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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筆記／蔡英文的兩個「用心」
2016-10-15 02:07聯合報 劉秀珍
一名大陸地方官員日前來台，在飯店附近藥妝連鎖店轉了一圈，發現店裡只有他一個客人，便與店長聊了起來。店長問他，「你們大陸人怎麼都不來了？那些擺在入口處的精選品項，都是替你們準備的呀！」
這位官員好像在說在外地的旅行見聞，近來陸客人數下跌影響台灣零售業績，他總算親眼目睹，覺得也是個收穫。他不諱言，訪台陸客多是具採購力的退休族群，對政府政策最在意。蔡英文總統雙十國慶演說，仍未說出兩岸的「通關密碼」。
這篇演說，有關兩岸關係論述就如變色光盤，有人相信它向對岸釋出善意，也有人認為這又是「英式」空談組合。如果再將之前一周蔡總統密集接受外媒訪問，與五二○就職演說串起來看，充滿匠心。
一個「用心」是，就職演說與國慶文告，從文稿的議題順序、結構與使用字眼，有高度一致性，也是蔡向對岸表達善意的表現。這兩篇都從年輕人的話題開頭，到經濟轉型、區域和全球發展，最後才談兩岸關係。
蔡在公開場合談話的用字譴詞，用心極為明顯。正如蔡總統所說，為了「一致性、可預測、且可持續的兩岸關係」，她的「每一句話都未曾改變」。其中，「包括中華民國憲法、兩岸條例以及其他相關法律、尊重一九九二年兩岸兩會會談的歷史事實等關鍵詞，甚至還加碼說了一句「呼籲中國大陸當局，正視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
不過，如與華爾街日報、讀賣新聞專訪對照，國慶演說中所說的承諾不變、善意不變、不在壓力下屈服、不走回對抗老路的「四不」說法，在外媒訪問中有大篇幅陳述；加上蔡不久前才給民進黨黨員的信，強調要「力抗中國」，不難發現這是蔡在演說布局的另一個「用心」。
因為在面對內、外壓力下，展現兩面操作手法，既可釋放「抗壓說」，消弭內部雜音，又能重述「維持現狀」說，讓她與大陸間關係不致緊繃。
國慶演說後，據聞民進黨人士透過管道與對岸連繫，希望確認對岸是否已看到蔡有關兩岸關係論述的「進步」？但研究對台學者不諱言，「內容的確是有進步，但僅是保持了語言彈性，立場顯然不變」。
這意味蔡仍須答覆兩岸關係核心問題，或許國慶演說表現某種彈性語法，為她爭取延後答題時間，但確定的是，大陸對台將會擴大施壓力道，且「工具多得很」。
包括外交關係、兩岸往來等，都是大陸可施壓場域。相較過去，台灣賴以因應的實力已今非昔比，還有多少以拖待變空間？難道答案在風中？
聽，巴布狄倫「在風中飄蕩」
2016-10-15 02:07聯合報 邵玉銘／華視董事長（台北市）
得知巴布狄倫得諾貝爾文學獎，讓我回想一九六○年代留美的時光。他的「在風中飄蕩」（Blowing in the wind）震撼了當年關心美國命運與越戰的人心。
大家的問題是，美國為什麼要打越戰？當時美國投下的炸彈總數超過二次世界大戰投彈的總數。我那時在美國留學，酒餘飯後，都聽到這首歌曲，他的歌曲其中兩段如下：
「一個人要壓過多少的道路，你才會說他是個大人？一隻白鴿要飛過多少海洋，才能在沙上安眠？是的，砲彈要炸飛過多少次，它們才能被永遠禁止？答案，我的朋友，飄蕩在風中，答案飄蕩在風中。
一個人要仰望多少次，才能看到天空？是的，一個人要有多少雙耳朵，才能聽到別人在哭喊？是的，要多少人死亡，他才知道死屍的數目？答案，我的朋友，飄蕩在風中，答案飄蕩在風中。」
越戰的結果，是美軍陣亡五萬八千人，南北越人民陣亡數百萬人。當時大家追問的問題是，反共一定需要這麼慘烈的代價嗎？
