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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報社論／管制常態化：疫情漸去，民主回得來嗎？
◆ 聯合報黑白集／一萬元讓你自證窮苦
◆ 經濟日報社論／解決紓困之亂 何不直接發現金
經濟日報社論／解決紓困之亂 何不直接發現金
2020-05-07 02:09 經濟日報 / 經濟日報社論
行政院長蘇貞昌4日宣布擴大紓困，鎖定有工作無加保者及農漁民，將「排富」每人發放1萬元。前者是指有工作但無參加軍公教、勞、農保者，例如舉廣告牌、流動攤商、個人接案等，排富後適用的對象為家戶平均所得高於各縣市基本生活費1.5倍以上、低於二倍者，預估有8萬人，即日起可申請。後者則是實際從事農漁生產工作，但未領取3萬元紓困補助者，排富標準為報稅所得50萬元以下，約有140萬人受惠，則預定11日起上路。
就因為蘇院長「即日起可申請」這一句話，許多民眾次日即蜂擁至各地鄉鎮市區公所，卻因為必須符合四項條件，民眾需填具申請書並檢附證明，連陳時中部長都覺得計算公式複雜難算；而各地公所卻還沒收到公文，中央也沒訂好表格，作業細節一問三不知，讓民眾乘興而來、敗興而去，引發「紓困之亂」的民怨，紛紛在蘇院長的臉書貼文開罵。
歸根究柢可以發現，政府紓困政策慢半拍，讓受困的民眾望眼欲穿，遲至4月底才有第一筆紓困金送到個人手上是遠因；其次是推出的個人紓困方案琳瑯滿目，包括無薪假勞工薪資差額五成補貼，最高每月可補助1.1萬元，最長六個月；艱困企業員工六成薪資補助、自營作業者3萬元補助、弱勢生活給予三個月4,500元補助、勞工紓困貸款等方案，讓民眾有在等待「開獎」的焦慮感，唯恐錯失機會。
第三是紓困方案有太多的條件門檻限制，包括受疫情影響證明、門檻太嚴等，讓許多弱勢民眾看得到吃不到。舉例而言，自營作業者補助限定投保薪資2.4萬以下，民國107年(2018年)所得總額未達綜所稅課稅標準40.8萬元，反而排除多數自營作業者，然而計程車、遊覽車司機卻無條件可領取3萬元；紓困貸款限營收年減20%者、旅館業補貼限客房住用率或營收年減五成等，也讓受困者在門檻邊緣而無法獲得紓困機會。
再以追加的急難紓困金而言，家戶平均所得高於基本生活費1.5倍以下者並非對象，讓人覺得「排富」反而像是「排貧」。衛福部澄清是因為現制已對所得在基本生活費1.5倍以下者給予急難救助協助，擴大紓困是想對高於1.5倍族群也能照顧到，又引發何不對更弱勢者加碼的不平之鳴。
當然，站在政府的立場，深怕民眾重複領取或是有人渾水摸魚，造成財政支出增加，設定條件門檻也是不得已的措施，問題是申請者就需要提供一堆證明資料，進而讓審查的程序拖太久，結果是承辦的公務人員壓力很大，真正受困者又覺得非常耗費時間才取得救命錢，對政府的好意反而無感。
最令人詬病的是，蘇院長帶頭宣布紓困方案時，各部會都同時提出「有多少萬戶受惠」的數據當作政績宣傳，顯然在盤點哪些弱勢尚未獲得補助，從而訂定適用的條件時，代表已經充分掌握哪些企業、家戶或勞工符合條件，則又何需民眾提出證明並主動申請？可見得，政府太計較申請紓困民眾的真實性，就會訂出瑣碎、繁雜的門檻條件、證明資料和表單作業，增加政府的行政成本和民眾的依從成本，變成紓困之亂。
再往前推，政府發的酷碰券一開始就限電子支付，又排除量販店、超商、超市，等同於排貧、排弱、排老、排鄉，在各界批評後就算改為加發紙本，但已讓民眾無所適從，徒然增加政府和人民的成本，弱勢者也無福消受，經濟效果更明顯不如消費券，民眾對於酷碰券無不充滿疑慮。
蔡政府若怕打臉自己而不願發行消費券，何不學學美國、日本對全民發放現金，紓困的成本最低也最直接有效，對先前已領過的弱勢者等於再加碼補助，這也可讓全民提高可支配所得，從而振興已被疫情拖累很久的悶經濟。
聯合報黑白集／一萬元讓你自證窮苦
2020-05-07 01:00 聯合報 / 聯合報黑白集
行政院擴大急難紓困方案，各地出現申請紓困金排隊人潮。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蘇貞昌敲鑼打鼓，宣布要發放一萬元現金，給無投保的底層勞工和農漁民。誰料，大批民眾爭相前往申請，卻吃了閉門羮。原來申請辦法次日才送到地方，且條條框框的限制很多，民眾得證明自己「夠窮」才行。
排隊申請這一萬元紓困金的人很多，公所前長長的人龍，說明許多人日子不好過。何況，人們為了區區兩個口罩都可以排上幾小時；現在有萬元現金可拿，當然也要排一排。
