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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立委質詢金管會，面對新冠疫情，是否要比照英國停止金融業發放現金股利？金管會回答已進行研議。此話一出，存股族哀嚎，金融類股價受挫，瞬間形成狂奔牛市中的一股逆流。金管會隨後公告要求銀行業者今年提前進行壓力測試，要在4月底前回復測試結果，並須考量「本次壓力情境之測試結果，審慎衡酌盈餘分派方式」。 金管會限制金融業者發放股利的做法已行之有年。最顯著的案例是壽險公司的股利發放。金管會這兩年便透過審核過程，不斷限縮壽險公司現金股利發放。過去兩年，只核准四家公司發放現金股利，預估今年壽險公司現金股利發放不太樂觀。 限制金融業現金股利發放，似已成為金管會管理金融業資本適足性的法寶，壓力測試則成為其超前部署的尚方寶劍。可是當金管會亮出寶劍，取代銀行及保險公司股東常會的決策權限，自己儼然成為「全國金融超級控股公司」的最高決策者。這樣的做法是否恰當實在值得斟酌。 近30餘年來，金融業走向資本為基礎的風險管理已是趨勢。12年前美國引發世界金融海嘯，更突顯適切資本比例的重要性。以銀行業為例，1989年修正銀行法就納入8%的資本適足率，而在2008年底更將資本分級管理的規定立法。至於保險業也在2001年修正自有資本與風險資本比率，但到2015年才有分級管理的設計。 今日政府監理金融機構的風險管理常態是，當發現資本不足時，便可採取立即糾正措施，要求業者提出資本改善計畫，以維護財務的健全性。如果業者發放現金股利或實施庫藏股而危及資本適足性，金融相關法律也明文禁止。所以，政府限制盈餘分配，適法上似無疑義。 只是今天的問題在於政府金融監理有太大的行政裁量權，而法規中常見的「之虞」或「有礙健全經營」等規範就是明證。政府監理如果缺乏輕重緩急的執行次序，反而會影響金融機構的正常營運。譬如，金融機構想發新股增資，就可能因股利被限制，影響到股價而導致籌資成本增加；結果，金融機構資本結構只能靠盈餘累積來改善。政府改善金融機構資本適足性，理應以計畫優先，而不宜先限制盈餘分配，再要求交出資本提升計畫。 其實，以壓力測試來檢測金融機構承受衝擊能量是有前提的。壓力測試預設情境發生的機率往往極低，故只宜作為監理單位預警的施政參考。畢竟過於嚴苛的條件，很容易讓金融機構無法通過測試；反之卻又使測試結果形同具文。在疫情考慮下，去年5月國銀曾進行壓力測試，而無論設想情境輕微或嚴重，結果通通過關，這應與各家銀行體質健全有關，政府若特意設高難度卻極不可能的情境讓銀行不過關，反而顯得矯情。 政府把金融預警視為即將發生的事件，便限制現金股利發放，似乎是過度超前部署了。金融監理本來就有循序漸進的設計，監理機關應避免跳躍式措施，影響市場的正常運作。當銀行逾期放款比率惡化，政府可要求其提升備抵呆帳覆蓋率；當銀行資本惡化不足時，政府更可立即要其提出資本改善計畫。壓力測試只是預警，是監理單位與銀行溝通的依據。至於該採取何種措施，仍應尊重銀行的決策，政府該重視的是結果。 社會理解金管會審慎監理金融機構的用心，但方圓之間的拿捏需要特別注意。金融法規中「霸王條款」權宜性措施的權限太大，很容易讓監管單位直接扛起以天下為己任的重擔，卻忽略金融機構自身應有的決策，以及市場運作的基本原則。如果金融機構決策被弱智化，市場也不會買單，而金融產業的成長茁壯必將事倍功半。所以，金管會真要慎思以壓力測試直接限制現金股利的做法是否合適了。 |
| 聯合報黑白集/聯合報 | |||
