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25日 星期一

名家縱論/蘇永欽/憲法上的統一義務\星期透視/中美貿易戰 保護主義再起、權力移轉熱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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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透視/蘇永欽/憲法上的統一義務


2018-06-24 00:21 聯合報  蘇永欽(政治大學講座教授)
國民黨主席吳敦義上月提到憲法增修條文,「最終目的是國家統一為原則」。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上個月國民黨吳敦義主席突然提到憲法以國家統一為最終原則,引發一個好久沒人談的嚴肅問題:憲法對於國家未來到底有沒有規定什麼權利義務,統一或獨立在憲法下到底有多大政策空間?

類似情況,憲法的規定很能反映各國的歷史狀態德國在一九四九年先由西德發動制憲,基本法前言說參與制憲者「並為不能參與的其他地區德國人行使制憲力」,僅從這句話,其憲法法院就認定從「大德國」出發的基本法已內含國家統一義務,但西德對其他德國地區從無統治權,此義務也就到不得為妨礙統一行為為止,所以可能有礙於統一的兩德和約,還得靠西德單方提出的「統一信函」才勉強合憲。
韓國憲法對統一著墨較多,前言提到和平統一的使命,第三條規定國家領土及於全部半島及附屬島嶼,第四條還規定「嚮往統一」,但促進的是「立足於自由民主主義基本秩序」的和平統一政策,比當年的西德基本法要積極一些。
就歷史背景言,我國憲法制定於國家統一時並以全中國人民領土為基礎,不是從虛擬的統一狀態出發,三年後國家才實際分裂,先以其為臨時的叛亂狀態,規定積極的光復義務,一直到民國八○年才由第一屆國大在終止戡亂的同時制定增修條文,正式把國家分成自由地區和大陸地區;不像韓國明確規定統一的使命或「嚮往」,但在引言說明增修目的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
這裡究竟僅以統一為未來可能的事實,還是當然應追求的目標,在憲法解釋上確實需要嚴肅探討。
個人認為,從憲法文字很難導出國家機關負有任何積極追求統一義務,但統一絕不會只是對未來可能事實狀態描述,而無任何規範意義。制憲力理論至少可導出,若無其他地區參與制憲者的自主同意,我們沒有單方阻礙統一權利
我們的憲法雖未提及制憲力,但最遲到了第一屆國大訂定增修條文就在實踐這個理論,也就是在不改變原來國家狀態與制憲基本決定下,只行使所謂的「修憲力」。換言之,國家不變,所以只能用地區來體現統治權的限縮,制憲的基本決定不變,統治權所及範圍仍須堅守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增修條文參考德國基本法規定政黨危害憲法的兩個原因更是明證:不論危害自由民主憲政秩序或國家統一,經憲法法庭認定都會被解散。這就是憲法內含消極不得妨礙統一義務
大法官第四九九號解釋以後就更清楚,儘管憲法沒有明採制憲力、修憲力二分,大法官仍解釋憲法內含某些「本質重要性規定」,也就是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基本價值,竟把第三屆國大以三分之二多數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宣告無效。
第六一八號解釋之後,大法官更一再用分治對立來描述現在的國家狀態,分治就是分區而治,對立就是體制對立。在我看來,憲法意旨已經非常清楚,我們分治的唯一正當性就在體制對立,為了維護體制而分治,因此反體制的統一和危害統一一樣違反憲法,在現行憲法下,主政者(非指人民)既沒有促獨空間,在大陸走向自由民主憲政體制之前,也沒有促統空間。這一點,在精神上我們和韓國與過去西德是完全一致的
對於從未對台灣行使統治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而言,如細讀他們的反分裂國家法,不難發現他們反對的不是自始即然的分裂狀態,而是進一步分裂「出去」,足見兩岸憲法其實都各自保留了很大的共存共榮空間。中共政府雖因高速經濟發展而有相當自信,仍不諱言正在摸索長久良善治理之道,在一九四九年之後,兩岸真正可以大展制度競爭的時機,其實就是現在!
我不知道促獨促統者到底希冀什麼鴻鵠將至?大陸最近標榜的賢能體制能走多遠,台灣暴露的淺碟民主又還有多低的下限,誰知道雅典和斯巴達最終誰能勝出?從這個角度看民進黨大會最近一件以維持現狀來取代台獨黨綱和台灣前途決定文的提案,如果真能通過,其意義可能不下於一九五九年德國社民黨的葛德斯保宣言,足以讓民進黨成為真正穩定台灣的力量。但在其派系、名嘴寧要獨立不惜踐踏自由民主的氣焰高漲之際,我們看得到此案的通過嗎?






