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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日報社論/大學鬆綁 創新生態系的第一步
2017-11-28 03:17 經濟日報 經濟日報社論
藉由創新來驅動經濟成長是蔡總統在經濟方面的主要政見,也不斷推出各種鼓勵創新創業的政策,從5+2產業創新政策掛頭牌的亞洲.矽谷計畫到各類挹注新創活動的基金補助、投資,冀望打造良好的創新生態系。
所謂良好的創新生態系,簡單來說,就是要透過各種機制來持續匯集足夠多足夠好的腦袋,孕育出前所未見又能解決人類問題的技術或應用,並藉以帶動產業的轉型升級。這些機制包含了缺一不可的資金、法規、人才等各層面,其中資金與法規問題雖還未能完全解決,但至少在朝正向發展,對於挹注新創與法規鬆綁,社會已有一定程度的共識。最棘手的問題還是在人才方面。
創新活動是產業升級轉型的關鍵,最需要的不是水、電、土地、勞工,而是腦力。除了美國之外,瑞士是全球經營腦力的佼佼者。瑞士人口僅有台灣的三分之一,面對國內人才、腦力不夠用,瑞士的企業在全球廣設研發中心,善用各國的人才與腦力,因此成就了瑞士產業多元化、品牌多又好、附加價值高的小而美經濟強國。瑞士沒有產業升級轉型的問題,只有維持高品質與尖端技術的挑戰,正因為他們注重研發、不惜重本,更了解腦力的重要性,能持續善用外界人才。相對之下,亟思產業升級轉型、藉創新驅動經濟成長的台灣,卻正被警告是全球人才外流問題最嚴重的國家之一。攬才未成、留才不易,毋寧是台灣創新或經濟轉型升級最大隱憂。
對於攬才未成、留才不易的原因,目前漸具共識的看法直指台灣的低薪環境。這固然無庸置疑,然而以發展趨勢來看,除了持續呼籲企業「拿出道德良知」來加薪之外,政府已無法(或不願)採取更積極的政策來改善,要期待靠提高薪資來達成攬才、留才效果,短期內恐難令人樂觀期待,也必須思考其他可能的解方。
先就留才而言,眾所周知,台灣人才的質與量均佳,人才之所以外流,除了低薪之外,最主要的還是產學合作的嚴重不足。對於產學合作,雖然政府過去的努力與政策不勝枚舉,但不可否認,台灣的大學與產業到目前仍是兩個非常獨立的生態系,追求的目標仍存在很大的歧異。我們仍難看到像美國史丹福大學與矽谷那樣榮辱與共的共生關係。
談史丹福大學與矽谷的關係並非高調,更非特例。新加坡的新創圈發展蓬勃,主導者並非政府而是大學。大學不但是孕育人才的搖籃,更是科際整合的最佳平台,而人才與科際整合正是創新最重要的元素。大學若能主動帶領新創活動,孵化新創事業,會比政府來推動來得事半功倍。以新加坡來看,新加坡的大學法人化做得非常徹底。法人化的大學可以自由訂定教師薪資以留住優秀教師或延攬國外優秀教師,也可以淘汰不適任的教師。而所謂優秀與否,有很大的比率與實際的創新活動有關。大學可以成立利潤中心制的管理顧問公司,負責經營管理整個大學師生創造出來的智慧財產權,可以將專利銷售給國內外企業,可以投資新創事業,更是新創事業的加速器。
法人化的大學加上以公司型態存在的管理顧問公司激發了各種良效。例如,光是大學本身就可以成立很多的新創團隊,既有很好的校內技術支援,有容易取得、願投資早期新創活動的資金奧援,有適合的海內外加速器促進完成經營模式,也有具體的上市或併購規劃協助。這種一體成形的新創生態圈唯有由大學來啟動才可能見效。
人才由大學所培育,因此留才、攬才等人才問題由大學端來解決應該是一個可供思考的模式。台灣即使短時間不易做到大學法人化,但更大幅度的大學鬆綁,讓大學與產業的更強結合來解決棘手的留才、攬才問題,創新生態系才能展開成功的第一步。
聯合報黑白集/民進黨的「隔離式」民主
2017-11-28 00:04 聯合報 聯合報黑白集
立法院財委會質詢慶富案時,媒體被趕到九樓狹小、安全堪虞的隔離區。記者林伯東/攝影
立法院外重重的警察人牆、拒馬和蛇籠,自民進黨重新執政後似已成為常態。在立法院內,也悄悄「改變成真」。財政委員會的九樓大禮堂和司法委員會也陸續改建會議室,將媒體「隔離」在所謂的「記者採訪區」。
立法院的理由是:七月審查前瞻條例預算時,該會議室曾爆發混亂場面。但這間會議室難道是第一次發生混亂場面?別的不說,三年前的服貿「半分忠」事件,就在同一地點,當時的衝突並沒有比較溫和,也沒有改建啊!若說衝突場面是媒體引起的,那是更大的笑話。
有一位綠營的網路意見領袖曾說,有些事情國民黨做不行,民進黨做可以,因為「國民黨很壞,所以不行」。在這種心態下,民進黨於是膽大妄為到「國民黨不敢做的事情,民進黨敢做」。立法院「隔離媒體」,就是如此。
在野時,民進黨對批判政府的聲音大聲叫好,讚揚是「公民力量」,並趁勢收割。綠營執政後,卻用「隔離」的方式執政。總統的維安規格、政府部門周邊的警戒都達到高峰,如今連媒體都防。
這到底是隔離反對者,還是隔離自己?民進黨政府正逐步把自己關進牢籠,卻不自知。
聯合報社論/多少雄心壯志,最後都認賠殺出了事
2017-11-27 23:59 聯合報 聯合報社論
海巡署和慶富解約,也預告了獵雷艦的命運也將步上同一結局。圖/慶富提供
海軍獵雷艦案擱淺的問題尚未拍板,海巡署倒搶先一步,主動宣布與慶富公司解除巡防艇造艇合約,並求償十二.八億元。海巡署的解約動作,似乎預告了獵雷艦的命運也將步上同一結局。若果真如此,這不僅對前後兩任總統高談「國艦國造」的政策將是一大打擊,並將造成一百多億元的公帑損失。如此巨大的損失,難道以一句「慶富該死」即能卸責或足以平民怨?
