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廣全民AI 向星看齊
◆ 公藝修法 管好評委才能對症下藥
◆ 名家縱論／中美既有鬥爭 也要聯合
◆ 星期透視／打破高牆 改革少年司法
◆ 大屋頂下／大一中架構（上） 施明德加上郝柏村
◆ 蔡英文總統論文讀後感（上）／我兩度赴倫敦政經學院借閱 2019-09-18 18:22
◆ 蔡英文總統論文讀後感（中）／外殼燙金 內頁像傳真紙 2019-09-18 18:32
◆ 蔡英文總統論文讀後感（下）／兩種編排有異 畢業35年收到 2019-09-18 18:32
名家縱論／中美既有鬥爭 也要聯合
2024-01-28 04:58 聯合報／ 邱坤玄（作者為政治大學東亞所名譽教授）
最近以激烈鬥爭為主軸的美國與大陸關係，出現了聯合的現象，去年十一月中旬，拜登與習近平在舊金山會晤，開啟了聯合的路線，之後雙方在兩岸議題上的互動，顯現了一個關鍵的主題：大陸堅持的和平統一正面臨嚴峻的挑戰，雙方應該如何嚴肅面對，以避免大陸最終訴諸武力。
去年年底，美國學者葛來儀、白潔曦與柯慶生在「外交事務」期刊發表文章，主張美國對大陸不能只有軍事威嚇，更必須對大陸提供再保證，不挑戰大陸對台政策底線，質言之，要避免讓大陸認為統一的可能已完全喪失，建議賴清德如當選可以考慮凍結台獨黨綱。
值得重視的是柯慶生目前仍有美國國務院顧問的職務，他在民國九十五到九十七年（二○○六到二○○八）擔任副助理國務卿分管美國對兩岸事務，對於陳水扁推動台獨的冒進行為，具有管控的經驗。
接著在今年一月十一日美國白宮國安會以背景簡報方式宣稱，美國不支持台獨，並且罕見地表示「不對兩岸歧見最終解決方式採取立場，只要是以和平方式」，此一表態形同重申美國與大陸之間三個公報的基本精神，照顧到大陸的感受。
大陸對台也是和戰兩手，國台辦對我兩項選舉結果僅表示「民進黨並不能代表島內主流民意」，聯合的對象就包括百分之六十不支持及反對賴清德的民眾。相較於國台辦的聯合主軸，大陸國安部微信公眾號於一月十五日發表「反分裂法利劍高懸」的文章，就呈現堅決鬥爭的立場，當然對象就僅止於外部勢力與少數的台獨分子。
我大選後幾天，我邦交國諾魯就宣布與大陸恢復外交關係，中國大陸外交部發言人指出，一個中國原則已為聯合國大會二七五八號決議所確認，是國際社會普遍共識，中國大陸要凸顯應對台獨挑戰，仍擁有許多籌碼。
但是美國在台協會主席羅森伯格隨即指稱，聯合國二七五八號決議沒有決定台灣地位、沒有排除任何國家與台灣建立外交關係，美國顯然對聯合的範圍有所區隔。
概括而言，目前美國不會與我國建交、不簽軍事同盟條約，同時約制我宣布台獨、改變國家固有領土、進行統獨公投，但是支持我充實防衛能力，支持他國與台灣維持邦交關係、支持台灣有意義參與國際活動與非以主權為單位的國際組織。
可以看出統一戰線的「聯左、拉中、打右」策略，就是要鞏固基本盤、拉攏中間分子，打擊對手，每一國家都應該善於運用，除了鬥爭之外，還要有聯合，才能有效保障國家利益。
美國與大陸都有內部問題需要處理，穩定與發展是雙方在今年之內最主要的目標，統一戰線的鬥爭與聯合將持續進行。我政府應利用此時機，適度對大陸釋出善意，檢討我國禁止大陸進口的產品中，開放對我影響小的項目進口，開放更多直航航點，開放組團赴大陸旅遊等，在五二○之前營造兩岸和緩的氛圍，也符合美國與大陸當前關係的走向。
星期透視／打破高牆 改革少年司法
2024-01-28 04:58 聯合報／ 王如玄（作者為雍展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董事長）
