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也飛在霧中…
．去梯言／梅克爾羞死了藍綠兩黨
．文化「扯」上政治 還會美麗嗎
．川普執政 不利台灣經濟
．別為去中國化 犧牲文化
．書法教育 也成為統戰？
．司改國是會議 注定失敗的開幕式
．修法重罰 對Uber的最佳方案？
去梯言／梅克爾羞死了藍綠兩黨
2016-11-23 00:22 聯合報 公孫策
德國總理梅克爾20日宣布再度出馬競選，尋求四連任。(美聯社)
德國總理梅克爾宣布將再度競選連任，她的作為真要羞死了台灣的藍綠兩大政黨。
被視為二○一七年大選風向球的今年德國地方選舉，梅克爾領導的執政黨到九月已經累積五連敗，柏林州得票率更跌落到只剩一七．五％。五月的一份民調更顯示，超過六成的德國民眾不贊成梅克爾競選連任。
如此逆風之下，梅克爾仍然宣布參選，這一點已經足以羞死那些，因為二○一四年六都選舉大敗，而不敢參選的藍軍「天王」。但梅克爾不是僅有勇氣而已，最新民調顯示，有六成德國民眾支持她競選連任，這又羞死了去年仍有執政權的國民黨執政者——梅克爾這六個月如果毫無建樹，肯定不能振衰起敝。
重點在梅克爾如何振衰起敝。這一點，國民黨想學也太晚了，可是蔡英文正應當好好學習——同是這六個月內，梅克爾由六成反對轉為六成支持，而蔡英文卻從五成滿意轉為五成不滿意。「教材」蒐集不難，因為都是最近的事情，難的是面對狀況不同，不能「依樣畫葫蘆」，必須體會其「心法」。
事實上，振衰起敝的心法並無時空隔閡，古今中外都是一致的。
中國歷史上振衰起敝的典範首推明朝張居正。在他擔任首輔之前，宦官（汪直、劉瑾）、權奸（嚴嵩）先後亂政；外患則南有倭寇、北有俺答，俺答甚至兵臨北京城下；朝廷財政窘迫，甚至一度京官的俸祿發不出白銀，官員得去庫房領實物。經過張居正改革之後，「太倉粟可支十年」；朝政則「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外患則倭寇平服、俺答封貢通市。
那麼，張居正的改革「心法」是什麼？
他擔任大學士後，上疏提出了「急務六事」：一是省議論：不空講無用之虛辭；二是振綱紀：革除「模稜兩可、委屈遷就」的習氣；三是重詔令：政令貴在能行，不可行者不發；四是覈名實：落實官員考成；五是固邦本：整飭豪強兼併、賦稅不均；六是飭武備：務求精兵實練。
容我直言，這六項套在今天台灣，以射箭為喻，確是「支支中的」。之前馬政府若能做到，肯定能力挽狂瀾；當今蔡政府若能做到，也必能振衰起敝。但是我們看見的卻是（兩黨皆同）兩手一攤，但說「前朝積弊、歷史共業」，就當作交代了。如此執政心態，乃口稱改革，已非奢談，實是妄言！
司改國是會議 注定失敗的開幕式
2016-11-23 00:22 聯合報 陳健順／地院法官（新竹市）
總統府公布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籌備委員會委員名單，犯罪被害人家屬代表即小燈泡媽媽最受矚目，不過該會由總統擔任召集人，由司法院院長擔副召集人的這項安排，以現代民主法治國家的觀點來看，有相當大的疑義。
現代民主法治國家政府機關運作的最重要原則，均為權力分立（行政、立法、司法）相互制衡，藉此達到保障人民基本權利的目的，而為使各權力之間可以真正實質發揮制衡效果，制度設計就必須使各權力之間沒有任何上下隸屬的關係，所以在權力分立的基礎下，各權力在自我的領域內也必然均被定位為是「最高」的。
依憲法原條文規定，總統係由國民大會選舉產生，其職權僅有對外代表權、統率權、宣戰媾和權、任免官員權…等少數例示權力，「大部分」行政權係由行政院行使；原行政院長須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惟依目前憲法增修條文規定，總統職權與憲法原先規定已有明顯不同，總統經由人民直接選舉及單獨任命行政院長，所取得者係國家權力分立中之「全部」行政權；而司法院長雖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但經此法定程序後，司法院長與總統間，就權力分立的地位而言，應屬平行關係，並無上下隸屬關係甚明，否則，不但與權力分立的理念有違，更有侵害審判獨立之虞。
