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口蹄疫區後的新挑戰
◆ UBike BOT成功關鍵 須政商民三贏
◆ 放生 應公私協力復育環境
◆ 化解社會對立 不是監委首要任務
◆ 龍象關係 表面友好卻暗潮洶湧
◆ 唐獎法治獎 實踐法治宣言的公民力量
◆ 聯合筆記／相信中共還是相信印度
◆ 想一想「大屋頂中國兩制」
聯合筆記／相信中共還是相信印度
2020-06-22 00:16 聯合報 / 陳言喬
上周中印邊境衝突，印度媒體稱「解放軍正副指揮官陣亡」，這新聞極震撼，但這則消息乃至先前雙方軍人的死傷數據，一直未被大陸官方證實、不被否認，但也不能報導。
大陸所有媒體最多只能引用中共外交部十九日例行記者會上，其發言人趙立堅「透露」的中印邊境衝突來龍去脈。
大陸民眾只知中印邊境中方實控區的阿克賽欽加勒萬河谷，十五日晚發生了中印雙方軍人死傷事件；至於趙所說的「肢體衝突」，包括衝突持續時間、雙方戰鬥人數、死傷人數、是否持用器械、是否有人被俘等關鍵細節一概不知。
而這些細節全被印媒披露，包括戰鬥時間六至八小時，雙方互增援兵共約六百人；印軍戰死與援救不及被凍死的共廿人（包括一名上校指揮官）；印軍被俘十人已遣返（包括一中校二少校）；解放軍死傷卅餘人、一說死傷四十三人；解放軍正副指揮官陣亡；解放軍使用野蠻武器狼牙棒等。
中共自十五日發生衝突以來，官方一直刻意低調，倒是官方媒體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似乎變成「外交部發言人」，他率先說出解放軍也有死傷，而中方不公布傷亡人數，是在避免引發雙方的民族主義情緒，這是中方不想事態擴大的善意。
這種說法看似有一定的道理，但在全球資訊快速流動下，胡錫進的「解釋」是站不住腳的。全球（包括海外華人）都從印媒和西方媒體知悉了雙方衝突與傷亡的大致情況，相關消息也已流入大陸，中方想藉不說明細節來單方面「表達善意」降溫，恐事與願違，因為印度一方群眾早已沸騰，全面抵制中國商品。
同時，資訊不公開也會讓外界對中國產生懷疑與不信任，讓印度提供的數據更有可靠性，印度更可利用中國的不透明（出示狼牙棒合理解釋解放軍伏擊等行徑），將此次衝突責任歸咎中方，一方面凝聚其民族情緒，一方面博取全球同情，爭取先前與中共有領土糾紛的日本、越南、菲律賓，以及正與中國交惡的美加澳等國聲援。
尤其當大陸一般民眾得知自己的正副指揮官皆陣亡，也將顛覆解放軍可以以一擋十的英勇印象，而懷疑官方媒體報導其他消息的真實性。
民國51年(一九六二年)中印邊境戰爭西線戰場在阿克賽欽，當年解放軍未如東線戰場自動撤出，而是從此駐軍實際控制，是因面積三點三萬公里的阿克賽欽是個可屯重兵的高原盆地，往南五百公里就是新德里，戰略位置重要，而加勒萬河谷是連接阿克賽欽最快捷的通道，這也是近年來雙方屢在加勒萬河谷生事的主因。
維護領土主權從來不靠對方的善意，除了靠自己的軍事實力，話語權的掌控與媒體宣傳也很重要。
中國大陸和印度近日發生邊界衝突，雙方喜馬拉雅山區的邊境有領土主權爭議。資料來源／路透
唐獎法治獎 實踐法治宣言的公民力量
2020-06-22 00:30 聯合報 / 陳長文／唐獎基金會董事（台北市）
哥倫比亞的「實現正義：法律、正義暨社會中心」20日在其官網上宣布，與世界另外二個非政府組織共同獲得本年度唐獎「法治獎」。圖／截自Dejusticia網站
民國109年(二○二○年)第四屆唐獎法治獎出爐，由哥倫比亞、黎巴嫩及孟加拉的三個非政府組織獲獎。超越個人、肯定團體力量的授獎，別具意義。法治進程因身處不同困境而有相異的發展軌跡、推動力道及方向。三個得獎組織面對自身特殊自然、歷史人文環境，分別藉實踐法治以精進和平、人權及環境，集結智勇雙全的民間有志之士、由下而上挑戰沉痾的文化及政府結構，不僅身體力行民國101年(二○一二年)聯合國法治宣言：「聯合國三大支柱（和平、人權和永續發展），非法治無以為功」精神，更體現「公民力量」在法治改革的不同視角及典範。