新北市國中生殺人事件，引起社會安全網缺失的討論。而少年司法工程，是司法改革重中之重。但少年事件向來不是政府的優先議題。民國一○八年（二○一九年）少年事件法以強化少年輔導保護為核心的大修法之後，那也是漫長的廿多年改革之路，但我們必須沉痛呼籲，如果執法部門不能改變互推責任的本位主義態度，只是以召開多少會議來搪塞，改革仍是一場空。
少年事件法新制於今年全面上路。在曝險少年部分，要求各縣市政府成立「少年輔導委員會」以「行政輔導先行」方式，減少少年觸法的可能。縣市首長必須認知這已非過往設在少年警察隊下的「懲罰」工作，必須主動發現個案、整合資源，首長對少年輔導會組織人力、資源投入的重視；曝險少年的類型的檢討、少輔會調查權限等，都是少年司法新制實施後的觀察重點。
就少年司法實務而言，少年法庭法官權限最大化，調查、審理、執行合一，與一般刑事案件截然不同，少年法庭法官應深刻認知權力賦予目的是期待法官可以在具體個案中發覺少年問題所在，並找出最妥適的處遇方式幫助少年、避免再犯。
面對少年的未來，少年法庭法官可以是少年生命中的貴人，試問法官認知這份工作重於泰山嗎？為落實多元處遇，少年事件處理法規定，少年法院為保護處分裁定前，認有必要時，得徵詢適當之機關構、學校、團體或個人之意見，亦得召開協調、諮詢或整合符合少年所需之相關會議，此一「資源聯繫諮詢會議」，少年法庭法官認真執行過嗎？執行成效評估呢？
少年調查官審前調查的落實，可協助少年法庭法官得到充分資訊，發揮司法及教育功能，讓少年獲得必要的專業協助。又為使觸法少年處遇能符合少年最佳利益，將保護處分接軌教育、社區環境，並能與學校、社會第一線輔導人員有更緊密的雙向聯繫保護機制，專責少年保護官之建制亦刻不容緩。
在少年安置輔導方面，即便在少年事件處理法已有責付及結合司法、社福及教育資源等少年司法安置輔導規定，但是願意接納的安置機構有限，長久以來存在的「有法規裁定、無機構執行」困境，司法及社政系統須有更密切的合作。
強化少年觀護所的鑑別觀察機制及運作成效，與時俱進檢討鑑別工具與流程，也是少年司法新制後的重要工作。
被害人保護同樣是少年事件中不可偏廢的一環。法官有義務讓少年明白其行為對被害人造成多大傷害，並使其認知法律絕不縱容及違法行為不可再犯，現行實務對少年一味寬容，且在少年事件調查審理程序中輕被害人之保護，例如告訴代理人得否閱卷，又有法官趕在少年滿廿一歲前匆匆結案等，兼顧被害人程序正義亦有討論改進空間。
少年司法是複雜嚴肅社會工程，目前政策協商平台各行其是。
新政府、新國會須共同思考專責機關整合少年事件輔導資源、犯罪實證統計調查、少年矯正教育成效、少年家庭困境的改善、監護人積極參與矯治過程及對民間更生少年團體機構的資源支持、設立少年就業服務關懷據點等。打破體制高牆，才是少年司法向前的第一步。
大屋頂下／大一中架構（上） 施明德加上郝柏村
2024-01-28 04:57 聯合報／黃年
美麗島事件若是台灣民主運動的南極，施明德是美麗島事件總指揮；紅衫軍事件若是台灣民主運動的北極，施明德也是紅衫軍事件總指揮。
施明德走了。但台灣的民主運動其實仍以這兩個事件為南北兩極的主軸在繼續旋轉。施明德說：「民主沒有句點。」
施明德的人生是一幅巨大的拼圖。本文要說的是其中一小塊拼片，那是他與郝柏村的一段相當深刻的互動，碰撞出火花，也留下了遺憾。
民國一○二年（二○一三年）二月，我出版新書《兩岸大架構／大屋頂下的中國》（天下文化），寄了一本給施明德。幾天後，他約我到汐止山上的別墅型家裡見面；此後的大約一年，我就成了那裡的常客，有時一周不只去一次。