星期透視/中美貿易戰 保護主義再起、權力移轉熱身


2018-06-24 00:21 聯合報  楊永明(國安會前副祕書長、「亞洲大崛起」作者)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21日在北京會見多家跨國企業負責人,除批評貿易保護主義,並趁機宣揚一帶一路。 (路透)



川普宣布徵收中國五百億美元商品廿五%關稅,北京政府六小時後也同樣回擊五百億。然後,川普宣布再對兩千億的中國進口商品增收十%關稅,並發表報告指控中國「經濟侵略」。中國商務部回應「這種極限施壓和訛詐的做法,將做出強力反制。」各方都在觀察會如何發展,又會產生那些影響。
川普的動機十分明確,聲明上指出是中美貿易鉅額逆差、中國竊取美國技術、中國市場不利美國商品等;但是政治因素還是因為國內選舉考量,連民主黨議員都支持。此外,川普也開始針對其他國家採取額外徵稅,中美貿易戰可能擴大成全球貿易保護主義
我認為中美貿易戰不是單純貿易逆差,或幫工人找回工作問題,更深層理由是反制中國崛起,特別是在科技與經濟層面。川普在聲明中指出,五百億關稅清單是針對「工業重要技術」商品,包括「中國製造二○二五」計畫有關商品。
去年十二月,川普政府向國會提交「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指出中、俄是美國競爭對手,試圖「挑戰美國的實力、影響和利益,試圖侵蝕美國的安全與繁榮。」因此,儘管口頭上說他與習近平關係多好,實際上視中國為美國霸權挑戰者,是經濟最大威脅
先來看中美貿易逆差真實數字,中國是全球產業供應鏈重要環節,在中國生產和組裝再輸出美國的產品,包含其他國家技術和零件。依據牛津經濟研究院報告,如將外國技術和零件價值扣除,美國對中國貿易逆差將減半,總和大約等同美國與歐盟間貿易逆差,約占美國GDP的一%。如再將美國企業在中國所賺匯回的錢扣除,中美貿易逆差將會再降到約占GDP的○.八%。
美媒報導,以一支五百美元的iPhone為例,在中國製造的附加價值,約十到卅美元,韓國三星占一百五十美元,其他多屬美國蘋果。雖然這次清單沒有手機,但川普對中國高科技產品課徵高關稅,其實是影響美國和其他國家科技產業。
中國對外輸出每年達兩兆美元,美國是最大貿易夥伴,去年約有五千億美元商品輸往美國,所以川普原先針對五百億商品提高關稅,這對中國對外輸出影響有限,但是後來加碼兩千億美元,則幾乎占對美輸出一半,這已不符任何國際貿易規則,而是「強制性經濟外交」手段,以大規模制裁關稅要求中方退讓至於「經濟侵略」報告也是在影響輿論,達到選舉政治目標
中國必須冷靜,因為不僅兩國在經貿上已盤根錯節,其實全球經濟都和中美密切結合,要避免貿易戰擴大成全球經濟恐慌,需冷靜應對展現北京支持自由經濟的態度。短期貿易摩擦對於實質經濟影響,可以透過其他財政措施彌補,或者擴大拉美、非洲和一帶一路的市場。
川普的善變決策風格和缺乏大格局戰略,是川普對外政策的兩大問題。川普已經退出TPP、巴黎氣候協定、伊朗核子協定等,現在又玩起貿易保護大戰,其實正消耗著美國的經濟與威望,亞洲經濟整合正在崛起,而這場中美貿易戰,也只是中美大國權力移轉的熱身賽!






