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跳脫九二共識泥沼 尋兩岸解方
◆ 聯合筆記／三倍券之亂才要開始
◆ 獨立監理歸零、壟斷結構滲入 數位發展部的組織挑戰
◆ 讓行車降速減傷亡 交通應推「零死亡願景」
◆ 漫畫／「去中化」懸崖
◆ 水利會改制 蔡政府走向集權官僚體制
◆ 莫讓校長遴選成為政治競技場
◆ 想一想「大屋頂中國兩制」
聯合筆記／三倍券之亂才要開始
2020-07-06 22:47 聯合報 / 許俊偉
振興三倍券即將上路，七月一日起先開放民眾到超商預購紙本券、網路綁定數位券，截至七月六日已有破七百萬人預購和綁定。民眾反應熱烈、預購開紅盤，但蔡政府「慶祝行情」之餘，恐怕不能忽視後續可能引發的三倍券消保之亂。
三倍券有紙本、數位券。數位券還分信用卡、電子票證和行動支付，不管選擇哪一種，都須先綁定；紙本券原有超商兩階段預購、郵局臨櫃直購，昨經濟部除臨時宣布首批預購期限延長到十二日，後續郵局直購還要單雙號分流。此外，綁定數位券可以今天綁這家、明天改綁另一家，甚至還可後悔改購紙本券；但紙本券預購了卻無法改綁數位券。
真亂啊！但這還只是如何購買三倍券，後續七月十五日上路使用後，其他消費爭議恐怕才正要開始。
首先，三倍券消費範圍有一大串黑名單、白名單。可用在護髮、美甲、加油，甚至可買彩券，但不能用在繳罰單、買菸、買股票，甚至也不能繳國民年金；禁用在電商網購，但卻可用在國內訂房網、訂鐵公路票和藝文票券，網路叫車平台也能用。消費者和商家都搞清楚了？
更麻煩的是找不找零、退不退票的問題。蔡政府怕民眾「以券換現」，失了振興美意，規定三倍券消費不找零（現金）。但舉例來說，紙本券最小面額是兩百元，難道在夜市買一碗一二○元的牛肉麵，只為防弊就不找零，八十元送商家？
連攤商都為此抗議，經濟部隨後雖趕緊改口三倍券確實不能找零，消費者不能要求商家找零，但商家為了服務民眾可主動找零。模糊混亂的規定，後續落實到樣態千百種的消費行為上，恐將引發消費現場爭論。
頭痛的還有退費問題。根據日前鐵公路車票初步規畫，為了避免換現，大多索性不提供退票，只給換票。但訂了票難免臨時可能有事，不能退票恐違反消保權益，勢必引發更大的消費糾紛。部分業者像兩廳院售票系統，索性決定可退票，但用紙本券買就退紙本券，防堵「以券換現」。
根據近日預購、綁定統計，民眾選擇紙本券占逾八成，後續紙本券找零、退費爭議，已可預料只會更多。
蔡政府務必「超前部署」，趁三倍券上路前制定一致性且符合消保規範的全國規定，免得屆時還沒三倍振興，消費民怨反作用力先「加倍奉還」。
跳脫九二共識泥沼 尋兩岸解方
2020-07-07 00:05 聯合報 / 蔡春鴻／清華大學榮譽特聘教授、原能會前主任委員（新竹市）
前總統馬英九（中）出席國民黨革命實踐研究院「青年登入．民主實踐營」結業式，表示「沒有一中各表就沒有九二共識」。 記者黃義書／攝影
國民黨大選慘敗後，選出改革派的新主席，成立改革委員會，並於日前提出新的兩岸關係論述。提出後引起國民黨大老反彈。江主席強調並未放棄九二共識，只因對岸只提「一中」而未強調「各表」，因此新論述意在指出「一中各表」是「九二共識」的前提。近日馬前總統在參加革命實踐研究院活動時更表示「沒有一中各表就沒有九二共識」。媒體的解讀是「馬江的說法趨同」。
國民黨提出新兩岸關係的目的縱然主要是重新獲得民眾（尤其是年輕人）的認同，有助於未來重返執政，依此黨內對九二共識定位的共識當然是必要條件。但另外一個目標是：為兩岸重建互信基礎，也從而期望將來重返執政後可重拾兩岸合作與互利。因此，這個論述也要能被對岸接受。對岸學者雖批評「國民黨已經沒有戰略定力，心亂了，牌也亂了」，但也說「九二共識最初就是台海兩岸求同存異的結果，…兩岸有共同認知的部分是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不同的部分是兩岸對於一個中國的意涵、認知各有不同。」假如這能反映對岸的官方立場，其實與國民黨看法並無差異，國民黨大可不必在「九二共識」和「一中各表」的先後順序做文章。
但無論前述有關九二共識的爭論或國民黨的兩岸新論述，都是從政治、從主權的眼光來看兩岸關係，這樣期「盼能打破僵局，走出統獨之外的第三條路」，無疑是緣木求魚，而且更無法有助於兩岸和解。