在內戰甫平、犯罪及槍毒氾濫的哥倫比亞，「實現正義：法律、正義暨社會中心（Dejusticia：The Center for Law, Justice and Society）」自民國94年(二○○五年)起以堅實的學術力量結合社會運動及訴訟，在刻不容緩的轉型正義等議題上還原內戰真相並促成和解，重整分崩離析的社會向和平前行；位處非洲及阿拉伯地區交界，黎巴嫩四分之一人口是難民，民國98年(二○○九年)成立的「法律實踐進程組織（The Legal Agenda）」提供難民、移工及弱勢群體訴訟扶助，並成立法官社團對抗政治介入司法、舞弊情形，改革人權及司法獨立不遺餘力；人口密度世界第一、國土逾半低於海平面的孟加拉，環境問題攸關生命及從事一級產業為眾之人民生計「孟加拉環境法律人協會（BELA, Bangladesh Environmental Lawyers Association）」自民國81年(一九九二年)起提起逾三百件訴訟，創建該國公益團體訴訟路徑、多項水汙染及濕地保護法案，為迫切的環境永續努力。三個團體透過公益訴訟、立法倡議及喚起公民意識，實現個人、社會與環境正義不懈，展現了法治改革的草根性面貌。
非政府組織是社會改革不可或缺的新興力量。它擺脫推動者個人生命的有限性，將理念結合組織創造「永續」推動的利他契機，並透過集結眾人力量，開創意想不到的影響力。這就是公民行動的力量。
唐獎創設法治獎是高瞻遠矚的創舉，作為法治進程的一盞前導燈，照向世界不為人注意的角落，闡揚有理念的人們如何用「法律的力量」，對抗「有力量人的法律」。從南非前大法官奧比薩克思、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刑事法庭首席檢察官阿爾布爾投身司法體制，法理學大師拉茲深厚法哲學等前三屆桂冠得主的影響力，到本次三個非政府組織體制外的公民力量，皆是推動法治的典範。特別的是，三個非政府組織透過法治改革，分別著力在和平、人權及永續發展上的貢獻，正與民國101年(二○一二年)聯合國法治宣言「非法治無以為功」價值不謀而合。本次唐獎頒發法治獎不只給予這三個組織肯定，也帶給世界各地相同嚴峻政治、經濟、社會條件下奮鬥的個人與組織更多推動法治的鼓舞！
龍象關係 表面友好卻暗潮洶湧
2020-06-22 00:18 聯合報 / 劉奇峯／印度富萊明大學社會科學系副教授（印度浦那）
中國大陸和印度軍方上月開始在有領土主權爭議的拉達克區對峙，雙方各自部署武器及建築工事，日前還發生嚴重死傷的衝突。（美聯社）
印度新聞周刊「The Week」本周封面，是一名側著臉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士兵。他臉上寫著「頭號敵人」。
今年是中印建立正式邦交關係的七十周年。印度在民國39年(一九五○年)率先承認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亞洲第一個承認中國的國家。如今，中印兩國外交官還常常津津樂道，說首都德里 Chanakyapuri 區「和平路」首號的中國大使館，是印度占地最大的外國使館，也是中國重視印度、兩個文明古國關係深厚的象徵。
幾年後，雙邊關係因西藏局勢急速惡化。民國48年(一九五九年)，達賴喇嘛出走西藏。中印在邊境上爆發小規模戰事。民國51年(一九六二年)十月，中印邊境戰爭爆發，開啟了兩國廿多年的冰封關係。印度在民國59年(一九七○年)代進一步向蘇聯靠攏，而中國則與巴基斯坦一起，向美國方面接近。
