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黑白集．拆門檻，救形象
．經濟日報社論．突破兩框架 打造南向雁行中隊
經濟／突破兩框架 打造南向雁行中隊
2017-01-18 02:48 經濟日報 經濟日報社論
台灣南向政策規劃受到政治現實的影響及自視過高的框限，一直無法有所突破。圖為立委日前發起的「新南向國會交流促進會」。 聯合報資料照片 記者屠惠剛／攝影
在兩岸客觀的政治現實及台灣執政黨更迭的過程中，南向政策一直是政府和企業連踩了20多年未癒的痛腳。摒除歷任執政者難脫政治考量，導致資源配置無效率不說，南向政策皆根植於居高臨下的兩大錯誤發展策略，一味地向東協強迫推銷台灣「自認為有優勢」的產品、經商模式及文化，最後收割到的果實貧乏，自是必然。
第一個錯誤的發展策略，即是僵化地認為複製台灣經驗便可在東協吃得開。管理學的策略行銷理論將一國產業或企業對外擴展策略大分為二：一個是台灣最熟悉的「由內向外型」（inside-out），即是深耕內部既有資源與能力的優勢，並使其長期持續，以利產業或企業向外擴張；另一種是「從外向內型」（outside-in），先分析外部環境的機會與威脅後，再評估產業或企業本身的優劣勢，據以建構競爭策略。這兩種不同策略適用的情境有別，前者較適合相對穩定的經商環境，後者較適用於快速變化的市場。
因此，鑑於東協各國文化樣貌多元、政經發展進程不一，美國著名行銷學教授科特勒及其研究夥伴（P. Kotler、H. Kartajaya＆H. D. Huan）於《思考新東協》（Think New ASEAN）一書便直言，由於東協商業環境不斷變化，企業或國家產業在該地經商應採行「從外向內型」策略為宜。
然而，台灣的南向政策論述不只反其道而行，偏重「由內向外型」策略，更逕自將東協市場視為自家內需市場的延伸，忽視當地市場的文化差異性及經商環境發展趨勢。我們總是強調從目前台灣主力發展的五大創新產業切入，如輔導當地建置ETC電子收費、輸出智慧醫療與智慧校園等物聯網系統，或意圖利用跨境電商搭配實體通路，拓銷台灣優質平價消費商品，或者是將台灣擁有龐大新住民視為經營當地市場的「利器」，而非鼓勵企業積極認識和了解東南亞文化與在地特色。
事實上，1967年東協成立以來，在跨國企業紛紛進駐後，當地市場競爭激烈程度日益提高，即便如今台灣廠商在產品的技術、生產成本與品質尚能優於在地廠商，卻未必能力敵來自跨國企業的競爭，與中國廠商的挑戰，足見台灣南向政策由內向外的策略思維偏誤有多大。遑論如三星等重量級對手早已認知尊重當地市場及因地制宜的重要性，熟稔地利用打造品牌效應及提供適合當地社會發展與民情的在地化產品（如冰箱RT38），攫取「揪感心」做法帶來的高市占率。
第二個錯誤的發展策略，則是狹隘地解讀和看待雁行（flying geese）理論，且忽視技術以外影響產業環境變化的因子。誠然，1935年日本經濟學者赤松要（K. Akamatsu）提出的雁行理論，指出產業發展通常由技術領先的國家當領頭雁，之後當生產要素成本發生變化時，便把技術或產業自領頭雁轉移到後排雁群國，並將產品生產轉移到更落後的國家。早年亞洲市場僅有由日本領頭的雁群，之後隨著中國、韓國、印度等經濟勢力崛起，並於現今的東協形成如日本、中國、韓國、南亞等各雁行中隊。
在有為者亦若是的前提上，台灣歷任執政者多希望利用自身產業與技術優勢，打造一個南向政策的台灣雁行中隊。問題是該中隊要成功飛行，領頭雁只懂技術是不夠的，還必須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上發揮影響力才行。可惜的是，受到政治現實的影響及自視過高的框限，台灣一直無法在技術以外的面向有所突破，南向的雁行中隊遲遲未成軍，只能靠個別企業以孤雁之姿在客場中單打獨鬥，面對來自東協當地、跨國企業的市場競爭，抑或其他FTA締約國夾殺，發展成果當然不夠亮麗。
要言之，若台灣南向政策規劃不擺脫前述兩大錯誤的發展策略思維，政府單位做再多、再厚的政策論述報告，也是徒勞無功，難見政策成效。
聯合／拆門檻，救形象
2017-01-18 02:44 聯合報 聯合報黑白集
圖為國民黨中央黨部大門。 聯合報資料照片
這次國民黨熱熱鬧鬧，有五人表態要參選黨主席。但問題馬上來了：每人依規定要繳交近萬黨員連署，耗時費神又不知目的何在。已經精疲力竭的國民黨，還要把力氣浪費在這種事情上嗎？
郝龍斌率先提議取消主席選舉的連署門檻，吳敦義和詹啟賢也都跟進呼應；但他們都語帶保留，認為這次選舉「來不及」。除非這是個沒有迫切感的政黨，否則，拆掉一個爛門檻，還要等良辰吉日嗎？