在一九六○年代，美國同時還進行兩項革命。一是民權運動。經過三百多年來對黑人的歧視，一九六三年，馬丁．路德．金恩牧師「我有一個夢想」的著名演講，他最終的一句話是：「我們黑人終於自由了！ 」
另外一個社會運動是反主流文化運動。他們認為資本主義只顧追求利潤，違反人性自由，認為是時代的悲劇，他們要人類回歸自然，過一個自由的生活。其中以嬉皮文化為代表，他們的一個口號是「要做愛而不要作戰」，「貞潔是給自己的懲罰」。總之，一九六○年代是美國的第二次獨立革命，他們挑戰並質疑美國這個國家生存的意義和未來的走向。
筆者面對這樣動盪的美國以及中國文化大革命的血腥鬥爭，是經過了一個心神徹底洗滌的革命過程。
巴布狄倫得諾貝爾文學獎，使我重新想起那個追尋良心、面對殘酷現實及尋求未來的年代。個人一生專攻美國現代史，覺得一九六○年代是美國現代史上最令人懷念而振奮的年代。
今天我國正值一個所謂政權輪替、轉型正義時刻。國家現況的因應之道，兩岸關係何去何從，國家的未來如何規畫？恐怕不是政黨政治藍綠對立所能解決。全體國人必須以最謙卑的心，最深刻的檢討來研究如何解決我們目前的困境。
巴布狄倫的歌曲之所以讓人顫抖流淚，因為他直搗美國生存的意義，族群的對立以及美國如何走向未來。個人希望在垂老之年一掬寸心，祈求國人讓一個重視自由、民主、人權的中華民國，能有一個未來。
憑弔理想主義還活著的年代
2016-10-15 02:07聯合報 胡又天／作家、歌詞研究者（台北市）
文壇已被網路海量資訊與多媒體娛樂沖刷得稀薄已極，總算還有個諾貝爾文學獎，它如今最大的意義與價值，當在「燒冷灶」，把幾個在國際大眾間沒什麼名的作家給捧一下。
但這一屆不是燒冷灶，他們跨界把獎給了狄倫這個早有令譽的歌手。這代表什麼呢？我覺得這是肯定，也是憑弔那個理想主義還活著的年代。那時候，歌手和樂迷，有很多人深信不疑，搖滾可以改變世界。
在美國是狄倫，後在台灣有羅大佑，在中國大陸有崔健，無論你覺得他們的作品怎麼樣，他們確實帶起風潮，向世人展示了音樂結合現代媒體科技所能引發的政治動能。誰不想擁有改變世界的力量呢？他們讓我們感到彷彿真的可以有，這便是一種信仰。
直到冷戰結束，左翼神話破滅，理想主義破產，講究破除各種執見的後現代思想代興，人們逐漸看透了，所謂抗議歌手、搖滾夢想，無論他是真誠地在傳道作樂，或者只是標榜這些來賺錢，都不會有什麼太了不起的神力。
文學的極限是真實，信仰也是。現實證明音樂並不那麼萬能，音樂可以向我們提出無限的可能，但當你要把「可能」落實到現實世界、地方政治，就完蛋了。所以狄倫也是精明、洞明，他早就沒把自己當什麼意見領袖去搞組織、選議員，他就是堅持做自己的音樂，不理會別人的喜好與反應。
狄倫因而保有了作為一個人的自由，他沒有被困在神格裡。我們創作者與知識分子渴望的改變世界的音樂能量呢？搖滾樂中的理想與夢想，你如果不想把它落實，它就是假的；你如果真想把它落實，它就會落空。能夠落實、已經落實的，都會被嫌不夠，你自己也必須要嫌不夠，不然你就不再算是真搖滾了。
這樣演到後來，搖滾就必須也只能一面上升為神話，一面下降到市儈；在中間的音樂人，就必須要和總想拿這個來搞政治的知識分子決裂，然後世界上最會寫文章的那一票人，也就不會再青睞搖滾樂。
老樂迷和這個諾貝爾文學獎，懷念的是那個還充滿著可能性與不確定的年代。它不會再回來了，而摧毀那種想像的並不是某個邪惡勢力，而是每個實實在在看得見摸得著的人。
至此，我們倒還真可以從現在的巴布狄倫，沒有被這個文學獎包括在內的巴布狄倫得到一點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