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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社論／功德vs.公共：托育政策何以引發民怨
．聯合報黑白集／如果以張景森為縮影
．經濟日報社論／透視Fed鮑威爾風險管理策略
經濟日報社論／透視Fed鮑威爾風險管理策略
2018-08-31 01:47 經濟日報 經濟日報社論
甫落幕的全球央行年會，在歐洲央行與日本銀行總裁缺席的情況下，聯準會主席鮑威爾成為唯一的明星，並以「變動經濟中的貨幣政策」(Monetary Policy in a Changing Economy)為題發表演說。這場演講重要的意義是，鮑威爾藉此揭示其身為全球央行龍頭的貨幣政策哲學，更點出現階段影響政策動向的重要指標就是「通膨預期」。
首先，鮑威爾刻意地將貨幣政策哲學與前聯準會主席葛林斯班的作風類比，並直言當前如同15年前「大穩定時期」(Great Moderation)，葛林斯班引領與制定貨幣政策時，皆面臨「不確定性」的侵擾，使「管理不確定性」成為政策制定者最重要的工作，反映出鮑威爾的貨幣政策思維與葛林斯班相同，都將以「風險管理」為主。
那麼，貨幣政策制定者眼中的「不確定性」是什麼？鮑威爾以「經濟走到哪，利率就升到哪」為精髓的泰勒法則做出解釋，亦即按理來說，當實際失業率低於自然失業率，且實際通膨率高於或等於通膨目標時，聯邦資金利率便應該高過「中性」利率水準。
然而，目前美國失業率已低於聯準會所估計的「自然」失業率，通膨率也已接近政策目標，聯準會卻沒有加快升息速度的原因，主要是若要採取法則式的政策操作，聯準會就必須要能「正確的」估計自然失業率與潛在經濟成長率。但隨著美國經濟持續發生結構性改變，如實質薪資上漲緩慢、人口老化、生產力長年偏低等，使聯準會對這兩個變數的估計愈來愈沒把握。
鮑威爾更以1980年代初發生停滯性通膨的經驗為例說明，若聯準會過度執著於「估計」總是失準的經濟數據長期(longer term)收斂值，將容易釀災。因為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BO)以模型回推得知，1960~2000年間美國自然失業率的估計，總是低於實際失業率。
近期的許多研究也同意，當時的聯準會過度樂觀看待自然失業率，讓貨幣政策長期保持寬鬆。即使1965年後通膨持續呈現不穩定狀態，通膨隱憂已開始浮現，貨幣寬鬆的基調依舊未變，最終釀出1980年代停滯性通膨的巨大災難。
所以，基於聯準會對自然失業率與潛在經濟成長率的判斷，存在估計上的不確定性，鮑威爾認為不應該過度重視一、兩個數據，例如失業率水準，而是要重視更廣泛的指標，以判斷就業的健康程度。同時，在認知到不確定性會影響貨幣政策時，決策者應保守地(conservatively)行動。就像不確定藥物的效力時，需以較小劑量開始服用的「小步慢走」策略。
但即使公開推崇葛林斯班的「風險管理」策略，鮑威爾卻也強調在某些特殊時候，謹慎的「小步慢走」可能帶來更大的風險。例如當利率已調至下限，聯準會必須在採取非傳統性貨幣政策，抑或僅把利率保持在低檔更長一段時間，作出艱難決定，且各界又對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產生信心危機之際，「盡一切努力」(do whatever it takes)地推動強力政策，可能會比起小步慢走好很多。相對來說，當通膨預期高於政策目標，升息卻始終太溫吞時，通膨就會失控。由此可知，未來當聯準會判斷政策效果充滿不確定性時，貨幣政策操作以保守為主，但當通膨預期大幅上升或金融危機有失控的風險時，將切換到「盡一切努力」的模式。
過去三任聯準會主席都有很鮮明的貨幣政策哲學，如葛林斯班之於「風險管理」、柏南克之於「量化寬鬆」、葉倫之於「前瞻指引」，鮑威爾則藉由今年全球央行年會為其貨幣政策哲學做出定位──改良版的風險管理策略。此策略成功與否尚未可知，但至少市場可獲知鮑威爾時代下的聯準會，升息速度是否加速並非繫乎葉倫時代的工資、失業率等指標，而是更在乎「通膨預期」，也讓各界對鮑威爾不再僅有一個模糊的主席印象。
聯合報黑白集／如果以張景森為縮影
2018-08-31 01:13 聯合報 聯合報黑白集
行政院政務委員張景森積極為我國對泰開放免簽護航。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有幾則民眾的反應很經典。一是有人投書，說「張景森算術不好」，指的是百億觀光收入說法。「算術不好」是諷刺之詞，張景森的問題是態度不好，拿百億糊弄人，擺明了高高在上信口開河。