民眾對兩岸主權的認知是很清楚的。民眾關心兩岸的經濟，就是台灣經濟對大陸的傾斜度，這部分有多少是掌握在政府的兩岸政策，如何在確保經濟發展和民眾福祉上求取平衡點，這部分留給經濟專家去討論。對民眾而言，陸客來台人數直接影響很多行業的生計，也受到兩岸政策直接的衝擊。
筆者希望指出的是，民眾對文化和歷史的認知，才是影響民眾對兩岸關係態度的最重要影響因素。
日前立法院游院長對中醫藥改稱台醫藥的倡議，有些人批評是「去中」意識形態作祟；中小學教科書對文言文比例，以及歷史課本對本國、外國歷史編排方式的爭議，都是源自於對文化、歷史認知的不同。其實大家都知道，台灣最可貴、也最吸引外國人來台旅遊或願意認識台灣的地方就是我們多元融合的文化，我們的生活、文化的每一個層面都少不了中華文化。
我在柏克萊大學念書的時候，中國同學會曾經面臨台灣學生、香港學生、中國學生爭奪主導權的情況（那時候香港還未回歸中國，而台灣學生占絕對多數），我問他們說，假如今天我們在校園要辦「中國之夜」的活動，誰主辦會有什麼不同？大家同意「不會有很大差異」，因此大家就放下爭端，不分彼此，共同來參與社團、服務同學、合作辦理「中國之夜」活動。另外有一次我參加一個國際會議，結束前的晚宴中，各國代表要表演一個節目，會議中台灣去的只有兩位，中國大陸有將近卅位參加，因此中國大陸一位同行就問我願不願意一起唱「高山青」，我欣然同意，表演完大家快樂擁抱。
如真心要改善兩岸關係，而不是個人或政黨的政治利益，可否跳脫九二共識的泥沼，從中華文化和歷史的認同來「求同存異」，尋找國內民眾最大公約數和兩岸和解解方！
獨立監理歸零、壟斷結構滲入 數位發展部的組織挑戰
2020-07-06 22:48 聯合報 / 江雅綺／台北科技大學智慧科技法律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台北市）
未來行政院組織改革「數位發展部」的架構方案之一，可能會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為主體，再納入資安處。圖為NCC。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媒體報導未來行政院組織改革「數位發展部」的架構方案之一，可能會以NCC為主體，再納入資安處。倘若如此，由於電信、廣電、資安皆涉及科技戰時代的國家關鍵資源，融為一爐，也具有深意。不過，若真採行此方案，可能要面對下列挑戰：
第一，NCC 的設立標榜媒體獨立和言論自由，一方面以組織法嚴設委員的遴選標準、一方面透過國會立委審查 NCC委員的人事專業資格，層層把關，就是為了確保獨立機關監理的正當性。倘若全面改制為行政部會，固有利行政一體促進數位經濟發展，但原先 NCC 被賦予的獨立監理目標，恐怕就此歸零。因而目前即將在立院進行審查的人事案，未來如何定位，也令人費解。
第二，如前所述，NCC監管目標是電信廣電產業，而廣電產業目前市場結構，長年少數壟斷，導致市場創新有限。前陣子立委質詢 NCC 委員，就提到目前有線電視的「萬年頻道表」與「二四○俱樂部」，被提名的委員們均甚了解癥結所在，承諾未來半年將提出改善機制。吾人樂見 NCC 致力促進市場公平有效競爭，但市場尚未改善前直接改制，壟斷結構是否會滲入新的數位發展部會，導致創新科技導向的商業模式要發展將備加艱難？
話說回來，當初 NCC 設立主要參考美國的聯邦通訊委員會（FCC），但是美國採取小政府主義，做為全球數位經濟的龍頭，FCC只有五位專業委員，負責全國數位、頻譜相關法規政策，可見美國的數位經濟之所以蓬勃，靠的還是民間與企業的力量。
反過來說，台灣若以「數位發展」為新部會名稱，帶有規畫的「產業政策」意味，更值參考的是近鄰韓國的例子。過去十多年，韓國資通訊發展相關部會改制多次。例如民國97年(二○○八年)成立教育及科技部，後又將其業務分別併入「教育部」與民國102年(二○一三年)成立的「科技、資通訊及未來規畫部」。民國97年(二○○八年)成立「知識經濟部」，民國102年(二○一三年)又改制「貿易、產業與能源部」。民國102年(二○一三年)成立的「科技、資通訊及未來規畫部」又於民國106年(二○一七年)改為「科技與資通訊部」。於此同時，民國97年(二○○八年)成立的韓國通訊委員會（KCC），掌管廣電新聞監理，也始終存在，並仿照 FCC 設有五位委員。