此前我與施的交往相當淡薄，幾年碰不到幾次，可說沒有私交。但我對他的行止相當清楚，他也常看我寫的以「大屋頂中國」為主題的巨量評論。
民國一○○年（二○一一年），施明德在他的新書《常識》中寫道：「政論家黃年先生提出『杯子理論』。中華民國是杯，台灣是水；杯在水在，杯破水覆。這項論述是六十年來最具正面意義、有利於二千三百萬人共存共榮的理論之一，非常有智慧。」
我們在思想上顯有一些交集。這是我寄書給他的原因，也應是他約我見面的原因。
坐在施府露台上，他說：「我基本上同意你（大屋頂中國思維）的看法，希望這個想法有一天能在兩岸實現。」
我們談了很久，他說了許多對兩岸關係的看法，給我相當強烈的觸動。最後，我對他說：「施主席，你是台灣的施明德，我希望你也能成為兩岸的施明德，全中國的施明德。」我覺得，他有些動容。
我問：我們要不要做一些事？他說：可以想想看。
好像就在第二天，我告訴他，可以約請郝柏村與他領銜，聯名提出一個解決兩岸問題的倡議，並請蘇起為推進工作的總幹事。
他幾乎是立刻說：好，試試看。
我去見了郝柏村。他當場說好。我認為，郝是立刻想像到這件事的意義，也顯示他對施明德的評價與信任。然後，我去見蘇起，他也一口答應。接著，我隨蘇起去約請幾位聯署發起人。
暫時打住，回頭說一個插曲。
民國一○二年（二○一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率團赴大陸「走春訪舊」，會習近平。一月間，他約我入團隨行。他告訴我，他經常將我關於「大屋頂中國」的評論剪報託人送給當時的國台辦主任王毅；此次邀我隨行，將設法安排我與對岸人士對話。他還說，即使你不說話，只要你在團裡，他們就知道我的意思了。
連主席十分殷切，我也頗有意願。但我時任聯合報總主筆，報社將我勸了下來。於是我送了剛從印刷機下來的二十本《大屋頂下的中國》新書給訪問團作伴手禮。此事發生在我送同一本書給施明德的約兩個月前。
我在民國八十九年（二○○○年）是傾宋楚瑜的。連主席的胸襟氣度使我傾倒。
倡議工作展開後，除了雙方工作人員的連繫，施與郝見過大概五、六次面。郝至少兩次親訪施府，有時在外餐敘，氣氛皆十分投契。此際，幾位共同發起人也密切參與。
最後的倡議文字由施明德主持。標題為：我們的呼籲：處理兩岸問題五原則。
全案主要內容是「大一中架構」。節錄其要點：雙方交戰政府轉為分治政府；因「一中原則」已被窄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名詞，主張以「大一中架構」取代「一中原則」；在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上，共組一個不完整的國際法人；在大一中架構下，雙方承諾互不使用武力，雙方均享參加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的權利。
大一中架構，是大屋頂中國的延伸。
對於此案的定稿，郝柏村未持異議。施郝二人在兩岸問題的交集竟然可以至此境界，我既十分驚奇也萬分感動。
文本既定，也決定了聯署名單：施明德、郝柏村、蘇起、程建人、洪奇昌、焦仁和、陳明通、張五岳。
郝主動推舉施為聯署首席，他陪席。我則顧慮報社身分，婉謝列名。
其間，吳釗燮曾允加入聯署，但後來吳出任民進黨秘書長，施以名單不宜有政黨色彩而謝退吳的參與。
工作推進期間，施明德在輿論的布置上用了許多心力，主要的對象是綠營與對岸。他的綠營人脈深厚，此議得到許多重要山頭的正面迴響；且也接觸了一些深綠人士，至少預先壓住了可能出現的強力反彈。至於對岸，也掌握了幾條有意義的管道，讓對方理解倡議的內容，嘗試尋求對方正面的回應或共同推進，這些工作當時評估皆覺得成效不錯。