| 除了開放萊豬進口，蔡政府送給全民的新年禮物，還有健保、勞保和國保費率「三保齊漲」。算下來，每個家庭一年支出得多出數千到上萬元。十年前馬政府要漲健保費，被民進黨轟得體無完膚；如今蔡政府一口氣三漲還理直氣壯，令人哭笑不得。 在野黨批評三保齊漲，綠委鄭運鵬回稱，社會保險應該「自給自足」，健保「二○一八年就該漲，只是因為各種原因未漲」，反對的人是民粹。鄭運鵬為護航說出了真話，其實就是政權考量。當年應漲未漲，是為了九合一大選；這次蔡政府三漲，是吃定「今年沒選舉」。 蔡政府調漲費率的理由，是「入不敷出，連年虧損」。這說法大家並不陌生，當年的軍公教年金改革，用的也是同一理由。但一如當年只動軍公教卻不敢動虧損更大的勞保和國保，這次「三保齊漲」的同時，「農保」卻加碼開辦農退儲金，一年得多花一、二十億銀子，且逐年增加。吸人民的血，再挖另一個錢坑，天下有這種道理？ 農保幾乎全由政府埋單，每年花掉五百億元以上，占農委會預算三分之一。對此，蔡政府從不說「入不敷出」，反而加碼辦農退。只能說，一旦攸關選票，社會保險「雙標」又何妨。 蔡政府劣政不少，卻總能找到話術來美化。但話術被看破手腳後，便只剩騙術。 |
說這是史上「最陰險的保費突襲事件」並不為過。第一，健保費率的升降攸關全民權益，當然必須要經過公開討論。尤其，萊豬開放剛引發莫大爭議，蔡政府嘴上還說著「謙卑」，卻立刻又做出專斷決策，顯示毫不在乎民意。第二，健保財務的盈虧，和政府管理的良莠與制度的合理與否有很大的關係；若完全不在制度上作任何改革，卻一味從民眾身上拔毛補漏，黑洞只會越補越大。第三，蔡政府算準年假期間輿論無法聚焦，且全民注意力都在萊豬身上，因而迅雷不及掩耳地調漲保費即期實施。如此機巧的操作，用心實在可議！
以衛福部的說詞，健保費率需要調漲，是因為健保財務連年虧損，今年底虧損將突破七七一億，安全準備金則低於一個月，已達調漲標準。問題是，對於健保虧損的原因，衛福部做過深層的總檢討嗎？對於備受詬病的部分人濫用健保現象，提出過什麼防堵之道嗎？對於外界一再呼籲收取「部分負擔」以抑制浪費的建言，衛福部提出過任何改革方案嗎？沒有！衛福部什麼都沒做，陳時中僅火速決定讓全民概括承受制度的不健全、少數人的濫用和政府的怠惰。
一味調漲保費，其實無助於健保的財務健全和永續經營。以剛結束的二○二○年為例，道理一說即明：因為受新冠疫情影響，許多人唯恐受到感染，因此避免前往醫院；僅前三季，就醫人數即減少了將近兩千萬人次。從積極面看，民眾節制自己不必要的就醫行為是好現象，可以減少健保醫療資源的浪費。但從消極面看，由於就診人數驟降，使得不少基層診所或區域醫院收入銳減，有些則因持續賠錢而必須縮編甚至向銀行借貸。
這些現象，顯然不是政府調漲保費就能解決。更令人奇怪的是，既然去年就醫人數大幅下滑，政府必須向各級醫院、診所給付的醫療點數，整整下降了一百億多個點數；照理說，健保財務支出應該大幅下降才對，為何衛福部仍拿虧損的雞毛當令箭，調高全民保費？這是政府在刻意欺瞞百姓，或者健保費用被挪用於其他不當之處，才會有如此偌大的出入。對此，衛福部若不清楚說明，將難杜悠悠眾口。
事實上，這類的健保「黑數」經常被提及，但政府卻往往避重就輕，不願意誠實交代或務實改革。最近醫界即提出一項質疑：從二○○○到二○一七年間，整體就醫人數減少了○﹒三％，但醫療費用卻從平均每人八四二二元暴升至一萬六千四百元，近乎翻倍。由此可見，全民健保資源有越來越「集中化」的趨勢，少數的人集中花掉了全民的健保經費。如果衛福部不作任何改革，長此下去，健保財務黑洞越來越深，年輕世代還能享受健保的眷顧嗎？全民健保還能算「全民」的健保嗎？
陳時中說，保費調漲之後，受雇者平均每月保費只多繳六十三元。挑比較低的平均數說，這就是為政者的巧妙話術，藉此迴避了自己必須面對的所有議題。想想企業的負擔就好，目前保費的負擔比是企業七、政府二、勞工一，政府漲得輕鬆，但它想過企業的支出多沉重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