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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報社論／從中天被迫下架，到華視被迫上架

◆ 　聯合報黑白集／政府又「如願」被打壓？

◆ 　經濟日報社論／改革公益彩券制度 良機來臨

經濟日報社論／改革公益彩券制度 良機來臨

2021-02-06 01:54 　經濟日報 / 　　經濟日報社論

示意圖。圖／報系資料照

疫情擴散又逢年關將近，人們投注彩券除了博個好彩頭外，此刻似乎也帶著一些撫慰的效果；對政府而言，可能也期盼春節的彩券熱潮可以稍稍彌補餐飲旅遊業受創的內需衝擊。此時也正好可以來談談我國彩券奇怪的發行制度。

公益彩券發行至今已逾20年，這期間還加入了運動彩券的發行。這兩項均具有公益性質的彩券事業多年來為我國的社會福利與運動發展挹注了不少資源，經營可謂成功。從發行制度上來看，這兩種彩券目前都是公辦民營性質，但內容、本質差異甚大。公益彩券之發行，依據《公益彩券發行條例》，係由財政部「指定銀行」辦理，而運彩之發行，依據《運動彩券發行條例》，則應由「彩券專業發行機構」辦理，並由中央體育主管機關指定。這不免令人好奇，同屬具有公益與博弈性質的彩券，在發行單位性質的要求上，為何會有頗大的差異？

回顧運彩當年發行的狀況，第一屆的發行機構是台北富邦銀行，但由於累積虧損甚鉅，北富銀放棄參與第二屆投標。

當民國 101 年(2012年)體委會啟動第二屆標案時，金管會出面表達「反對再由金融機構發行運彩」的立場，理由是金融機構必須「以穩健經營為原則」，不希望金融機構參與「賭博性質較高」的運動彩券，只能負責金流作業，不能是發行主體。這也致使原本有意願爭取的中信銀只好改弦更張地與威剛科技合作，且只負責金流業務，開始了近十年的第二屆運彩經營。

至於已逾20年的公益彩券，由於法規明定，發行機構必須是銀行—從最早的台灣銀行到北富銀、中信銀。較之於金管會對運彩的態度與規範，顯然金管會對公益彩券採取了截然不同的態度，而這就形成了一國兩制的怪異現象。

由銀行擔任公益彩券的發行機構，最重要的考量應該是銀行有足夠的資產與流動性來支撐不確定性甚高的彩券經營，試圖避免經營不善導致倒閉的全民風險。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銀行有其本業，必須就其收受的民眾存款善盡管理保護之責，若任由銀行挪為經營彩券事業的備援基金，當然違反銀行的職責。更何況公益彩券的規模遠較運彩為大，風險更高，金管會若基於相同的原則，實在應該對公益彩券也採取如同運動彩券的態度，禁止由銀行擔任發行機構。

由國外的實例來看，英國國家彩券可說是全球發行最成功的國家彩券，其公辦民營的性質也與我國類似。英國除了管理監督機制完善與品牌形象經營成功外，其發行機構的遴選機制頗值參考。

英國國家彩券自民國 83 年(1994年)發行以來，已辦理過多次發行機構遴選作業，目前的發行機構卡梅洛特 （Camelot） 公司完全是為競標承作英國國家彩券而成立，共有包含電力、通訊、控股公司等不同性質的五大股東。卡梅洛特自始負責英國國家彩券的發行，歷經多次遴選考驗，足見其經營績效之良好。

事實上，良好的彩券經營需要許多條件，就發行機構而言，就必須有管理建置彩券發行系統、設計彩券遊戲、品牌行銷、消費者及中獎者服務，以及遍及全國的經銷商通路系統等，而這些都不會是銀行的專業。

目前公益彩券規定須由銀行擔任發行機構，一來可能有圖利特定產業的疑慮，二來喪失了由更理想的經營者出線的機會，三來是根據國際經驗與學理，銀行真的不適宜作為彩券的發行機構。因此，財政部與金管會應該勇於任事，主動提出《公益彩券發行條例》的修法，明確規範相關產業得以擔任彩券發行機構的權利，再由銀行搭配金流業務，如此才能使公益彩券有轉型升級的機會。

聯合報黑白集／政府又「如願」被打壓？

2021-02-06 01:54 　聯合報 / 　　聯合報黑白集

外交部前天宣布在蓋亞那設「台灣辦公室」，但不到24小時就被蓋國終止。蓋國外長陶德（右）在發布終止我設辦公室協議後，也在臉書上貼出和中國大陸駐蓋亞那代辦陳熙來（左）合照。 圖／取自陶德臉書

外交部前夜剛大張旗鼓表功，宣布在蓋亞那設立「台灣辦公室」；次晨一覺醒來，卻已風雲變色。蓋亞那政府宣布，未與台灣建立任何外交關係，先前協議即起終止，原因是「溝通不良」。

