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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震生／七七抗戰80周年，再思當年國際關係
2017-07-07 03:01 聯合報 嚴震生
今年是七七抗戰八十周年，儘管現政府不太可能重視這歷史事件，但台灣卻必須由當年國際關係，記取教訓。
中日戰爭並非始於盧溝橋事變，嚴格說來，衝突始於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日本不僅占東北、建滿洲國，還進軍熱河，甚至上海也發生淞滬戰爭。國際聯盟派李頓調查團查訪，指關東軍行動並非自衛，但日本卻選擇退出國際聯盟。
當時美國國內充斥孤立主義，因此對日本侵略行為，僅能由國務卿提出不承認主義，一九三○年代美國通過四次中立法（Neutrality Act），就是不想捲入東亞衝突。儘管羅斯福總統或許同情中國，但七七事變後，也僅能發表「隔離演說」，對日本進行「道德禁運」。美國對日本採取較嚴格的軍事制裁，是在歐戰後，而介入東亞戰局，與中國進行軍事合作、共同抗日，則在日偷襲珍珠港後。
美國對日本採取較容忍態度，當然和國際現實脫不了關係。一次大戰後的日本，早躍升世界級強權。國際聯盟成立後，它和英國、法國及義大利是理事會四常任理事國。在華盛頓會議限制軍備部分，日本海軍船艦噸數，雖然低於傳統海權大國美英，卻高過法國及義大利，世界排名第三。
美國前駐北京公使馬克謨在一九三五年未公開的國務院談話，大致反映職業外交官對東亞情勢的見解。他認為日本在東北的行動事實上是遵守《華盛頓公約》，反倒是中國所採是不妥協態度，片面廢止先前與日本簽的條約，迫使日本採取行動保護其利益。馬克謨的觀察是美國政策如「不承認主義」，事實上是間接鼓勵中國採取頑強抵抗態度，讓中國人存心鄙視其法律義務、採取挑釁方式、並使用暴力。他認為如果對日本採取合作政策，或許能夠避免日本軍事作為。這個對侵略者姑息立場，充分顯示強權間的互動，完全是國家利益現實考量，和道德無關。
如檢視抗日戰爭中的美日關係，就必須正視日本此時絕對是大國。任何美日間互動，都是大國關係。在國際關係基本上是強權政治展現的認知下，日本和另一個非強權衝突，只要不直接影響其利益，是不會引起強權正視。日本有能力操控大國關係，中國則僅能訴諸國際道德，這也是為何在太平洋戰爭前，中國存在著相當大的孤立感及挫折感。
台灣目前面對的國際現實，和當年類似。中國雖未獲得國際社會介入協助，但因為有廣大腹地及願意拚鬥決心，還能撐到太平洋戰爭，以至最終有勝利機會。
蔡英文政府若因美國船艦未來可能停靠台灣、或是對美進行軍購不會中斷，而天真以為台海衝突發生時，只要不是台灣挑釁或片面改變現狀，就能獲得美國軍事協防，是不切實際的想法。
今天中國綜合國力，早超越當年的日本，只要北京不攻擊美國領土，華府大概能做的就是「不承認主義」或「隔離演說」等消極作為，台灣能否對抗來自對岸的軍事壓力，才是真正關鍵。
（作者為政大國關中心美歐所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