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黑白集．別當權力的轎夫
．經濟日報社論．啟動第三次金改 刻不容緩
經濟／啟動第三次金改 刻不容緩
2016-01-03 01:18 經濟日報 經濟日報社論
新領導人選出後，拚經濟是首務，而經濟發展調整產業結構，一定要同時壯大金融產業，以打通資金血脈。我國金融業占國內生產毛額（GDP）比率，不僅遠低於成長快速的香港、新加坡，也低於南韓，且十多年來未升反降，而金融業GDP占比的下降，主要發生在銀行業，而非證券期貨業及保險業。新政府必須對銀行業乃至於金控業，進行大幅度改革，才能提振金融業對經濟成長的貢獻，並成為支持產業發展、拉動整體經濟起飛的動能，可以稱為第三次金融改革。
為何我們建議政府啟動第三次金融改革？先從前二次金改說起。2002年8月當時民進黨政府提出「金融改革二五八」計畫，希望在兩年內逐步地把金融機構的逾放比率降至5%以下，同時把資本適足率提升至8%的BIS國際標準，以強化金融體質，這是第一次金改。在金融相關法規與金融重建基金協助下，第一次金改目標算是達成。
接者，陳水扁總統於2004年10月喊出二次金改，主要目標為2005年底公股金融機構至少減為六家、2006年底前14家金控公司減半。二次金改限時限量的政策被批評為金融機構財團化，同時扯出龐大的政治獻金與收取賄賂疑雲。後來二次金改目標並未完成，而2006年由時任行政院副院長的蔡英文喊停，整個過程令人不勝唏噓。
有鑑於二次金改引起的風波，2008年國民黨執政後，就沒有正式執行金融改革的整併工程。2013年10月金管會設下金融發展目標，希望在三至五年內，促成一至二家國內銀行成為具指標性的亞洲區域性銀行（簡稱為打亞洲盃）。而2014年3月初行政院長毛治國在立法院宣布公股銀行間整併（公公併）的政策，以利公股銀行打亞洲盃，之後馬總統亦肯定金管會的打亞洲盃政策。但是，兩年過去了，連最簡單的公公併都受阻，其他改革更未有任何成果。
我們建議重啟第三次金融改革的理由是，台灣銀行產業結構太分散，而且資產過度集中於政府控制的銀行，泛公股控制的銀行共有九家，占國內所有銀行業資產約略超過一半。就亞洲而言，即使在台灣的大型銀行，到了國外只能算是中型銀行；而且銀行過多集中於泛公股銀行，使得這些銀行的發展綁手綁腳，同時集中於傳統銀行業務，競爭力未見提升。
在亞洲銀行業的發展，合併或收購是重要手段，並且有利於赴國外發展，例如：新加坡、韓國、馬來西亞。其中，新加坡原來有十家銀行，在十餘年前，政府主導整併成三家，而且皆揮軍向海外發展，形成亞洲地區活躍銀行。
因此落實打亞洲盃的構思，泛公股金控、銀行整併必須強化海外分支機構的競爭力與整體規模。目前我國公股銀行的國際化程度不高，若能將兆豐金控、第一金控合併，兆豐銀與第一銀二者國外分支機構稅前盈餘占本國銀行所有國外分支機構的三成，而且海外分支機構也較多，則可提升海外競爭力。再者，以資產規模而言，兆豐銀與第一銀資產合計約5兆元，合併後將成為國內最大銀行。
此外，倘若新政府要推行民股、公股金融機構的整併，必須在程序公開、換股溢價與員工權益保障下進行。不論是公股併民股或民股併公股，都要避免只買部分股權的合併，因為整併涉及公股機構而只買部分股權的話，就可能發生吞不進去又不願吐出來的情況；這可能是因為大股東不願稀釋經營權，結果使公股、民股金融機構的整併不易成功。
我們再次強調，台灣的銀行業需要整併，才能走向亞洲，並且支持日漸在亞洲布局的台商，此乃第三次金融改革的基本思維。政府要啟動第三次金融改革必須最高領導人支持，有關部會在共同目標下進行，同時要提高行政效能及廉潔度，才會獲得全民的支持。
聯合／別當權力的轎夫
2016-01-03 01:18 聯合報 聯合報黑白集
一六六八名學者最近連署支持「英仁配」，其中包括廿三名院士，上週成立後援會。蔡英文在會上致詞時承諾，保證「不讓政治迫害學術」。這項承諾，讓人啼笑皆非。
台灣已解嚴近卅年，蔡英文還在重彈「學術迫害」的老調，真讓人有「不知今夕何夕」的感覺。或者，難道是連署學者想要喚醒戒嚴年代的恐怖幽靈？
經過兩次政黨輪替，還有人在玩連署推薦的遊戲，反映了台灣政界和學界心態毫無進步。尤其，蔡英文把調性定格在白色恐怖年代的陳年往事，難道不怕搞砸了自己想要塑造的「向前走」形象，嚇走她的年輕支持者？
如果四捨五入的話，一六六八名學者連署挺英仁配，與四年前一七○九名學者連署支持馬英九連任，其實並沒有太大差別。即使算一算連署院士，這次的廿三人，比起四年前的廿八人，也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之別。學術界立場涇渭分明，不同立場的連署不曾間斷，卻從未能提供有效的保證，反而剝奪了公共知識分子的論政空間。