畫中有話/投身軍旅?可能得想想…


2018-06-24 00:21 聯合報  圖與文/鄭超文
記者鄭超文/攝影

反對蔡政府對軍改強渡關山,反軍改團體「八百壯士」遊行至總統府抗議;急駛而過的公車,貼著國軍招募人才廣告,形成老少軍人世代對立的諷刺。麥帥名言「老兵不死,只是逐漸凋零」;的確,高齡化加速到來,財政斷崖顯然成為中高齡老兵的原罪
在一減一加下,募兵對象的年輕世代,不知對政府的「信賴保障」有多少信心呢?






大屋頂下/台灣勿敗於兩岸制度之爭


2018-06-24 00:21 聯合報  黃年
國台辦發言人安峰山表示,兩岸開始進入制度和人才之爭的時代。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北京國台辦說:「兩岸開始進入制度之爭。」
這句話,超越了「一國兩制」。因為,倘若中共自信其體制的優越性可以確立,可以贏過台灣的制度,則何必再有「兩制」?且這句話也超越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因為,若將這種「制度自信」延伸來說,顯示了不再認為這只是一種「適合中國特色」的治理架構,而是一個可向世界提供新選擇的「中國方案」 。
這就是中共標榜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如果卅年前出現這樣話題,也許是一個笑話。但是,這卻已是在世紀之交浮現的最嚴峻且無可諱避的一個人類文明大考驗。尤其當人類衡量政經「制度」的標尺,顯然已從「抽象理念價值」轉移至「現實治理績效」時,所謂「制度之爭」內涵已告丕變。
法蘭西斯.福山,是因見解反覆而獲盛名的學者。在一九九○年代,蘇東波出現,他發表「歷史終結論」,並對「制度之爭」作了宣判,判定了「民主自由」永恆戰勝「共產專制」,歷史因此宣告終結。後來,他又發現中共的治理方法有其效率上的優勢,因此在他言下歷史的發展與制度之爭又好像尚未終結。又後來,中共十九大修憲,福山又說「對中國和世界都是一個不幸的消息」,但他並未因此重申「民主/自由」制度的絕對與永恆的優越性。
福山的反覆,就是「制度之爭」的鮮活演示另如湯馬斯.佛里德曼說:「我希望美國能做一天的中國,一天就好」,說的也是美國「抽象理念價值」的耗弱,與中共「現實治理績效」的強盛。這也是對「制度之爭」的評價
中共十九大後,制度自信飆升,認為中國的政經制度已經顯然擊敗了西方的「失敗的民主」。
失敗的民主,這五個字,正是對西方主流意識的醍醐灌頂:你們不是說民主很優越嗎?但是,你們看看,民主也是會失敗的,現在大家看到的,不正是到處皆是「失敗的民主」嗎?
專制可以很有效率,民主可以很失敗這正是中共可與西方主流意識分庭抗禮、進行制度之爭的理由
冷靜比一比,就政經治理的功利角度言,印度的民主制度比中共的專制制度好嗎?委內瑞拉的民主制度又比中共的專制制度好嗎?這不是容易獲得答案的問題,卻是一個可以辯論的問題。如果兩種制度的利弊既然「可以爭論」,就不會有「非黑即白」的答案。
因為專制會成功,或許是一時成功,或許是長期成功民主也會失敗,或許是一時失敗,或許是恆久失敗
我要提醒的是,如今幾已成「中國vs.非中國」之爭的「制度之爭」,已是人類文明面對的大課題,這是大歷史課題,也是大世界課題。因而,中共若說「兩岸開始進入制度之爭」,這不是開玩笑,台灣必須認真對待。
就台灣而言,與大陸的「制度之爭」,有三個層面:
一、在制度上,要以中華民國的「制度」抗衡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制度」?或以根本不存在的「台灣國」對抗中華人民共和國?