民國一○三年（二○一四年）五月是預定的發表日。不料，事態出了變化。三月太陽花事件發生，施家女兒施蜜娜攀上群眾聚集的立法院牆上噴了「當獨裁成為事實，革命就是義務」幾個大字，幾天後，郝柏村要我轉知退出聯署，他對施明德的理解與信任有了變化。
五月二十七日，舉行「大一中架構」發表記者會。遍插茱萸少一人，郝柏村從參與到退出，我相信在施明德心中留下了遺憾。如果此案有郝柏村聯署，歷史意義當然不同。
最可惜的是，各方對記者會的響應出我意料的冷淡。馬政府陸委會的評語是：維持兩岸「不統、不獨、不武」的現狀，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基礎上，推動兩岸和平發展。政府尊重各界理性客觀的討論，但這並不是現階段兩岸關係的當務之急。民進黨主席蔡英文的評語是：有人願意替台灣想是一件好事，但目前社會還沒有具體共識。對岸國台辦的評語是：兩岸不是國與國關係。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是兩岸和平發展的共同基礎。希望台灣各界人士在上述原則的基礎上，探索化解兩岸政治分歧，提出維護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意見和建議。
有趣的是，統獨雙方皆不贊成。台聯黨說，這是對馬英九「終極統一」的重新包裝；並對部分「本土人士」參與其中感到錯愕，但未點名施明德。相對地，台大名譽教授張麟徵也反對，認為這是台獨與獨台。
嗚呼。記者會開完的第二天，這一場認真籌畫一年多的「大一中架構」方案，幾乎就成了泡影。
這一段「大一中架構」始末，對郝柏村與施明德來說，都是他們巨大人生拼圖的一小塊。我認為，他們是因相互理解而合作，卻因雙方對施蜜娜噴漆的誤解而分手。然而，施郝二人未成的這一塊拼圖，後人仍可繼續努力。因為，借施明德的語法，兩岸問題還沒有句點，也千萬不能下錯了句點。
大一中架構，尚無句點。
推廣全民AI 向星看齊
2024-01-28 05:05 聯合報／ 廖明輝／中華經濟研究院輔佐研究員 （台北市）
台灣的半導體產業長期受到全球矚目，然而，隨著全球人工智慧的崛起，AI結合半導體晶片應用成為不可忽視的趨勢。從特斯拉AI人形機器人、三星AI手機、內含AI晶片的電腦和筆電、以及應用AI大模型的自駕車等案例，顯示由AI晶片所驅動的創新應用已成為AI發展主流。然而，台灣在發展AI的準備度卻遠遠落後新加坡，從英國傳媒 Tortoise Media 公布的民國一一二年（二○二三年）全球AI指數排名來看，台灣排名第廿六名，而新加坡則排名第三，僅次於美國及中國。
為什麼新加坡發展 AI 可以大幅領先台灣？從文化層面來看，台灣「愛拚才會贏」即「想贏」的文化，讓台灣發展出高階晶片的技術實力和半導體生態系統。相對地，新加坡卻有「Kiasu」即「怕輸」的文化，這種不讓自己落後的心態使得新加坡在各方面的發展都能走在前面，尤其在建構「智慧國家」、推動數位經濟、數位政府、數位社會等方面。
新加坡政府透過「AI Singapore」制定完整的 AI 政策為新加坡 AI 發展提供動能，從而產生社會和經濟影響，培養本地人才，建立 AI 生態系統，透過「1○○個實驗」旗艦計畫務實解決各行各業導入 AI 所面臨問題，推動「AI學徒計畫」滿足產業對 AI 專業人才需求。另外，新加坡「GovTech」類似台灣的數位發展部，推動新加坡公共部門的數位轉型，下轄的「政府開源科技部」開發基於生成式 AI 模型的「Pair」工具已被超過四千位公務員使用。新加坡的「國家人工智慧策略2.0計畫」推動全面的 AI 人才培訓計畫，更讓 AI 在新加坡成為全民運動。