讓人不解的是，為何這麼多學術界人士願意充當權力的轎夫？從民主的角度看，一千六百多名學者，只代表一千六百多張選票，學者的一票不會比庶民的一票更有重量。更何況，歷經二○○○年李遠哲率國政顧問團挺扁，最後留下一個無人制約的貪腐政權，帶給台灣慘痛的經驗；如今學術界卻還汲汲營營，樂此不疲，所為何來？
蔡英文那天宣示，「我一定會把自由獨立還給學術界」時，她未免膨脹了自己的角色。學界的自由獨立來自其專業堅持，而非來自權勢者的賞賜；當蔡英文用這種優越的姿態面對學者時，她跟威權元首有何兩樣？
學術界要當掌權者的監督人，別當他們的轎夫！
聯合／「強政治」與「弱經濟」的大選格局
2016-01-03 01:18 聯合報 聯合報社論
昨天的大選辯論，三位總統候選人在美豬、年金、加薪等議題上有較聚焦的交火，也各自在政治上提出一些溫情喊話，勉強在政見上看出一些區隔。但綜觀其內容，撇開應對機智與口才不談，最令人憂心的是他們共同的「強政治、弱經濟」現象：雖然三人把民生、經濟、公平正義掛在嘴邊，但就事論事提出的解方卻很薄弱，只是不斷地將矛頭指向對手。
昨天的辯論，朱立倫先就兩岸、外交、募兵制、參與國際組織、能源、美豬開放等六個選項，比較他自己和對手政見的不同。宋楚瑜則提出了「三叉戟計畫」，依國土規劃的著眼，把台灣經濟分成六大區塊。蔡英文強調的則是她的「機制論」：要建立朝野協商機制、產業體質調整機制、年金改革機制和對外溝通機制等，看不出她有解決問題的方案或準備。
這些政見，主要都在強調目前國家財政、經濟及分配的失衡和扭曲，並試圖尋求答案。但觀察三人的論述方式，卻只是企圖將「始作俑者」的罪名歸諸對手陣營，並設法逃避己方的責任，而不是客觀、具體、有層次的析理及推演。也因此，民眾並無法從他們的政見中看到問題的解決途徑。朱立倫自辯其政見和馬英九的看法不同，但觀察其基本主張，許多仍延續馬政府的路線不變；反而在談到某些地方施政經驗時，顯得有其獨到之處。至於宋楚瑜，說政府的功能是「善用各種資源」；但他似乎忘了自己擔任省長時就是以「散財童子」聞名。
蔡英文當然辯才無礙，但一觸及具體議題，她就暴露了其「泛論」的毛病：一是採取「模糊策略」，把問題變得更抽象化；二是化「目的論」為「過程論」，完全不提要如何解決，一味談論要如何設立機制、如何進行溝通云云。簡言之，她拚經濟的萬靈丹，不外「溝通」與「團結」兩大法寶。問題是，過去八年，民進黨一直是「逢馬必反」、「逢藍必反」，馬政府的施政不斷遭到民進黨以國會杯葛、街頭抗爭的手段阻撓；以這種作風，蔡英文竟然可以搖身一變，高調大唱團結和溝通。如果綠營反身看到自己的身影，也會覺得可笑吧！
不可諱言，台灣的經濟走到今天這樣進退失據的局面，不論藍綠橘，都有難以推卸的責任。舉例而言，蔡英文在辯論中強調，自己並不反對兩岸交流，只是要求建立監督和控管機制；她並誇稱，民進黨執政時建立了很好的「風險管控機制」，國民黨至今還在使用。但試問：如果這套機制好用且如此有效，何以今天朝野政治人物卻在互相指責別人為「買辦」？民進黨又為何以「黑箱」之名橫將《服貿協議》及《兩岸協議監督條例》阻攔於國會？民進黨的矛盾，已一目了然。
說穿了，選舉中這些「拚經濟」的訴求，多半時候只是騙選票的糖衣；而包裹在糖衣底下的，則是無盡的藍綠對立和政治惡鬥，以犧牲台灣經濟來賺取自己政黨的權力和利益。也因此，在政治意識型態面前，所有民生和經濟議題都成了「可割可棄」的犧牲品。在上次辯論會中，蔡英文也承諾，當選後會把《兩岸監督條例》和《服貿協議》列為優先法案；然而，過去兩年，一再阻擋這兩項法案過關的，不正是民進黨嗎？
在正常民主國家，政治和經濟通常是支撐社會前進的兩大支柱，左右兩腳不可或缺。但在台灣，政治和經濟卻不時被操作成互相牽絆的因素，其中最常用的槓桿就是兩岸關係及統獨議題。過去廿多年來，政治人物不斷利用各種手法來杯葛政府和企業的正常運作，同時也削弱了台灣經濟；正因為經濟止步不前，支撐社會公平分配的力量日漸薄弱，貧富差距及世代剝奪也因而日趨嚴重。政治對立的「非經濟因素」，正是阻擋台灣前進的最大障礙。但對政治人物而言，只要有政治利益可圖，經濟問題隨時可上綱為國家安全議題、意識型態議題，並輕易地加以阻擋。
觀察三位候選人在辯論會上談論經濟問題的方式，經濟議題似乎只被當成一種「工具」，是用「誅心論」來攻擊對手，而不是為了找出解決之計。尤其，當經濟問題被簡化到只剩美豬、年金、薪資、網路便利性、央行貨幣政策等狹窄範疇，在這種「強政治、弱經濟」的格局下，台灣還能有高瞻遠矚的發展視野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