二、在制度上,要把「中國」全部歸給中共或歸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仍以「中華民國憲法」保住「中華民國」,持守「中華」與「民國」的雙重立場?說白了,若無「中華」,「民國」還保不保得住?
三、在制度上,要以「民主/自由/人權/法治」,來抗衡中共的極權專制?或為了對抗北京,遂在內部治理的「民主/自由/人權/法治」上倒行逆施,因而爆出了「制度」的大倒退?
這三個層面的「制度之爭」,是互為因果的。
因為,「民主」不能實現台獨;否則,只要舉行台獨公投即可實現。民主既然不能實現台獨,則不論玩弄天然獨或人造獨,只有撕裂台灣,糟蹋中華民國,而不會有其他正能量發生。尤其,目前所見蔡英文政府抵拒北京壓力的種種舉措,幾乎皆與「民主/自由/人權/法治」背道而馳。再這樣下去,恐怕內部的治理「制度」,刀片拒馬已經無用,而必須以接近戒嚴或未來有一天真正實施戒嚴制度,才有可能維持這種「摧毀中華民國/惡搞台灣國」的兩岸戰略
一方面,台獨不是「民主」能實現的;另一方面,要「去中華民國化」、「去中國化」,也不是「民主」能答應的。
民進黨這種「台灣國無膽/中華民國無能」的自殺路線,對台獨不敢給它公投的考驗,對中華民國及中國不願給它認同的尊重。如此這般,不斷撕裂台灣,不斷糟蹋中華民國,這是不是已經變成一種「絕望的民主/失敗的民主」?難怪北京竟敢以「制度之爭」向台灣叫陣!
如果民進黨連「中華民國」都不想要,台灣還敢提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制度之爭」嗎?現在,當台灣的「制度」優勢顯然已被自己糟蹋殆盡,我們聽到北京對台灣喊出「制度之爭」。
「制度之爭」是一個不易終結的歷史課題
西元前五世紀,雅典與斯巴達出現的「修昔底德衝突」,其實就是一場雅典民主及斯巴達軍國主義的「制度之爭」。歷史迄今頌揚雅典的民主,但雅典敗於當年;軍國主義被史家譴責迄今,但斯巴達是當年的贏家。
而且,這場「雅典/斯巴達」的「制度之爭」延續,與人類文明一樣長久。二千六百年來,一直到今日,美國與中國之間的競合關係,其實仍是一場「雅典/斯巴達」式的「制度之爭」。
這場「制度之爭」的歷史終結不易出現,但是必定有人會在制度博弈的進程中成為勝利者或輸家。
兩岸的制度之爭,就當下而言,亦就兩岸情勢的消長而言,北京顯然站在贏面。不過,這或許可以證明北京制度的現實優越性,卻未必能證實北京制度的道德正確性及永續性
若再從人類文明的發展真諦看,則北京此種聲稱將回歸馬克斯主義的「中國方案」,會不會到頭來也成為另一個「贏了雅典/輸掉歷史」的「斯巴達」?這是中共當局必須嚴肅思考的課題
令人憂慮的是蔡英文政府。在「中華民國」和「台灣國」間,如何作「制度」選擇?在「台灣國無膽/中華民國無能」的矛盾中,又如何維持「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制度」道德性?
如果,民進黨最後竟然毀了中華民國的「制度」,又玩不成「台灣國」的「制度」,更糟蹋摧殘了「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制度」;請問蔡英文:妳憑什麼與中共作「制度之爭」?
斯巴達後來也亡了,但畢竟雅典亡在前頭
蔡英文,想想:妳正坐困「失敗的民主/絕望的民主」之中,如何在「制度之爭」中,自救救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