台灣與蓋亞那每年雙邊貿易僅台幣兩億元，國人未享免簽或落地簽，國際駕照也不被承認，足見關係生疏。即使無法建交，擴展交流當然也是好事；在這一前提下，我國已在全球設立上百代表處。但蔡政府的操作重點，似已非蔡總統臉書所云「和世界交朋友」，而是藉「台灣」頭銜招搖。綠委忙不迭高呼，這是「一中一台」在國際實現。若台灣辦公室真揭牌，政府各路小編的「創意」，必然層出不窮。

這次如果是維持「台北」、「中華台北」的名稱，多半能順利設立。但增加一個遙遠代表處，未必有多大宣傳價值。反之，標榜「台灣」之頭銜，如對索馬利蘭的例子，甚至為捨中華民國而就台灣，寧可放棄正式建交，對內才有炒作空間。即使再次鎩羽，仍可以替「被中國打壓」的隔夜茶，再添幾芽新葉。

蓋亞那設處不成，當然是一場挫折。但對執政當局來說，藉著臉上的巴掌印向國人討拍，或許也算值得。至於務實拓展對外關係，真正「和世界交朋友」，在大內宣當道之下，很久不太有人提了。

聯合報社論／從中天被迫下架，到華視被迫上架

2021-02-06 01:55 　聯合報 / 　　聯合報社論

中嘉上周撤回由寰宇新聞台遞補五十二台的申請案，預料將換成以華視遞補。本報資料照片

中天新聞被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關台後，第五十二台空頻兩個月，近日傳出將由華視遞補。這個異動，並不只是這邊一個出去、那邊一個進來的簡單替換而已；而是收視率高的中天被迫關閉，表現吊車尾的華視被迫遞補，系統業者中嘉則滿腹不情願地接受華視換頻。這齣曲折的大戲，每處劇情轉折都有政府干預的影子，目的在控制言論市場。

兩個月前，NCC 主委陳耀祥宣布中天關台時，曾喊話希望這個頻道「給公廣集團一個機會」。現在，情節果然照他的劇本演出，公廣集團的華視冒出來了。稍早中嘉公司不知道是沒聽懂陳耀祥的暗示，或真以為有線電視是個自由市場，第一時間向 NCC 申請由「寰宇新聞」遞補；其他平台業者則申請以美國的 CNN 或法國新聞網填補。結果，NCC 對這些申請案均未放行，中嘉的高層更兩度被 NCC 委員約談「喝咖啡」，然後就傳出中嘉撤回寰宇的申請案，改由華視上陣。果然，劇本是早就寫好的。

當初審查中天執照時，NCC 作為裁判，就是戴著有色的眼鏡在審。現在審查替補頻道，陳耀祥更賣力扮演場邊指導員，預先指定獎盃要頒給哪一家。在這樣「預訂冠軍」的競賽中，球員的平日訓練和臨場表現，均非決定勝負的客觀標準，勝負變成由裁判指定。NCC 掛著「國家」通訊委員會的堂皇頭銜，卻大搞私相授受的遊戲，不覺得愧對國民嗎？

若根據經營理性，中嘉選擇寰宇替補五十二台，原是最合理的選擇。原因是，寰宇承諾支付的每年上架費多達三億元，比起台視的一點二億元或其他競爭者，明顯高出甚多。相形之下，華視一年僅能支付一千八百萬元的上架費，陳耀祥等於強迫中嘉吞下兩億多的營收損失，這不僅是強人所難，更到了「以官逼民」的地步。

然而，NCC 兩個月前既已踏出關中天、扼殺言論自由的錯誤第一步，接下來再怎麼被指責干預市場、指定冠軍，也都只算「小巫」之罪了。換言之，NCC 要做的，只是假惺惺讓五十二台掛上一個「公廣集團」的旗幟，即可將此事鋪排成全都是為了公眾利益而發，而不是為了政黨之私，也擺脫「圖利綠友友」的指摘。

令人困惑的是，華視是一個無線電視頻道，具有傳播更廣的先天條件；如果它的新聞服務良好且受到歡迎，何必跑到有線電視的平台來卡位？前 NCC 委員即質疑，華視新聞過去五年平均收視率僅○點七七％，甚至不到台視新聞之半，在無線電視台中敬陪末座。現在在人力及資源條件不足的情況下，政府強要它移到五十二台的黃金頻道，它有何能力與其他頻道競爭？尤其就財務面看，華視一年營收才兩億多元，而有線電視新聞台營收至少要四億多才能生存。華視若移到五十二台，未來政府每年可能要多掏好幾億元補助華視，才能讓它維持營運。如此一來，假裝是在服務民眾，其實是在補貼華視？

因此，當 NCC 發言人翁柏宗宣稱，NCC 將依市場競爭、消費者權益、內容多元、與公共利益等四面向討論五十二台的替補者時，其實都是空話。NCC 的作法，其實是在「抑制」及「干預」市場競爭，是用行政權力來抹殺消費者權益，是在壓縮新聞頻道的多元；政府未來若要掏更多錢補貼華視，當然更不符合公共利益。

從中天被迫下架，到華視被迫上架，是一齣政府黑手四伸的驚悚劇。因干預新聞言論自由在先，進而必須干預市場機制和企業經營。號稱獨立機構的 NCC，還知道「獨立」為何物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