問題是，要證明「有資格」拿這一萬元並不簡單，你得自證又苦又窮才行。光是無投保還不夠，你得證明自己平時是賣玉蘭花、口香糖或舉廣告牌等零工，還得出示全家大小的存摺證明積蓄不足，還得懂得各縣市「最低生活費」的計算標準。完全通過審核，才能領取。
為了區區一萬元，政府要求民眾「自證窮苦」，這是難以想像的傲慢，也是對人民的殘酷羞辱。百日抗疫，全台兩千多萬人受盡精神折磨，誰的日子好過了？在這樣的時刻，政府只不過撒點小錢給百姓，卻還挑肥揀瘦，端出一長串的官樣文章，逼著人民自證窮苦。這樣的政府，還有一點憫恤之心嗎？
蔡政府去年「撿到槍」嘗到威風後，施政便充滿「有功先搶、有過外推」的浮誇虛矯氣味。民眾是它施恩示惠的對象，地方政府則是它逞威卸責的代罪羊。一萬元現金紓困，又讓蘇內閣撿到槍了，百姓則被逼著哭窮。問題是，那紙賣玉蘭花的證明要誰來開？
聯合報社論／管制常態化：疫情漸去，民主回得來嗎？
2020-05-07 00:53 聯合報 / 聯合報社論
新冠疫情趨緩，民眾都盼能早日回歸正常生活。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台灣度過疫情百日，本土零確診已廿多天，社會瀰漫著期待解封的情緒。許多人因經濟窒息和社交距離之限，物質與精神上皆飽受煎熬，渴望早日鬆綁。但防疫指揮官陳時中表示，求取疫情和經濟的平衡，讓社會正常運作的首要前提，是「管制常態化」。
陳時中說，讓管制常態化，接著在「可隨時收緊」的前提下，鬆綁部分管制，讓民眾生活從目前「半正常」走向「三分之二正常」。防疫鬆綁著眼在經濟活動，政府不肯放手的「三分之一不正常」，就是社會管制。換句話說，若無新藥與疫苗問世，或者新冠病毒完全退散，人民便無法脫離管制的枷鎖。
「管制常態化」，當然與民主體制有扞格。在大疫危機中，人民自動放棄部分個人行動自由，為的是全民共同的健康，不料也因此助長了統治的特權。台灣的抗疫成績，來自防疫紓困特別條例「空白授權」提供的諸多管制，甚至不乏凌駕憲法的侵權禁令，以及無法源下利用資通科技監控的資訊。
過去一百多天，台灣未發布緊急命令，卻對社會進行近似緊急時期的管制和動員。政府不僅剝奪滯留武漢台胞的返家自由，限制醫護人員、高中以下師生的出國自由，更徵用全國口罩與工廠，禁止出口，不准寄送海外親人。而外交部卻在疫情吃緊之際，大肆進行「口罩外交」，完全重外輕內。更可議的是，直到開始「大外宣」，政府才自曝一月底就展開對民眾的電子監控，除了檯面上的電子圍籬，更全面展開電子足跡搜尋。以防疫之名，老大哥早已侵入千家萬戶。
當外界質疑防疫政策侵權，政府抬出《紓困條例》和《傳染病防治法》，辯稱行事有據。事實上，這就是空白授權及擴大解釋的危險：當一切裁量根據「人治」，隨意收放，任意圈列，這是很可怕的事。面對病毒威脅，一般民眾不會同情被侵權者，反而凝聚成強烈的力量支持統治當局。疫情指揮中心則以防疫為藉口，不斷配合執政者採雙重標準歧視特定對象，甚至將「抗疫」與「反中」畫上等號，更配合主政者打擊監督政府的力量，這些都是反民主作為。人民一旦習於「管制常態化」，只懂得「順時中」，民主還回得來嗎？
為了防疫，政府採取非常手段自有其必要，但並不表示管制可以無限上綱，或者權力的施用可完全不受監督。國際媒體屢屢讚揚台灣防疫有成，固然值得國人自豪，但因此神化執政團隊卻是誇大其詞。為了百日防疫，若自甘放棄民主，豈不愚昧之至？
群眾對疫情危機意識抬升了執政者的民意支持度，非唯獨台灣如此，不少國家亦然。但台灣民眾要更小心的是，蔡政府把短期的「防疫」與長期的「反中」聯結得太緊，又不能妥善區隔經濟效應與政治後果；一旦短期的防疫結束，兩岸關係長期的和平交流會受到什麼衝擊，將難以逆料。最近各種「正名運動」乘勢而起，不論其能否達成，光是台灣內部的互相對抗便會耗掉人們無數心力，增添無限焦慮。疫情過後，這類的政治後遺症將比抗疫帶來更多社會分裂。
「管制常態化」不只是法令或技術問題，它攸關後疫時代的民主何去何從。執政者利用危機侵奪人民權利，只要人民因恐懼妥協，管制便日久天長，甚至日後可藉經濟、軍事或環境等各種天災人禍，任意擴大「管制常態化」。如此一來，豈不是將民主「非常態化」？
疫情無疑將永久改變現有的社會、經濟與世界秩序。當其他國家藉著防疫發展科技，創造新的工作模式；台灣如果只以四百多例的確診數自得，還在進行口罩、社交活動、電子監控的控制，我們的經濟大概只能原地踏步，而民主卻可能向後倒退，甚至陷入戰爭的險境而不自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