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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紫宸／台灣社會從大罷免學到什麼？

2025-08-23 00:00 　聯合報／ 杜紫宸（中華大學兼任講座教授）

歷時逾半年「大罷免」行動，在爭議與動員中，將在今天畫上句點。這場行動，既是一場民意表達，也是一次對民主制度的壓力測試。從發起到落幕，它為台灣社會帶來了高度的政治參與及輿論討論，但同時也暴露出三項制度運作與政治文化上的隱憂。

首先是「民主參與的熱度與理性的挑戰」。罷免制度的存在，意即人民有權在任期中監督並撤換不適任的民意代表和公職人員。大罷免確實喚起了更多人關注公共事務，許多人第一次參與連署，或走上街頭，或投下關鍵一票；也更清楚，民主不只是四年一次的選舉，而是一種持續的參與和監督。

然而，參與熱度不等同於民主品質的提升。當罷免的討論被簡化成「站哪一邊」的二元對立；當選民更多是基於短期情緒或政黨立場表態，而非客觀衡量特定被罷免對象的表現，制度的原意已然被稀釋。民主需要熱情，更需要冷靜判斷，否則容易讓監督變成報復，使罷免制度成為政治動員的工具。

其次是「政黨政治的檢驗與族群對立的加深」。大罷免對政黨而言，是一次組織與動員能力的全方位檢驗。能在短時間內凝聚基層力量、有效溝通訴求的政黨，會在行動中取得優勢。這種壓力未嘗不是好事，因為它提醒政治人物，並非取得選票後就高枕無憂，選民可隨時審視他們的表現。

另一方面，當罷免成為常態化政治手段，政黨之間的互信將更為脆弱。今天你罷我、明天我罷你，政策討論於是讓位給選舉算計；為了守住基本盤，各黨將更傾向迎合鐵票群體，卻忽略中間選民的聲音，導致政治光譜的兩端相互遠離。這不僅損耗社會資源，亦導致施政陷入停滯。

最後是「社會情緒的動員與撕裂的代價」。罷免的過程，讓社會上許多沉默選民被動員起來，體驗了民主程序與力量。這本應是一個凝聚共識的契機，因為制度化的投票比情緒化的街頭對抗來得有秩序，也更能被社會接受。

然而事實卻是，罷免過程加深了社會分裂；正反雙方不僅立場對立，甚至在人際互動與價值認同上亦出現隔閡。失敗的一方易將責任歸咎於制度「被對方操弄」，勝出的一方則恐陷入「多數即正當」的自我肯定。更嚴重的是，中立與理性討論的空間被擠壓，公共輿論場域趨於極端化。

選民投票可以因經驗而成熟，但制度必須回歸初衷。大罷免既帶來了民主參與的活力，也留下政治對立與社會裂痕。如何將這場經驗轉化為成熟的民主，是台灣接下來必須面對的課題。

制度設計的初衷，是讓人民在必要時撤換失職的民代與公職，而不是讓罷免淪為延長選舉戰場的工具。罷免是一面鏡子，反映出社會對政治人物言行的評價；政黨應理解，短期的動員勝利，不一定能換來長期的民心支持。最重要的是，社會必須學會在立場不同的情況下保有對話與互信。

民主的真義不僅在於誰贏誰輸，而在於制度能否引導社會在衝突後回到建設性討論，並累積解決問題的能力。大罷免留給台灣的不只是政治成敗的計分板，更是一份需要各方共同回答的民主考題。能否交出讓自己與下一代都滿意的答卷，端看我們是否願意在激情過後回到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