有責任教育民眾,並推動一場關於「家戶生活品質」的革新。
環境部應比照節能家電補助,全面推廣社區或家用型「生物乾燥廚餘機」。讓廚餘在進入清潔系統前就地乾化,不僅能消除社區異味與環境汙染,更能大幅提升後端 SRF 的熱值穩定度。這不只是垃圾減量,更是提升全民居住品質的公共衛生工程。
垃圾治理的下半場,不應只是「哪裡再蓋一座焚化爐」的二分法抗爭,而是「我們想過什麼樣生活」的選擇。
當政府能引導民眾轉向低碳生活,並以數位技術監控廢棄物資產化,台灣才能真正熄滅掩埋場的火光。垃圾治理的失敗是公共衛生的災難,唯有制度重構與觀念革新並進,我們才能為下一代留下乾淨的土地,而非一座悶燒中的島嶼。
讓軍購預算回到辯論軌道
2026-05-02 04:18 聯合報/ 林騰鷂/東海大學法律學系退休教授(台中市)
軍購特別預算從「三,八○○億+N」、「八,○○○億」到「一點二五兆」多案並陳,朝野攻防激烈。然而,真正的關鍵不在軍購數字,而在軍購程序是否正當。具體而言,如此攸關國家安全與世代財政負擔的重大支出,是否已依《預算法》第五十三條進行政黨辯論,才是能否取信全民、並建立責任政治的核心。
《預算法》第五十三條明定,總預算案於立法院院會審議時,得進行正反辯論或政黨辯論。此一規定的意義,不只是形式上的發言安排,而在於透過制度化辯論,使不同政黨就預算必要性、合理性與風險進行公開檢驗。沒有辯論,就沒有責任;沒有責任,也就沒有民主正當性!
尤其軍購預算專業性高、資訊不對稱嚴重,若僅以黨團協商或政治折衝定案,人民無從理解內容,更無法監督與課責。唯有依預算法第五十三條進行政黨辯論,將爭點攤在陽光下,軍購決策方具可檢驗性與可課責性。
軍購預算辯論至少應聚焦下列幾項核心問題:
一,軍購項目是否正確合用:當前戰爭型態在美以伊戰爭後,已快速轉變,無人化、資訊化、非對稱化已成趨勢,現擬採購之裝備是否合乎實際防衛需求,須經具體檢視與查驗。
二,軍購價格是否合理:朝野不同版本預算差距甚大,其估算基礎與履約條件應公開說明。
三,如何防止弊端:過往軍購曾經有延宕交付與契約爭議,監督機制不可不問。
四,採購來源是否多元:是否限於單一國家,攸關議價能力與國防自主。
五,軍購是否存在不當佣金或利益輸送。
六,是否有特定廠商壟斷,影響價格與品質。
七,整體國防效能之檢驗,包括長期財政負擔、維修與後勤成本、技術依賴風險,亦須一併評估。
尤須正視的是,我國部隊編現比落差、募兵困難與訓練不足等現實限制。又武器何時能交付?到貨後是否有人可用、可訓練、可維持?能否在合理時間內轉化為可用戰力?若人力與訓練體系未能同步提升,再精良裝備亦可能淪為帳面戰力,把人民的血汗納稅錢胡亂打水漂!
上述問題,皆非朝野少數決策者所能獨斷,必須透過政黨辯論充分檢驗。從憲政角度觀之,預算審議權乃立法院核心職權。立法院若未經辯論即通過鉅額軍購預算,形同放棄監督責任,未能為人民看緊荷包,亦難以對行政權進行有效制衡。
民主政治的正當性來自程序,而程序的核心在辯論。軍購預算若未經政黨辯論,即難以取得人民信任;唯有回歸《預算法》第五十三條,使朝野不同方案接受公開檢驗,方能在國防需求與財政紀律間作出負責任的選擇。
軍購不只是國防問題,更是憲政與信任問題。讓軍購預算回到預算法明定的辯論軌道,才能真正取信全民,並使朝野政黨之憲政責任有所歸屬!
國防支出 不應淪為政治表態
2026-05-02 04:19 聯合報/ 曾士宇/大學教師(新竹市)
美國於二月廿八日會同以色列猛烈轟炸伊朗,展開美以伊戰爭。理論上,美伊戰爭不會是一場勢均力敵的較量。美國每年軍費約一兆美元,是伊朗的一百倍以上。但戰爭開打兩個月後,局勢發展似乎遠超意料之外。
戰爭初期,雙方實力懸殊,美軍摧毀了伊朗的大部分軍事力量。然而,如今伊朗控制了荷莫茲海峽,其飛彈和無人機仍然威脅著美國在該地區的盟友。儘管川普總統似乎渴望透過談判達成停火協議,但伊朗領導人卻不這麼認為,實力較弱的伊朗反而占據了更有利的談判地位。
美國《紐約時報》編輯委員會指出,這一現實暴露了美國戰爭方式的脆弱性,指美軍亟需改革:首先,美國需要投資研發反無人機技術,缺乏此類防禦能力是海軍未能阻止荷莫茲海峽被關閉的原因之一;其次,美國需要更多廉價的一次性武器,例如單向攻擊無人機和無人艦艇;第三,美國需要規模更大、更靈活的工業產能,國會應該通過立法,幫助私人企業提升製造能力;最後,未來幾年要跟上中國大陸經濟和軍事擴張步伐,美國就必須與志同道合的民主國家合作。
紐時編委會對美以伊戰爭的省思,讓人聯想到最近國內鬧得沸揚揚的一點二五兆軍售案,肇因於賴總統在《華盛頓郵報》投書提及的數額。執政黨奉為圭臬,在野黨雖指責語焉不詳、不願照單全收,但並未完全阻擋。國民黨版立場底線是至少要有發價書,原屬合理,卻遭自家人另提八千億版本與黨版對槓,橫生枝節,卻不從是否有需要、是否購置適當武器檢討起。例如無人機在俄烏及美以伊戰爭中大顯身手,但為適應戰場千變萬化,迭代極快,如果貿然大下訂單,屆時可能毫無用武之地。關鍵不在「買不買」,而在「怎麼買」:是一次性鉅額採購,還是分批、模組化、可升級的採購機制?
與美國對比,美國的問題是「過度昂貴與產能不足」,台灣的問題是「如何用有限資源建立嚇阻」,兩者交集在「不對稱戰力」。台灣不是要避免軍購,而是要避免「錯誤型態的軍購」,要問的是軍售決策是否缺乏透明與專業審查機制?國會是否具備足夠的國防專業來監督?是否建立長期一致的國防戰略來指導採購?國防支出不應淪為政治表態或外交姿態,而應回歸戰略理性與實際需求。
國民黨日前因季麟連副主席言語過激,讓部分黨內人士「撿到槍」,模糊本應從長計議的軍售議題,導致親痛仇快。另一方面也提醒在野人士,一味追隨執政黨逢迎美國、首鼠兩端,支持者失望之餘,必定得不償失。堅持立場、正本清源、兼顧國防與民生,方為上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