數位發展部的規畫如何最為適當，取決於終極目標在哪。和韓國對照之下，台灣除了 NCC 和資安處，教育部、科技部以及交通、經濟的部分業務，恐怕都和數位科技的全面開展有關。
讓行車降速減傷亡 交通應推「零死亡願景」
2020-07-07 00:11 聯合報 / 趙家麟／中原大學景觀學系教授（新竹市）
台北市仰德大道半年前發生一起機車死亡車禍，日前又出現一起死亡車禍，兩事故撞擊痕跡、地點相同。 記者蔡翼謙／翻攝
日前新聞報導，台北和屏東各有道路一再發生死亡車禍，一是陽明山的仰德大道，二是屏東長治鄉省道繁華村路段，後者在十五天內七起死亡車禍，媒體標題和社會的應對竟是「恐怖巧合」和「路祭祈安」！
對於車禍，除宣導「十次車禍九次快」觀念和取締超速外，如何讓車輛有效減速才是重點。台灣社會面對車禍的觀念太落伍，政府作為太消極，才是導致車禍不斷發生的關鍵。
每當道路事故，有人當場死亡，媒體和民眾常會訴諸非理性的怪力解釋，只覺得是恐怖和倒楣，卻沒有深入思考這些死傷其實是可避免的。
台灣卅年來每年道路事故死亡人數，沒有一年低於九二一大地震的死亡人數，如換算成死亡率（每十萬人口），台灣交通事故死亡率是東亞第一，是英國、日本、荷蘭、瑞典、挪威、丹麥等國的四至六倍。台灣車禍傷亡如此嚴重，政府應立即推動「零死亡願景」。
民國86年(一九九七年)，瑞典議會率先通過「零死亡願景」，核心精神是「任何人因為道路交通喪生或重傷，在道德上是完全無法被接受的」。挪威於民國88年(一九九九年)跟進，之後世界各國如英國愛丁堡、加拿大、紐約、澳洲、日本…也陸續採行，全球許多城市都將「盡最大努力降低交通傷亡邁向零死」納為共同目標。瑞典從民國89-103年(二○○○至二○一四年)道路死亡人數減半，成為從交通死亡來看全球最安全的國家。民國108年(二○一九年)紐約市長白思豪表示，紐約民國107年(二○一八年_交通死亡人數創下百年新低，實行「零死亡願景」四年，紐約市車禍身亡人數已比民國102年(二○一三年)減少三分之一。
台灣政府應以三點新觀念和作為，推動「零死亡願景」：
一、車禍死亡可以預防和避免，不是現代生活的必然：
人們總認為車禍死亡和重傷，是現代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副作用，因此稱車禍為「意外」。「零死亡願景」的理念是車禍死亡是可以避免的，我們應該有能力預測與預防這樣的悲劇，透過前瞻性、預防性的作法提升安全的優先等級。
二、道路設計者和政策制定者應負更多責任確保安全，而不全是駕駛：
傳統道路安全觀念是駕駛背負最大的責任，事故發生都是駕駛或路人的錯。「零死亡願景」體認到人們總會在某些時候犯錯，因此道路設計者和政策制定者，應承擔更多改造道路環境設計與政策的責任。
設計不良，道路會殺人。很多時候是道路設計不好，直接間接引發事故。前述台北、屏東兩條路會在相同地點以相同模式重複發生事故，不該迷信怪力，而該積極修改道路設計，讓駕駛行為改變，使車速自動降低，讓事故大幅降低。
三、不是單一專業和部門，而是跨專業跨部門的整合性任務：
「零死亡願景」將各種不同的利害關係人拉在一起，共同處理這個複雜問題。各國以往這種結合交通、工程、政策與公衛等跨專業合作也非常少見，「零死亡願景」注意到許多因素都與安全有關，包括道路設計、車速、行為、科技與政策，因此許多國外城市訂出共同目標朝向零死亡目標邁進。
政府存在的目的，應該是給予人民幸福感和安全感；若幸福感是高標，安全感就是低標，台灣城市恐怕連低標都達不到。當許多國家城市陸續對道路傷亡採取更積極的作為，「零死亡願景」應該成為台灣當前城鎮前瞻計畫推動的重點。
水利會改制 蔡政府走向集權官僚體制
2020-07-07 00:15 聯合報 / 陳劍賢／台東縣體育發展基金會董事長（台東市）
立法院臨時會通過「農田水利法」，反消滅水利會自救會總會在立院外舉布條抗議，指控民進黨奪財集權，犧牲農民權利。 記者林伯東／攝影
