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辛翠玲／全球化之後──當政治風險成為企業必修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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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翠玲／全球化之後－當政治風險成為企業必修課
2023-01-10 01:03 聯合報／ 辛翠玲（作者為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教授）
台積電不惜成本前往美國、日本成立晶圓廠，算是為地緣政治風險繳了「保費」。路透
如何應對政治，對多數企業來說，乃敏感且不易的挑戰。尤其後全球化時代，企業面對的政治風險，更不可測。長期以來，台灣企業對於政治風險，或忽略、或閃避、或低調以對；直到近年，劇變的全球化大環境致使不少企業受波及之餘，也對於政治風險越來越有感。然而，政治風險是什麼？又有哪些可注意的問題？
若根據多數教科書，大凡肇因於政治矛盾、權力衝突等政治不穩定問題而影響企業經營與獲利預期者，皆可稱為政治風險。然而，實際上政治風險不僅構成各異，且因時因地而有不同：從導因於投資所在國的政經社會等問題，到大國角力，以及隨後引發的地緣政治，政治風險此一概念裡，涵蓋諸多情境。就此，按風險屬性與企業可能採取的管理操作方式，將之再區分為下列類別：
一、行政型政治風險：此類風險主要與地主國的政府治理、行政清廉度有關。常見地主國稅務、海關、工安、消防等執行層面干預外資的經營，甚至尋租式的索賄，即為此例。我國企業於後進國家投資時，不乏面臨此類政治風險的經驗；而廠商則常透過人脈經營，以抵銷其負面影響。
二、政策型政治風險：此類風險常出現於地主國政府的政策不可測、立場改變，地主國因此不履行其對外來企業的保證時。政策型風險雖未必能被精準預測，但多半有跡可循。廠商除了保持政策敏感度，模擬評估因應之外，可透過有利資訊的發布做為利基與和地主國政府互動的籌碼；另亦可及早建立利益共享群體為保護傘，例如布局在地供應鏈、往來銀行、合資廠商等以對沖風險。
三、結構型政治風險：各國皆有不可輕易觸碰的傷痕或印記。可能與其國族敘事、民族身分、歷史創傷有關，也可能與其長久的社會、階級、地域、族群分歧等有關。此類課題常連結到強烈的集體情感，屬於深層的、結構性政治問題。做為外來者，企業甚難透過操作和管理方式來應對此類風險，而需避免踩雷。一旦誤觸禁忌，即時道歉、盡力補償，以表誠意的重要性可能不下於訴諸法律、據理力爭。例如，六年多前台塑越鋼廠事件看似汙染案，實則觸及結構風險。
四、國際政治風險：此類風險或起因於地主國的外交摩擦、軍事衝突、社會動盪；或其於大國角力、地緣政治衝突中的角色地位。歷來不乏因此類風險而使企業蒙受災禍的前例：舉凡數年前中越南海主權紛爭，引爆越南排華潮而波及在越台商；俄烏戰爭後，諸多西方企業被迫退出俄羅斯；台積電在美國與我國政府政治壓力下，前往美國建廠等。形勢比人強，此時企業多半選擇順勢，消極者減少損失，保守者分散風險，積極者則力求在新局中化危機為轉機。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現實狀況裡，政治風險未必是單一類別，而可能複合多種類別屬性，此時需進一步辨識主導類別為何。第二、每一種風險類別的因應概念與重點不同。倘若類別掌握有誤，例如，錯把結構型風險視為行政型或政策型，則徒然耗損企業成本。第三、近來新的政治風險複雜度又大幅提高，特別是涉及結構型與地緣政治型風險的高度敏感海外投資案例，在掌握市場之餘，更需關注整體政治情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