根據國民黨主席選舉辦法，參選主席最大的障礙，還不是要繳三％「有效黨員」的連署，而是必須具備「中評委」或「中央委員」資歷。八十八萬黨員僅四分之一繳了費，誰知道誰是不是「有效」？而且，參選得交兩百萬元「作業費」，彷彿票是金子打的。
當初設置這些門檻，主要在防止「閒雜人等」攪和，以維持堂堂主席選舉的莊嚴。問題是，規定愈繁複，排他性就愈強，技術操作的空間就愈大，清新臉孔出頭的機會就愈小。試想，中評委及中央委員的門檻一擋，中生代及新生代幾皆被阻在門外，哪還有戲唱？也難怪，韓國瑜自嘲，他六十歲參選，竟然還是「最年輕」。
如果要展現新的民主氣象，國民黨必須先把這些自縛手腳的條條框框拆掉，除了讓深宅大院的腐氣消散，也讓黨內新生代看得到未來，更讓外界看到國民黨再生的決心。
脖子上正架著討黨產的鍘刀，國民黨若還有閒情慢慢數連署書，那真是再荒謬不過。
聯合／從預算看台灣「失竊的繁榮」
2017-01-18 02:40 聯合報 聯合報社論
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在立院進行最後的攻防。 中央社
中央政府總預算正在立院進行最後的攻防，年金改革也因有人絕食而跨入激烈抗爭階段。這兩件看似無關的事，其實彼此牽動，且互為因果。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我國經濟發展預算廿多年來節節衰退，占總預算的比重竟由兩成五跌到一成四，在六大項目中跌到第五。相對的，政府的社福支出則步步上升，從廿年前的一成五攀高到如今的兩成四，高居首位。亦即，經濟發展和社會福利的歲出比重，廿年來正好互相易位。這樣的發展，其實恰恰說明了我國年金危機的癥結所在：經濟成長的電池耗光，當然沒有能量再撐起昔日的年金承諾。
近年來，政府不斷高呼年金破產，其理由都在強調人口老化，領的人多、繳的人少，公教族群所得替代率過高，十八趴補貼吃掉太多預算云云，將責任全都歸咎軍公教退休人員。朝野政黨都避而不談的是，台灣的經濟為何停滯不前？當年樂觀看待的年金前景，為何今日無法兌現？政府廿多年來不斷揮霍、追加社福支出，為何到頭來仍無法免於淪為Ｍ型社會？
一般民眾或許以為，政府總預算猶如天文數字，不是升斗小民所能窺其究竟。但若不打開這本數字天書，你就無法明白台灣這些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為何往昔燦爛的經濟光采全都褪色到此地步。
回看一九九六年，這是全民健保開辦的次年，我國社福支出不過一千四百億元，占總預算的十五％。其後，因為政治人物的巧立名目及競相加碼，老農津貼、敬老津貼、生育津貼等各種「福利」傾巢而出，短短廿年間，社福支出增加了三千億元。以去年為例，社福支出高達四六七一億元，占總預算的廿三．九％，高居首位。其次是教科文預算四一五四億，占廿．八％；第三名是退休撫卹預算三四二四億，占十七．一％；第四名是國防預算三一○二億，占十五．五％。然後，第五名才是經濟發展預算二六七八億，跌到僅十三．四％，多麼卑微！
台灣在八○年代從全力發展經濟轉而注重環保及社會福利，當然是正確的調整：在經濟起飛的順風下，一方面兼顧環境的永續經營，一方面追求社會的公平正義，才能打造一個更均衡而穩固的社會。問題是，「社會福利」的大帽子很快就遭到政治人物濫用，每遇選舉必定有人濫開支票，對手隨即跟進加碼。惡性循環的結果，就是錢坑法案充斥，國家財政遭竭澤而漁，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則被拋在腦後。
廿年的變化，是不知不覺的「溫水煮青蛙」，大家自我感覺良好，以為台灣正向「均富」社會邁進。等到發現情勢失控，卻為時已晚，我們已來到「均貧」的懸崖邊緣。事實上，社福支出的增加如果是理性、節制地推進，就不必以犧牲經濟發展為代價，不必一窩蜂地搶發各種津貼，不必無理地詛咒或杯葛各種發展建設，經建預算就不致落到吊車尾甚至遭到漠視的地步。
這次年金改革，政府大剌剌地指責軍公教為既得利益者，必欲對他們動刀，還假惺惺地宣稱會對弱勢者手下留情。這種態度，完全缺乏自我反省，更絲毫未意識到朝野政黨在三次政黨輪替中如何聯手扼殺了台灣經濟，竊取了台灣的繁榮。事實上，今天台灣的平均薪資倒退回十六年前的水準，年輕世代陷於廿二Ｋ的窮忙境地，仔細尋思，都與政府漠視經濟發展、讓經發預算一路倒退至谷底有關。君不見，當今社會，「經濟」、「投資」、「開發」等名詞幾乎都已變成髒字眼，則經濟衰退，年金不支，是誰令致之？
台灣失竊的繁榮，正是夸夸其談的政府一手造成。民眾別以為主政者會反省，這幾天正在吵的區里長發放年終獎金、高中職畢業生先就業每月送一萬補助，都說明政府還在撒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