農田水利會改制為公務機關，各界紛從政治面及經濟面探討是否合宜，忽略了從公共行政面思考問題。廿世紀末公共行政主張建立「管理最少，服務最好」的小而能政府，重新建構競爭力的國家，以取代「管理最多，干預最多」的大有為政府；但很遺憾從黨產會、促轉會及水利會改制，蔡政府是走向集權又專制的官僚體制，不符現今公共管理的思維。
依立法院三讀通過的農田水利法，未來農委會增設農田水利署，與隸屬經濟部的水利署，同屬水利單位，其界線如何區分？莫非灌溉的屬農田水利署，防洪及水政就屬水利署，未來工業用水是否又要增設工業水利署？疊床架屋，事權不統一， 如何提升效率？而現有的十七個農田水利會改制為十七個分署，屬第四層級，未來農業用水，依官僚體制的屬性皆須請示農田水利署及農委會，其效率能否提升，令人懷疑。
原公共行政係屬官僚體制，重視層級節制，強調防弊，難有卓越的績效，廿世紀末新公共管理崛起，師法企業管理的策略與方法，重視管理、策略及績效，強調興利，引發各國政府再造運動，從組織精簡及宏觀的治理途徑推動公部門的改革。特別是面臨多元及複雜的環境，政府部門無法獨立解決問題，必須與民眾、私部門共同治理，因此民間可以做的就委由民間經營，透過市場機制予以民營化，政府機關掌握的是關鍵性的政務，以發揮其領航者的角色，也就是小而美的政府，不再是凡事多管，凡事都做不好的大有為政府。
農田水利會原屬公法人的民間組織，係屬農民自治的權力，民進黨主政後，靠著完全執政的優勢，為所欲為，將水利會改制為公務機關，未來值得關注的是地方農漁會是否同樣收編為國有，鄉鎮市改制為區。
蔡政府凡事皆從政治面考量，以鞏固綠色執政的「大有為政府」為優先，未考量國家的發展，漠視政府再造，組織精簡及共同治理的思潮，未來官僚復辟，績效不彰，人事增胖，龐大的人事費用將斲傷國家的競爭力，國人不可不慎。
莫讓校長遴選成為政治競技場
2020-07-06 22:50 聯合報 / 王延煌／高中校長（彰化市）
每年五、六月是中小學校長遴選的熱季。圖為台南市教育局舉辦校長遴選說明會，遴選作業啟動。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每年五、六月是中小學校長遴選的熱季，屢屢成為新聞媒體的焦點。今年各縣市紛傳政治力介入，縣市政府「假遴選之名，行官派之實」傳聞不斷，校長遴選已然成為政治角力場。可見中小學校長遴選已到了應該重新檢討的時刻，教育行政當局不應漠視。
校長遴選制度始於民國八十五年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的「鬆綁」建議，民國九十年教育部訂定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聘任及任期考評辦法，規定由教育行政官員、學者專家、家長及教師代表組成遴選委員會，投票選出校長，取代官方指派。實施多年，或許達成汰除「萬年校長」或「政治校長」的初始目的，但所衍生的問題也正在侵蝕教育環境。
首先是「假遴選、真競選」。既稱之為遴選，意指嚴格選拔、慎重遴聘，這代表教育行政主管機關仍應本於職權，從數個適任人選中擇優聘任。但實際運作可知，教育官員為維持行政中立，多不便表示意見，由委員會投票決定，凡得票過半者即獲選任校長。因此，遴選機制悄悄轉型競選活動，遊戲規則隱含會競選比會辦學重要，另一型態的政治化校長於焉誕生！
其次是「假投票、真選舉」。遴選過程中，校內對談後的「假投票」最為關鍵，不只決定校內教師代表與家長代表在遴委會的投票意向，也牽動教師團體、家長團體及其他不熟悉校長候選人辦學績效（或人格特質）的委員，所以校長候選人都把校內假投票當成真選舉看待。於是選舉的種種奧步，如黑函攻訐、送禮拜票、民代請託、造謠生事、派系分贓等紛紛出籠，不一而足。候選人為求假投票勝出，爭相討好特定對象，濫開選舉支票，漠視學生權益。惡質的選舉文化讓校園更媚俗，莫此為甚！
最後是「假民主、真卸責」。過去的派任制，校長直接由教育首長圈選決定，長官是否有擔當、膽識、遠見，都會被一一檢視，卻容易淪為專斷獨裁。遴選制貴在體現民主價值，理應更能負責任地選賢與能、拔擢優秀校長，實施結果卻是「集體決策、無人負責」，教育因集體民主而走向集體平庸。於今之計，應盡速修正遴選辦法，回歸遴選制精神，並輔以負責任的行政作為，方能讓教育免於因校長遴選而崩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