還有網友發表「急尋邱議瑩」的意見，也是黑色幽默的隱喻。「邱議瑩」也只是個代名詞，象徵民進黨在野時的潑辣力量。像張景森當官的這種態度，如果換邱議瑩站在質詢台上，能饒得了他？可嘆一來「邱議瑩們」對行政權已變成幫腔角色，二來目前的反對黨完全發揮不出像樣的制衡力量。
正如「邱議瑩」只是一種象徵說法，「張景森」也不過是個縮影，映照出民進黨政府的政策品質和官員水準。
張景森對內面向民眾趾高氣昂，對外面對新南向國家則毫無維護國格尊嚴之意。看泰國辦事處駐台代表日前舉行記者會的囂張姿態，外交部本應召見訓斥才對。以雙方觀光人數的巨大落差，是誰在給誰錢賺？
卻只見當官的唯唯諾諾，既不檢討政策得失，平日不離口的「台灣尊嚴」忽然消失無蹤。反而是靠輿論的強烈反應，才讓泰簽事件轉了向。也可見，「尊嚴」二字據理力爭，是行得通的。
「張景森」只是個縮影。民眾若有鄰居、同事風格若此，感受如何？評價如何？虧他還是個官哪！
聯合報社論／功德vs.公共：托育政策何以引發民怨
2018-08-31 00:12 聯合報 聯合報社論
行政院托育補助新制八月上路，但民眾未必用得到。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行政院在八月倉促推動上路的「準公共化」托育政策，弄得民眾無所適從，也引發私立幼兒園業者反彈。私幼業者更向公平會檢舉，認為該政策造成「聯合壟斷」，導致對民辦幼兒教育機構的「不公平競爭」，要討個公道。這場托育之亂起於溝通不足，成於官員一廂情願；政府想要以國家之力照顧幼兒，卻因民眾不領情而碰了一鼻子灰。
表面上看，政府欲以國家力量引導幼兒托育，出於一片善意。實質上，行政院想藉此展現執政黨的「魄力」，卻不認真分析台灣托育市場的現狀，也未體貼思考家長和業者的需求。也因此，決策一出，立刻引起種種質疑；不僅私幼業者抗拒不前，願意和政府簽約的保母也不到兩成。
「準公共化」托育政策的錯誤第一步，始於閣揆賴清德「台南經驗」的不當擴張。賴清德當初在台南推動私幼公共化，全市三百多家私立幼兒園，最後僅九家參與，且多在偏鄉。如此失敗的經驗原本不足為訓，但賴清德卻自以為是，決定推而廣之成為全國性政策；更不傾聽幼教業者的疑慮及反對，未做好配套即急著上路。這種做法，和當初蔡總統強推「一例一休」引起反彈而被迫再度修法，如出一轍。
政府把幼兒托育視為國家重要政策，值得肯定。但是，這和政府強力運用國家資源介入民間托育市場，是截然不同的事，賴清德卻將兩者混為一談。賴揆的「準公共化」托育政策，犯了三個嚴重的思維錯誤：一是權力的傲慢：以為政府編列預算砸錢補貼，即可將所有托幼業者吸進政府納管的體系，結果卻大謬不然；二是手段與目的不對應：推動新制應旨在提升托育品質，從而提升年輕世代生育的渴望；但政府強推的政策卻可能導致托育品質下降，讓家長有更多不平；三是高估政府的能力：台灣幼教已是一個成熟、多元的分化市場，但賴內閣的想法卻要將「百家爭鳴」化為「大一統」的準公共化，這完全是不自量力。
簡言之，已是廿一世紀，卻要用「人民公社」的思維來建構一種「假公有」的托育，並強跨在眾多私幼機構上，成功的機率不大。政府該做的，是增加公托的數量，以解決基層或弱勢民眾的需要為旨，而非將民間保母、私幼全都納入轄下。試問，政府哪有三頭六臂管得了那麼多人與事？賴清德企圖打造「準公共」托育政策，無非是他心中懷著某種宏願，要做就要做大事；遺憾的是，他的方案卻無法對準社會的期待和需要。
回顧一下幾個例子，人們即可看出賴清德滿腦子充斥的「功德」思維。推動長照2.0時，賴揆對於照服員月薪偏低，要求他們當成「做功德」。日前在行政院親子日致詞時，他形容公務員是「上帝的選民」，應該追求幸福而不是「物質」。目前私幼教保員平均薪資為二萬四千元，新政策要求他們須調整為二萬九，三年後更調至三萬二，卻要求業者的收費必須下降。政府自以為在「做功德」，但所有現實責任卻要由照服員、公務員或私幼業者承擔；這種「責任在你，功勞在我」的邏輯，誰能心服？
一項好的政策，光憑立意良善是不夠的，重點在要找到有效手段。有一個經典的例子值得一提：十八世紀英國為了開發澳大利亞，必須將囚犯運往當地充當勞工，但囚犯常因船上衛生惡劣及受虐而大量死於航行途中；英國政府指派官員和醫師隨船監督，也因官商勾結而效果不佳。最後英國政府採取了一招對策，把「啟程時」支付給承運船商的費用改為「到岸後」支付，囚工的境遇立刻大獲改善，死亡率也從卅％降到一％。
不能讓人心服的政策，不可能發揮良好成效。賴清德除了想著自己的「功德」，也要有聰明的制度設計，徒有「公共」之名是不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