世事如棋。中國現在成了巴基斯坦最大的靠山。那個大使館占地面積的故事，其實還有另一個真相：中國駐印大使館，是中國海外占地面積第二大的使館；而第一大的，在伊斯蘭馬巴德，巴基斯坦的首都。
曾經在民國60年(一九七一年)孟加拉獨立戰爭中，將航空母艦駛往孟加拉灣威嚇印軍的美國，如今其製造的 AH-64E 阿帕契長弓攻擊直升機，在印度北面的邊境線上巡邏，偵查中國人民解放軍西藏軍區所屬部隊可能的動向。
去年十月，莫迪和習近平在泰米爾納德邦的濱海古城馬馬拉布勒姆舉行武漢之後的第二次莫習會，會後雙方協定民國109年(二○二○年)要舉行七十場涵蓋文化、教育各層面在內的慶祝活動，來紀念建交七十周年。
民國45年(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中共總理周恩來和副總理賀龍也曾訪問此地。當時中印之間關係密切，雙方用了「中印是兄弟（Hindi Chini bhai bhai）」這句話來描述兩國的友誼。不到三年後，雙方軍隊在邊界發生戰鬥，最終引爆了民國51年(一九六二年)的戰爭。
今年才將進入下半，戰略夥伴就變成了頭號敵人。習近平上台後急欲改善重新設定的中印關係，也因為這一場邊境線上的致命衝突而煙消雲散。這不啻是兩國關係裡最大的諷刺，也顯露了龍象之間表面友好、暗中較勁、猜忌深重，難以真正改善的雙邊關係。
化解社會對立 不是監委首要任務
2020-06-22 00:26 聯合報 / 陳連禎／警察專科學校前校長（台北市）
漫畫／波波
黃健庭被提名監察院副院長，反彈聲浪一時難安。黃健庭直言當初力主提名他的人，沒有站出來維護，反而放任同志羞辱，於是婉拒提名。府方則順勢暫延公布人選；蔡總統既尊重又感謝黃健庭化解社會對立的努力。案情發展令人霧裡看花，百思不解。
然而，黃健庭雖退出提名，卻掀起陣陣波濤。台灣如果沒有肯認監察御史的核心價值，後續發展才堪憂。監察院的本職是，依法對百官違法失職，獨立行使彈劾、糾舉職權，這是憲政體制與責任政治。而府方再三強調總統始終以超越黨派為思考，人選多元，以「化解社會對立」。不禁讓人感覺政府施政重點是重人權而輕糾彈，果真如此政府失去了核心價值，政風的黑天鵝將滿空飛舞盤旋。
監察院古稱御史府，秦漢的御史大夫掌管天下文書圖籍，擔任皇帝與丞相的橋梁下達詔令外，更要熟悉法條命令，以監察百官，檢舉違法失職。御史大夫若受今上倚重信任，權力更甚於丞相，兩者雖相輔相成，御史大夫猶可制約丞相權力。例如漢武帝時的御史大夫張湯，《史記．酷吏列傳》載「天下事皆決（張）湯」。御史大夫握有考核、監察及彈劾百官之權，可見御史權力隨人轉向的怪現象都有可能發生。
過往御史大人手握百官糾彈予奪大權，如果監委人選以清白不貪自許，社會觀感自當一新耳目。如此才算是符合今日台灣推崇的多元選才精神。以古鑑今，對照今日時事，刻意著眼於「以化解社會對立」為目標，並不符合時節。長此以往，監委恐將難產，再多的算計亦都將治絲益棼，徒留不佳的憲政範例。
放生 應公私協力復育環境
2020-06-22 00:39 聯合報 / 周怡／中信金融管理學院財經法律學系助理教授（台南市）
基隆市政府向各宗教團體宣導放生魚種要申請，並建議適合放流魚種，在對的時間、對的地方、放對的魚種，才有良好生態復育效果。圖為基隆市政府日前和宗教團體一起放流魚苗，特別挑選基隆沿近海域在地的原生物種斑石鯛及嘉鱲魚苗放生。圖／靈鷲山提供
每逢春夏之交，常可見民間團體放生的新聞，不過多是負面反應。本於善心的放生行為，一直是華人社會為自己或他人祈福的方式之一，讓生命體回到自然環境是放生的表面意義，也是生命教育的最佳示範。放生真正目的在於維持環境的平衡，但以放生為名，實為放縱外來物種恣意侵入環境的事實，其所帶來的損害往往要一段時間才能平復，甚至會對環境造成不可回復的浩劫。
