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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亮恭／超高齡日本與安倍經濟學
2019-07-26 23:27 聯合報 陳亮恭（作者為台北榮總高齡醫學中心主任）
超高齡社會的來臨絕非單純的長照議題，而是需要具有高度的全方位策略思維，方足以因應超高齡台灣的挑戰。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由於美中貿易戰，民國74年(一九八五年)《廣場協議》被重新提起，當時世界前三大經濟體為美國、日本與德國，《廣場協議》干涉外匯市場後，升值七十％的德國今日依然穩健，而升值八十六％的日本卻走入泡沫經濟。日本在《廣場協議》後，擔憂貨幣升值對出口經濟的影響，而採取極為寬鬆的貨幣政策，市場資金過剩而造成泡沫經濟，銀彈滿滿的日本企業收購好萊塢歷史悠久的哥倫比亞影業，也買下紐約許多的知名建築，泡沫經濟破滅後，後續的平成大蕭條成為日本失落的廿年。
民國101年(二○一二年)，安倍在第二任的首相任內，提出了「安倍三箭」，之後被泛稱為安倍經濟學，旨在提升蕭條廿年的日本經濟，「安倍三箭」是維持有目標的通貨膨脹、適當的貨幣寬鬆以及活絡民間投資。這三件事雖看到成效，但也遇到難以解決的瓶頸，亦即人口高齡化與人口負成長，人口的結構因素成為安倍經濟學成敗的關鍵。
面對嚴峻的人口負成長趨勢，安倍首相喊出「一億活躍總社會」，還在內閣官房成立了「一億活躍總大臣」，目標在維持一億日本人口。民國104年(二○一五年)的「安倍新三箭」幾乎都在因應少子高齡的人口結構挑戰，包括：民國109年(二○二○年)前達成六百兆日幣的國內生產毛額、出生率達一點八，以及照護不離職的三項目標，從經濟策略轉向人口政策。
我國的人口高齡化速度較日本為快，在相近的地理與文化背景之下，已成為台灣未來的借鏡。安倍新三箭政策在人口議題上，活化三種社會人力，包括傳統婚後離職的女性、照顧父母而離職的中高齡者，甚至引進過去日本難以接受的外國勞動力，在人口結構的壓力下創造社會最大的勞動參與及促進國內經濟。這些政策之間環環相扣，而最關鍵的應該是出生率的提升，畢竟女性與中高齡的勞動參與在人口負成長的趨勢下，也有其極限。
低生育率是東亞國家的共同難題，台灣、日本、韓國與泰國都是全世界生育率偏低的國家。日本的出生率從民國94年(二○○五年)歷史新低的一點二四上升至民國107年(二○一八年)的一點四三，但由於人口結構的差異，民國107年(二○一八年)的出生嬰兒總數創日本一百廿年來的新低，而台灣在民國107年(二○一八年)的出生率為全球最低，僅達一點二二，當年度的新生兒總數為十八萬，而今年上半年的新生兒數目僅約八點五萬，年底結算或許將再創新低。
在這樣的人口結構之下，台灣六十五歲以上勞動參與率僅百分之八，遠低於日本的廿五％以及韓國的卅％。韓國的高齡勞動參與率與退休及年金制度有關，或難與台灣類比，但日本的狀況很值得台灣深思，國內經濟的動能無法單純只看經濟成長率。
再過八年，台灣將成為六十五歲以上人口達兩成的超高齡社會，從安倍經濟學的歷程來看，經濟政策的效果與人口結構息息相關，台灣與日本經濟均高度倚賴出口，但國內消費才是民眾最有感的經濟活動，絕大多數的人民並非從事科技產業，國內消費需要健全的人口結構支持。超高齡社會的來臨絕非單純的長照議題，而是需要具有高度的全方位策略思維，方足以因應超高齡台灣的挑戰；唯有國內經濟活絡、有感婦幼政策與安定社會氛圍才能帶動出生率，改變台灣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