又憲法第四十四條雖規定，總統對於院與院間之爭執，除本憲法有規定者外，得召集有關各院院長會商解決之，但有關司法改革的相關議題目前尚未發生院與院間之爭執；其次，總統係得召集各院院長會商解決，但行政院院長並未參與會議，卻由法務部長擔任委員，此明顯與憲法上開規定不同。
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第二項「並為院長、副院長之大法官，不受任期之保障」之規定，明顯與權力分立相互制衡理念及審判獨立有違，應係錯誤之立法，未來若修憲應予以修正。不過，在未修正之前，各機關應本於現代民主法治的基本理念，適度尊重司法院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其職權之行使，避免國家行政權（或立法權）凌駕在司法權之上。
而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籌備委員會由總統擔任召集人，司法院院長擔任副召集人，容易造成人民誤解，認為總統是司法院院長的頂頭上司，可以任意指揮司法，那麼該會議的終極目的—提升人民對司法的信賴，在第一步就注定是失敗的開幕式了。
修法重罰 對Uber的最佳方案？
2016-11-23 00:22 聯合報 邵慶平／台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台北市）
上周在台大法律學院國際會議廳舉行的「金融科技與法制研討會」，座無虛席，其盛況在校園內並不多見，足以看出在面對金融科技快速發展下，產官學界積極面對，努力摸索法律制度因應的熱切。相對之下，政府擬定著手修改公路法，俾便對Uber能施以空前重罰的政策，是不是努力摸索後的最佳方案，實在令人懷疑。
依據日前立委所提公路法修正草案，罰鍰金額將從「五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修改為「十萬元以上二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鍰上限一舉提高一六七倍，令人咋舌，處罰是否合乎比例原則，大有疑義。
此一針對式修法，更是對所有企業家、創業家釋放非常負面的訊息！法律風險的評估與確定對企業經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企業家最擔心的即是法律的不確定性。這意味著政府可隨時變更法律，大幅加重處罰，企業家今日尋得的商機，可能會成為明日受到重罰的罪名。在此情形下，因循守舊是最安全作法，對既得利益與體制造成衝擊的破壞性創新，絕不可能發生。
我們都知道，科技新創企業發展出來的新商業模式，可能挑戰既存法律制度，而這些挑戰很多時候促成制度的良性改變。若無Uber，我們很難期待政府會有效率地修改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推出多元化計程車方案，也很難相信主管機關會承認「政府應該痛定思痛力謀（計程車）產業提升」。就此來看，科技新創業者經常扮演制度改良過程的催化劑；一旦催化劑消失，制度的改善能否持續，顯然是個大問號。
科技新創企業的出現，正是政府再次全面體檢相關法制的契機。這樣的全面體檢，重點不應僅是微調現存法規以強化既有產業的競爭力而已，也應正視科技新創事業商業模式的獨特性，思考新的規範模式的可能。
報載，政府與Uber的溝通已近兩年，關於繳稅與保險等最重要的兩大議題，似乎一度出現共識，卻又只聞樓梯響。這中間轉折與原因為何，難以得知。此次公路法的修正究竟是拍板定案的政策，抑或是以戰逼和的策略運用，也未能確定。惟若是前者，其負面影響恐將及於包括金融科技等未來許多的科技新創企業，必須審慎評估；若是後者，只能期待談判者發揮智慧，不要弄巧成拙。