誠如日月潭因泰國鱧的入侵，造成原有的水族生態的崩解，甚至也開始傳出外來螯蝦影響原生種蛙類與螢火蟲棲地的訊息。而在海邊野放與海域生態不合的魚蝦貝類，更可能因死亡造成某些棲地水質酸化，形成另類汙染。
其實，長時間被不當利用的環境要回復到各物種衡平的狀態，單憑防堵式的執法，實在緩不濟急，也防不勝防。不如藉此機會，擴大透過政府與民間協力的方式，讓放生融入政府環境復育計畫的一部分，讓善的出發，產生更有益的效果。比如由政府適時公布可放生的物種、數量與地點，藉由民間團體協助主管機關管理與監測放生後的環境數據變化，讓公共任務更加經濟的實現，也可使環境更永續的發展，這才不失放生真正的意義，也就是讓生命自然地繁衍與共存。
UBike BOT成功關鍵 須政商民三贏
2020-06-22 00:37 聯合報 / 李克聰／消基會交通組副召集人（新北市）
台北市將公共自行車UBike 1.0全面汰換為UBike 2.0，然而因兩代系統並不相容，同樣使用UBike 1.0的新北市拒絕跟進。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台北市將公共自行車 UBike 1.0 全面汰換為 UBike 2.0，然而因兩代系統並不相容，同樣使用 UBike 1.0 的新北市表示，廠商應要技術升級，而非綁架公部門，確定不跟進設置 UBike 2.0，並將會自行開發新系統，同時也將全面暫緩 UBike 1.0 後續設站。這將造成雙北生活圈共同使用者及台北市使用者，在汰換期間借還車不便之負面衝擊。
依據新北市交通局統計，UBike 1.0 已斥資九億元興建。UBike 2.0 雖無需新設站體，但一根基柱五千元採太陽能供電，每輛車要價二點五萬元超過舊版二倍，全面升級還需五點七億，市府認為是浪費公帑，將尋求替代方案。
為何政府在公共自行車採用 BOT 模式委託廠商建置和營運會引發爭議？就如同高鐵及高速公路電子收費系統 ETC 之 BOT 模式。高鐵當初由投標之台灣高鐵公司因承諾政府零出資的優渥條件而得標，後來卻因財務結構不佳被迫由政府介入經營。而被高公局委託之遠通電收公司辦理 ETC 期間，還因原設計之紅外線車上單元價格高，啟用後轉換率不高，必須被無線射頻辨識之 etag 取代而變更合約。甚至這幾年遠通電收公司還陸續與高公局因 ETC 利用率未達標被裁罰逾四億元，與從原計次收費調整為計程收費而訴訟不斷，而且目前政府都處於不利情況。
這些爭議不斷之原因，關鍵在於 BOT 招商規範與合約內容，必須依照政府規畫此交通建設之目標與使用者權益來訂定，而且必須共同負擔風險，而非由廠商之計畫內容為主。以 UBike 1.0 之合約年限（民國100-107年(二○一一至二○一八年)）比高鐵與 ETC 都明顯較短，在續約時就要提早考量合約內容是否符合永續營運，及新舊介面與跨區服務使用的問題。
日前台北市交通局在回覆外界質疑時，仍只說明是依據所簽訂合約之升級計畫，係仍於原契約採購金額二點六五九九億元額度內辦理，並無因升級而增加經費情形。建議應回溯在簽訂新約前是否已檢討原契約之合理性，並審慎評估新北市府再續約前所考量之浪費公帑及民眾需求問題。
當然公共自行車建置營運之初確實不易，但在營運多年後已明顯穩定且獲利佳，續約時應以更優渥條件訂定合約內容，建議政府在訂約時應增加彈性，如制定建置最低要求內容與對應採購金額，如廠商為提升服務水準以增加使用量與營收，其升級及擴大服務之成本應由廠商部分吸收，而且也須訂定因應之風險評估控管機制。因雙北地區使用介面廣，如在新北市未獲新約時必須以至少三％跨區使用需求量（至少六百輛），增加在跨區使用之適當區域留用，而非全盤接受廠商要求之技術升級以完全取代舊版之要求。
