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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震生／美國介入國際安全一世紀
2017-04-08 02:30 聯合報 嚴震生
一九一七年四月二日，在一次大戰爆發近三年後，美國總統威爾遜在國會進行演說，要求對德國宣戰；四天後，參議院以八十二對六票壓倒性多數通過決議，美國正式成為協約國一員。第一批美軍六月抵達法國，但到十月才真正和德國在前線作戰。到第二年五月時高達百萬，最終讓德國認清壕溝戰僵局對其不利，決定停火結束大戰。
此前，美國外交奉華盛頓總統告別演說的孤立主義，及一八二三年門羅主義為圭臬，儘量避免干涉歐洲事務、捲入歐陸衝突。或許十九世紀前三分之二時期，南北矛盾及疆域擴張，確實讓美國分身乏術，且國力尚不能和歐陸強權對抗，因此選擇明哲保身；然而，南北戰爭後，國土擴張告一段落，工業革命帶來快速的經濟發展，到十九世紀末，它絕對是一個可與英、法、德、奧、俄等傳統強權平起平坐的新興勢力。
美國自認它對國際事務看法，有道德考量，並不同意歐陸傳統的現實政治，也不贊成這些強權在海外經營殖民地，然而孤立主義傳統仍存在，讓它無意干預其帝國主義作為，也不願介入，直到一九一七年四月。
一次大戰後，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強權，但它卻選擇回到孤立主義，不僅未參加國際聯盟，更在三○年代全球經濟大恐慌時期，推出保護主義色彩極濃的史姆特—霍利關稅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讓世界經濟不景氣雪上加霜。在這段期間美國不介入國際事務，甚至通過四個中立法（Neutrality Act）間接造成納粹德國興起。二戰爆發兩年多後，美國才因日本偷襲珍珠港，正式向德、義、日三國宣戰。
二次戰後的美國絕對是唯一霸權，它也從兩次大戰學到一項重要功課，就是美國必須扛起領導國際社會的重責，即使讓許多國家搭便車，還是得做一個或許是心不甘、情不願的警長（reluctant sheriff），以避免國際權力真空，造成極權勢力興起。過去七十年間，美國積極介入國際事務，不時受到許多國家批判，也常常引發國內抗議聲浪，但無論是在冷戰時期的兩極體系，或後冷戰時期的單極及多極體系，重新回到孤立主義似乎已不再是考量途徑。
然而，川普總統上台後似乎想要從國際領導霸權角色退下。他先將美國從多邊自由貿易的跨太平洋夥伴協定撤出，又威脅要祭出保護主義的關稅。原先他對集體防禦的多邊安全機制排斥，似乎有所轉折，不過盟國仍然對他透過幕僚而非本人所作的承諾有所質疑及保留。如果川普還是如競選期間一樣，執意要走美國優先路線，不願意承擔領導責任，那麼一世紀來美國介入國際安全的外交途徑將告終結。
不過，在參議院對德國宣戰一百年後的四月六日，川普總統下令用戰斧飛彈空襲敘利亞空軍基地，懲罰該國使用化學武器攻擊平民百姓，顯然川普也認識到，儘管不願意但美國還是國際社會警長。
（作者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美歐所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