近些年來,類似的跨政黨、跨朝代公共工程弊案層出不窮,主政者在追查時都曾信誓旦旦,揚言要「追查到底」、「不惜動搖國本」云云;但到了最後,多數弊案卻都不了了之,只淪為政治追殺的工具。或者,頂多抓住幾個上下其手「技巧」欠佳而留下破綻的官員,應付一下輿論,卻放過更關鍵的人物。更嚴重的是,在追究責任喊打喊殺的時候,朝野政黨皆以自己的政治目的為重,不惜為追殺政敵而放話混淆視聽,卻忘了要完善招標、監督、揪弊及執行的制度,以追求國家目標的達成。
在這種「重究責、輕執行」的氛圍下,台灣民主政治似乎就注定只能在藍來綠往的弊案中拔河,在朝野「共業」的泥淖中互相抹黑。因此,主政者誇下的多少雄心壯志,最後都以國庫公帑的「認賠殺出」收場;民眾則在獵巫打弊的熱情過後,只留下無能為力的虛空。拉法葉艦案如此,獵雷艦案如此,海科館案如此,雲林焚化爐如此,大巨蛋案如此,核四廠封存案不也是如此?
海巡署與慶富的造船合約,是要打造廿八艘一百噸級巡防艇,金額共卅七.五億元。目前海巡署已驗收十三艘,另有十五艘進度落後,經多方催趕未果,海巡署只好宣布解約。而獵雷艦計畫的總預算是巡防艦的十倍之多,高達三五二億元,要打造六艘獵雷艦。如此龐大的計畫,竟能交給資本額僅五億元的慶富承攬,而高雄銀行竟能為其開立十七億元的履約擔保書,在在令人不可思議。
如果幫政府算算這筆帳,今天若此案解約,加上海科館的聯貸,估計公股行庫總損失將達一四九億元。這些,是聯貸公股行庫埋單,也形同是全民埋單。國防部日前公布廿三人的懲處名單,共計記十二過、卅三次申誡;換算下來,軍方記一個「過」,約莫等於六.五億元。如此高昂的代價,真的是國防部隨便作勢懲處一下,就能交代過去嗎?
國防計畫或公共工程的弊案及黑幕能被舉發揭露,從某個角度看,當然是有意義的事。然而,除了全力打弊追責,還有三個更重要的面向不能忽略:第一,是如何公正調查,還原真相;第二,是如何控制損害,用最小的代價收拾善後;第三,是如何改善制度,避免重蹈覆轍。依這三個標準,檢驗蔡政府對慶富詐貸案的處理,恐怕無一合格。
以目前的情況看,不論總統府或行政院的態度,都刻意將問題指向馬政府時代的招標失當,而無意作全盤的檢討反省。包括雄檢屢屢「帶風向」的發言和動作,都有意無意地將偵辦目標鎖定特定對象,而故意寬縱慶富家族,這也使得公正的偵查變得難以期待。從府方和軍方的處理,則都抱持「脫責」為先的態度,無意思考獵雷艦解約後的接續建造問題。至於獵雷艦停造後,海軍的軍力缺口要如何補上,滿口大話的國防部長馮世寬似乎也無計可施。
我們要提醒的是,揭弊固然重要,但如果政府無法從弊案中汲取教訓,進而尋求招標、監督、執行制度的改善,或甚至故意利用弊案來進行政治炒作,結果終將一事無成。廿年來,台灣無疾而終的公共弊案還會少嗎?但是,主政者胡亂拍板的政策依然層出不窮,盲目認賠殺出作廢的計畫也難以勝數,台灣國家計畫及公共建設的品質依然貧弱不堪,這樣人們會甘心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