總之，交通建設 BOT 模式成功關鍵在於政府需求導向之適當規畫，加上民間廠商高效率執行力與創意。執行過程政府應掌握財務補助之有效運用，除了監督管理外並應發揮公私合夥精神，雙方共同積極有效控管減少營運風險，這樣才能真正達到 BOT 之政府、業者及使用者共贏之目標。
非口蹄疫區後的新挑戰
2020-06-22 00:21 聯合報 / 彭作奎／農委會前主委（台中市）
台灣從口蹄疫疫區除名後，農委會主委陳吉仲（左四）宣布，接下來會提升台灣養豬產業，重返國際市場。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台灣曾是養豬王國，帶來很多養豬致富的業者。當年養豬場超過二萬五千戶，養豬超過一千萬頭，整體產值約九百億元，其中四十％外銷日本。
民國86年(一九九七年)三月廿日，因有人自福建走私豬隻到新竹（中國是當時全球唯一爆發口蹄疫的國家），短短幾個月，全台豬隻幾乎淪陷。不僅豬肉無法外銷、國內市場需求亦銳減，整體損失推估約一千七百億元。農委會邱茂英主委為此負起政治責任請辭獲准，個人在三天內臨危受命於民國86年(一九九七年)五月十五日接任農委會主委，馬上面對絕跡七十年再度肆虐的疫情、加入WTO養豬及其他產業的調整、安撫豬農及農民的恐慌。
轉眼廿四年，在眾多行政官員接替的努力、所有產業鏈以及人民的配合，終於獲得世界動物衛生組織大會通過，將台灣（台、澎、馬，不含金門）改列不打疫苗的非疫區。這的確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值得慶賀！
在迎接這歷史的一刻，身為走在歷史中的一員，有些感觸。回憶當年，「發現、檢疫、確認、撲殺」不斷的連環上演。當時農委會的防疫檢疫組織架構，根本不足以面對如此重大的口蹄疫疫情，因防疫檢疫與海上緝私業務分散在各部會，亟需有一專責機構來處理動植物的防疫檢疫問題。
上任後優先著手農委會組織結構的調整，並擘畫養豬產業結構調整。首先完成包含畜牧法等五項立法，一年後成立動物植物防疫檢疫局與六個分局，以及漁業署。同時依畜牧法應成立中央畜產會，協助畜牧產業執行各項政策及委辦業務。在政策上，完成「養豬產業白皮書」，勾勒出因應貿易自由化與疫情後產業發展的方向。
面對突來的疫情，從檢疫、確認到撲殺的做法，在學術界掀起兩派論戰，對執行單位確有很大的困擾。所幸上任一個月後，李總統到桃園觀音鄉視察養豬場，聽取農委會簡報後，明確指示，採取「全面施打疫苗與感染場豬隻全數撲殺策略」，讓農委會的防治工作明確且更有說服力，也指示國軍加入防疫工作。李總統也親自出席在梧棲漁會舉辦的漁船不走私的誓師大會，漁業署也勒令在漁船上裝設衛星追蹤器，以掌握航行路徑。
為加速產業調整，修正農產品受進口損害救助辦法，辦理養豬戶（場）與養雞戶（場）離牧計畫，拆除養豬戶五,○七○戶，補償金額達一○六億元，以提升競爭力及防疫能力，減少汙染水源。在市場機制下，目前養豬戶約七千二百戶，養豬五百多萬頭。
為全面防疫工作，要求各農政單位加強豬隻疾病監控體系，辦理畜牧登記，推動「豬瘟及口蹄疫撲滅方案」，補助家衛所籌建國家動物傳染病檢驗實驗室，落實豬隻全面防疫注射。疫情大約在半年內獲得控制，市場交易慢慢恢復正常，期以盡速清除臨床病例，達到台灣成為「使用疫苗非疫區」的目標。
在疫區鄰國圍繞下的非疫區台灣，養豬環境仍十分嚴峻。政府與業者應在防疫的要求、環境永續的發展等因素下，審慎評估台灣養豬規模應否擴大與外銷。因為台灣養豬事業與國際市場脫鉤已久，產業鏈上的種豬場、外銷廠商等多已外移斷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