對比而言，台灣雖在半導體技術上優勢明顯，但在推動全民參與 AI 讓 AI 應用深入各產業則落後於新加坡。新加坡政府以身作則，成為各種人工智慧解決方案的早期採用者，同時提供補助和共同資助計畫，促使企業和研究機構更積極參與 AI 創新。從新加坡全民 AI 的發展模式中，可以看到政府、產業、學術界的緊密協作，形成全方位的 AI 生態系統。對台灣而言，不僅需要保持在半導體領域的技術優勢，更需要透過全民參與、政府支持和產業協同，打造具有全球競爭力的 AI 生態系統，讓 AI 應用產業建構在半導體產業基礎上，成為台灣的另一座護國神山。
公藝修法 管好評委才能對症下藥
2024-01-28 05:05 聯合報／ 呂清夫／輔大應美所教授（台北市）
我因為關心環境的美化，所以注意到公共藝術，且歷時卅年。可惜經歷這麼多年，政府也花費了將近一百億新台幣，卻不見振衰起敝，近年反而亂象叢生，所以監察院最近糾正了文化部，文化部也說要大幅度修法。問題是修法有無對症下藥？今天鬧得沸沸揚揚的問題，有些就是修法修來的，其一是代辦公司寫進法規之中，由此衍生了無數的問題。
明明公務員要辦的業務為什麼要找民間公司來代辦？一○八年就有六十六％的案子找了代辦，反觀未修法前還沒這麼亂。記得當初委員有一定的範圍，但是因為修法的關係，打破了最初的約定。當初一些公共藝術如北市捷運局辦理，並未出現代辦公司，卻做得有板有眼。當時的評委有規定限於哪幾種人，但修法後限定不見了，好像藝術家人人都可當評委。
最初的限制使大家不能隨便擔任評委。就像美國 NEA（國家藝術基金會）的公共藝術委員，只有「五種人」可以擔任，第一是美術館館長，第二是美術館研究員，第三是美術教授，第四是評論家，最後是本案的建築師。
所以，委員的聘用資格，必有明確的界定。但就是沒有藝術家列入其中，原因之一是怕球員兼裁判，因為藝術家較主觀，易有門戶之見，這點在藝壇來說原本是很自然的事，因為這樣，藝術家才能建立起自己的風格。但若由他來擔任審委，要去面對五花八門的風格，非我族類的作品恐就不易得到青睞。所以不僅美國 NEA 委員，歐洲日本的藝術評委也大致相同，罕見藝術家名列其中，就連台灣從國外聘來的評委多半也是如此，不論是台北雙年展、花蓮國際石雕藝術季聘來的國際評委，多半都是館長、學者或評論家。
但台灣的情況特殊，根據公視的統計，全國的評委在文化部的專家學者名單中共有三六六人，藝術家就占了二四三人，高達六十六點三％。公視並說這些人多數均無公共藝術評論、社會雕塑的理論背景。故與國際評委的常態大相逕庭，如此評審起來便難以關照廣大的藝壇。有人問說關掉代辦公司後，公共藝術就會變好嗎？或說代辦公司太被汙名化了，其實評委是代辦公司的骨幹，有的還是代辦的主管，或者是代辦延聘的對象，故評委沒管好才是最大的問題。
一般說來，擔任評委應該屬於德高望重的人士，這樣才能服眾。現在台灣公共藝術的情況卻是隨時可以角色更換，受評者隨時可以變成評審者，這樣評選出來的作品會有公信力嗎？
所以 NEA 與歐洲日本的評委限於五種人是有道理的，他們首先排除了藝術家去當評委，使評委能以更宏觀的角度去看藝術，而不至於黨同伐異。但是國內公共藝術的評委並沒什麼條件限制，其實即使是藝術家擔任評審，也應該看看他們有何具說服力的資歷，或者得過什麼大獎？但現況是只要為部定學者專家名單上的人都可以，有的甚至還可以自薦，卻都沒有經過鑑定，有些評委的資料還是錯誤的，所以受評者真的何其無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